北宋是亡于司马光吗？这个锅司马光该不该背？

寇准、韩琦、王安石、赵普、司马光谁的能力更强？

司马光能编《资治通鉴》，为什么不能给北宋皇帝出个良好策略？

王安石和司马光到底谁是错的一方呢？

“司马光砸缸”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我国小学的课本上我们肯定学过这么一篇叫做“司马光砸缸”，指的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司马光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小伙伴一不小心掉进水缸之中，别的小朋友都吓傻了，只有司马光临危不乱用一块石头打破了大水缸救了小伙伴，从这件事之中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机智。也许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司马光在小时候到底救了谁？那个孩子的身份又如何呢？其实那个获救的孩子并不是个普通人，他的家族在最辉煌的时候曾是官拜宰相，而且背后还有着相当深厚的家族势力。这个小孩有一个比较拗口的名字上官尚光，据说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对司马光的感谢而改的。据考证，上官尚光在长大以后，移居在了城西的龙堤南坡，因为心中感恩司马光当初对他的救命之恩，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亭子，名字就叫“感恩亭”。上官家族的势力在山西很大，它也属于“名门望族”之中，影响力也十分大。然而出名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上官尚光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是一个大人物，可却因为政见不被百姓接纳，也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璀璨的一笔。世人不认可他，也难怪老师从来都不说他的名字了。

而这个临危不乱的司马光小朋友在长大之后的成就更是了不得，中国历史上有一部巨著《资治通鉴》，中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言这是一部“帝王之书”，因为这部书从军事、政治、民生全方位解析历史典故并作出评价，而中国历史乃至近代历史很多名人都将《资治通鉴》视作珍宝。

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来体现司马光从小就有异于常人的冷静和聪明才智。

以前的世界观一直都是“非黑即白”，本以为上了教科书的司马光不仅是个伟大的人，定然还是个伟大的好人。

经过时间的洗礼，才发现历史从来都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比如司马光。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称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他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将王安石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领土，全部无偿送给了西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纵然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优秀著作，依然饱受争议。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给起的名字，寓意是“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此书也被誉为“帝王之书”

然而，宋神宗本人其实压根就对司马光的政见不感兴趣，他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拿这个当教科书的样子（禁毁起来倒是很起劲）。神宗父子对这部书的真实态度大概是：学习，学个屁。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进资治通鉴表》：

有人说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拿《资治通鉴》来讲，上面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却很残酷的事很多，想在轻描淡写中发现残酷，需要的是智慧。这是本遍地都是智慧的书，是想上进之人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梁启超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也有人说他的《资治通鉴》属于“明于史而昧于时，百无一用”。

为何如此评价？

因为全书对历代得失的分析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汉武的评价），缺乏战略眼光，还是传统的小农思维的一套；即便说他对历史分析是对的，也不代表对时局的分析是对的（主观情绪太多，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这些评价不能作为判断司马光是否好坏的依据，毕竟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权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但是关于司马光做的几件事，导致了他的人设饱受非议。

全面废除了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即位后宋朝年度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被地主蚕食后怨声载道，引发多次暴动反抗。在这种内外忧患、财政赤字的状态下，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想通过自己的创新来做出点成绩。

正逢王安石主张变法，试图改变这种困局，神宗二话不说，大力支持。

王安石

司马光本来和王安石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因政见不同，经常掐架（期初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

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时，司马光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王安石死后，他为了泄恨，全面推翻变法开始清算，连曾经保守派的苏轼都站出来反对司马光，利国利民的政策不能推翻，他依然一意孤行。

引发了大规模党权之争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掌握朝政大权，大力打击改革派，本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重用蔡京等一大批奸臣，导致整个朝堂乌烟瘴气，不再忧天下之忧。

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大约三十年后，公元1120年北宋爆发了方腊起义，此后起义不断，大宋再也没有复兴之象。

北宋西夏形势

主动割地西夏

司马光执政之后，怕西夏发兵引发战争，拖累北宋的经济民生，主张把宋神宗所攻占的所有西夏领土，借新帝即位改元的机会，一律主动退还给西夏（也就意味着神宗时期的成绩，全部拱手让人。）

这个举动是所有人不能理解的，即使属于“主和派”，也实属过于窝囊和搞笑。

不出所料，北宋依然挨了打，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司马光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又将神宗时期军士们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

司马光

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但可操作性较差，加之用人不当，是为政者大忌；

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没错，但整个反对派走“文死谏”的道路，也就引发了后面的党权之争。

一个天真，一个圆熟；一个想开拓，一个想守成。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个性格饱满的历史人物总是如此，孰是孰非已经难以判断了，但是在送领土给西夏和后期重用奸臣的事上，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司马光在道德和学术上都是极佳，但在政治能力上堪称一塌糊涂，或者说作为顽固的守旧派，他也不能做出什么进步的事情，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决定的。

很多人为司马光开脱，认为他只是蠢不是坏，但更可能的是他只是坏而不是蠢，他刻意的摧毁了宋国革新的火种，此后的北宋逐渐陷入均衡的党争之中（指的是新党与旧党同流合污，失去了进步性）。

只从尽弃新法一项，司马光将载入历史的耻辱簿，而北宋之亡，亡于司马光。

保守派的土壤主要也是因为革新派实在太不靠谱，清末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大家都只争利益，不在乎纲领了。

北宋的改革派很多政策今天看来确实不靠谱，但问题是，今天我们是以上帝视角在看，当时情况下，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改革派的整体初心是为了改革国家当前的财政困境，至少在努力。而那帮保守派，问他们，反正就是你不对，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客观讲这帮保守派就是尸位素餐的既得利益者。今天居然还有人挺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这些人的。

能登上那个位置的人，没有一个是智商低的。革新派，究竟是真的为了革新，还是举着革新的旗号为自己牟利呢？

以王安石进士第四的智商，应该不会预判不到他的新政后面会走偏，出现的那些情况，为什么没有调整。没有能力调整，还是不想调整？

终究还是非蠢即坏而已。

当然，我也理解，今天谈史，特别是北宋这段改革，对王安石，争论很大，我也理解这些意见，我也承认改革缺陷很大。但是有一个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当时这帮保守派全是一帮只能空口谈天下，不能做实事，也提不出高瞻远瞩政策的人，全是一帮混蛋。

北宋是亡于司马光吗？

北宋不是因为司马光灭亡的，但是北宋的灭亡和司马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一个司马光完全不能够影响宋朝的兴衰，宋朝灭亡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说司马光加快了北宋的灭亡。

北宋亡于封建王朝的通病，权利继承机制上，这里就不展开了。司马光只能说助推了一下，比如他提拔了蔡京带来了恶果，比如他早期反对的是变法弊端，但后期则全面反对，只要是王安石的就反对，私人心胸代替了大脑，把北宋文官的治国水平彻底拉低。那么北宋的权利最终交接到昏君+奸臣手里还有什么好下场呢？

司马光这个人不是一个奸臣，反而是一个忠诚，他一生中都在为北宋服务，虽然最后大家都怪司马光，但是司马光的初心是好的，他也想让北宋强大起来，只是他的方法错了而已，北宋在他的治理下不仅没有强盛起来，反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王安石也许就是那个拯救北宋的人，因为他推除了一些列改革，他的这些改革都是根据当时北宋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司马光看到这些改革也觉得对北宋有一点作用，但是这时候的司马光已经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他虽然觉得这些改革有用，但是他就是反对这样做，他还是觉得老祖宗留下的规律好一点。

不过就算是司马光不同意王安石的做法，但是很多人都觉得王安石做出的改革是一件好事，就连当时的帝王也十分认同王安石的做法，就剩下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不同意也没有用，因为帝王都已经同意了。

后来王安石因为一些事情呗罢免了，司马光就继承了王安石的位置，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王安石立下的所有条理，王安石变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不仅这样他还把当时占领敌军的领土统统还给了他们，所以才说司马光是一个罪人。

其实司马光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样做对方就会感动，就不会对他们发动战争了，但是他错了，并且是大错特错，他这样做不仅没有缓和关系，反而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宋史》倾向性非常明显，在《宋史王安石列传》的评论中，宋史编者把王安石的变法贬低的一无是处，甚至暗指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宋史编者对王安石的行政能力的指控用了“引用凶邪，排摈忠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等非常惊悚的言辞进行批判，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代表司马光，则极尽赞美，“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笔者翻阅《宋史》仔细研读司马光的传记，想看看这个光辉形象是如何诞生的。

根据《宋史司马光列传》的描述，司马光从20岁步入官场做并州判官开始，他的官职基本上都是判官，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并州通判等职务，也就是说，司马光不是做地方监察就是做学问研究，几乎没有主持过地方建设。司马光在做大理评事的时候，正好碰上了贝州农民起义，他给国防部献策，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可笑的是，他的建议书递交上去没几天，农民起义就被官军出兵镇压了，让司马光非常没面子。

司马光跟随他父亲的老朋友庞籍来到西夏边境地区工作，司马光竟然提出关闭和西夏的边境贸易和在边境修建堡垒，这两个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庞籍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结果造成西夏方面的警惕，不久即引发边境上的一次武装冲突，宋军大败，宋军将领自杀，庞籍承担了所有责任，引咎自归，还特意请求免除司马光的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司马光在中央做的时间最长的是谏官，他是通过不断给皇帝提意见有了名气，其中奠定他政治地位的是在宋仁宗立储问题上做了贡献，为宋英宗登基立下了功劳。之后司马光的主要精力就是协调太后和宋英宗的矛盾上，他在五年谏官期间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建设性意见的只有一篇《论财利疏》，司马光也看到了宋朝出现的社会矛盾，他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就是“轻徭薄赋、黜奢崇俭、蓄积与常平。”看似合理，但还是最正确的废话。

宋朝政府是历代政府最臃肿最庞大的结构，而宋朝官员的待遇也是历代最好的待遇，更有规模更大的军备开支，这些开支的支撑就是来自宋朝的高赋税。宋仁宗时期政府财政收支已经出现赤字，现在提出降低赋税，怎么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司马光是有名的崇尚节俭，但在归隐之初就能买下洛阳郊外二十亩的土地自建了闻名的独乐园。比起来海瑞，司马光也算不上两袖清风了。当宋神宗问司马光如何理政，司马光说的就是这番大道理，宋神宗说那就从黜奢崇俭开始，你来主持这个工作。司马光却回答，这个工作比较复杂，应该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您要容我慢慢来。这就是司马光，清谈可以滔滔不绝，做实事他就无能为力了。

最可怕的是司马光的主和思想，在宋英宗时期，西夏突然袭击北宋边境，边防军民多人丧生。当朝廷准备对西夏实施报复行动的时候，司马光出面坚决阻止了这次军事行动。司马光还在其后阻止了入侵北宋契丹人的征讨。司马光给出的理由是：“周边国家和善一些的时候，我们才能和他们谈细节，当他们桀骜不逊的时候，暂时就迁就他们一下。现在西夏和契丹边境闹事，都是防守边境的官员太喜欢生事，如果觉得这些官员做的好，那么其他边境官员也都纷纷生事，应该严令边防官民不得生事，谁敢违抗就治他的罪。”

等到宋哲宗上台，宣仁太后请司马光出来主持政局，司马光把王安石的改革全部废止，还公开放言：新法不除，“吾死不瞑目矣”。于是宋朝所有的法规一律恢复到宋仁宗时期，所有反王安石的官员兴高采烈，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司马光或许忘了，宋仁宗时期，他曾上书，陈述国家内部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必须进行改革了。但此时他和他的党羽又为扳倒王安石的新法，回归到宋仁宗时期的旧法而欢呼雀跃。可能司马光不知道，在这样一番折腾后，北宋的寿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

不能所北宋亡于司马光但至少埋下了祸根

在历史书籍之外老师有没有对你说过司马光的另一面呢？可以说，司马光这个人也是极有争议性的，现在很多的学者乃至老师都认为“北宋之亡，始亡于司马光”，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大了，可是小编认为司马光虽不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可是北宋之灭亡司马光本身也难逃干系，那么司马光当时做了什么事，让人们有这种争议呢？

北宋新旧党争，蔡京坐大

关于司马光的争议便是他和王安石的“新旧党争”，在北宋神宗时期，宋神宗鉴于北宋的一系列弊端比如冗兵、冗官等等一系列弊政启用王安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我们后来人的角度上来说，王安石变法有其优点，但是也有一部分缺陷，王安石本人有点过于急功近利，比如天他当时推行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等等，可是一个成熟的改革家应该要知道，变法一事不能急功近利，而是要循序渐进，就如当年商鞅变法整整用了二十年才有成就。

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一股脑的推行新政，导致变法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相反由于变法失利也引起了北宋“守旧派”的反对。

北宋新旧党争一开始的争端仅仅是因为两股势力的政治理念不同，可是随着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原来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了朋党之争，从原来的政见不同逐渐变成了排除异己。

而由于两党之间势力交错，导致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之中新政难以实施，可能今年实行新政明年就被守旧派废除，而大批的士人团体也因为这场新旧党争惨遭贬斥，比如苏轼等等。

两党之间的意气之争终究导致北宋的朝政日益败坏，法令朝令夕改难以实施，而更可怕的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宋徽宗继位之后为了消除新旧党争不得不任用蔡京为相，至此北宋历经三朝五十余载的新旧党争结束了，可是蔡京掌权直接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祸端。

北宋直接亡于宋徽宗和蔡京，间接亡于新旧党争，而新旧党争的两大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味反对新法，多年变法毁于一旦

提到新旧党争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了，的确，我们要承认王安石变法急功近利，导致变法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是增加了北宋的负担。

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弊，王安石虽然急功近利，可是他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一些理念我们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确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王安石的军制改革也的确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但是司马光由于自身所限，并未看到王安石变法带来的一些成果，相反他只是看到了弊端，更主要的是司马光是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纯粹儒生，说难听点就是“腐儒”，对于他而言，王安石的这些举动无疑是毁坏祖宗礼法的。

所以他并非因为是变法的弊端而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单纯的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用如今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了杠而杠，只要是王安石所实行的就是错的。

故而当王安石病逝，司马光主持北宋朝局之时，他将王安石变法实行的一系列新政全部废除，而王安石变法的多年心血也毁于一旦。

割让河湟之地

而对于司马光更大的争议就是司马光割让河湟之地，北宋自开国之日起，吸取到了五代十国节度使坐大的教训，故而北宋在这之后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历史上美其名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从历史的角度看，此举确实是避免了武人专政的情况，可是却导致了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前期被契丹揍，中期被西夏揍，晚期被金人揍。

而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至少在王安石变法和宋神宗正确的战略态势之下，我们看到军事上变法还是小有成就的，当时宋神宗凭借着北宋厚实的国力一步一步蚕食西夏的领土。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主导下，当时北宋名将王韶一步一步蚕食西夏的领土，依次收服了熙州、河州等五州，扩边两千余里，可以说只要假以时日，西夏的灭亡是指日可待。

然而这一切在宋神宗病逝之后就变了，当年宋神宗坚持对西夏用兵之时司马光便一直在背后唱衰，认为北宋已经是日落西山根本打不过西夏，而北宋对西夏的战国他却是视而不见；当宋神宗病逝之后他更是得寸进尺，北宋收复两千里国土的背后是北宋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可是他却将这两千余里河湟之地尽数割让给了西夏，这就导致北宋多年战果毁于一旦。

河湟之地是北宋牵制西夏极为重要的一环，宋朝占领了河湟西夏则是腹背受敌，而西夏占领了河湟则是可以直接威胁宋朝腹心深处，到时候宋朝的陇西、蜀郡一带都在西夏骑兵的攻击范围之内。

所以河湟的战略位置不可谓不突出，而且河湟一带水草丰美，宋朝缺失的战马正好可以从这弥补，可是这一切司马光通通都没看到，可以说为了反对王安石司马光几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硬生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

从这一系列举动就可以看出，司马光所作的一切都为之后北宋的灭亡埋下了很严重的祸端，故而也因此有很多人认为北宋之亡始亡于司马光，而这些是老师没有说的，在我们的教科书之中更多的只记得司马光砸缸，可是司马光的另一面却是直接加剧了北宋的衰弱。

王安石被罢免宰相后，司马光做了什么？

宋仁宗宝元元年，司马光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他是一个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人，做事用功，刻苦勤奋。对于钱财，他看得很淡薄。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只喜欢读书，故非常精通学问。但司马光不喜欢道教和佛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也不信。”

司马光一生简朴，吃的是粗菜淡饭，穿的是普通的衣服。其政治生涯并不突出，还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他是典型的封建保守派，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给了对手，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当王安石提出变法时，尽管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一定的作用，实际上却因为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也不提出有效的政策方针，甚至将他和宋朝将士用生命夺取的土地交给敌人之手。

当时北宋主要有三个敌人，分别是契丹辽国、吐蕃诸部以及西夏。辽国的威胁最大，西夏国时常侵扰边境，让边境的百姓不得安宁。对此，北宋非常头疼。宋神宗即位后，想改变宋朝羸弱的局面，也想消灭西夏。要想国家不被人欺负，国家势必要富强，军队也要强大，故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变法的提议。

宋神宗对内实行变法，对外丝毫不放松。1068年，名将王韶上书《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想法。他的提议，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想法一致，所以皇帝同意了他的主张，鼎力支持他的计划。但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封建保守派的极力阻止，他们认为北宋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向西夏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在王韶的带领下，北宋将士英勇作战，收复了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

然而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赵煦即位，王安石早已被罢免宰相一职，继任其位置的是司马光。他非常痛恨王安石，不仅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条例，还将王韶等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土地送给了西夏。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将这些领土全部送给西夏，因为害怕被天下人唾骂，但坚持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送还。

在日后的新旧党争中，司马光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导致宋朝朝堂异常混乱，皇帝任用蔡京等奸臣。所以，不少人认为北宋亡于司马光。

世界仅存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稿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书残稿。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全世界唯一手稿。

此稿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一年的史实。每段史事写开端数字或十数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为今通行本第九十二卷内容，但有很多不同。

手稿为一长卷形状，共计29行465余字，记东晋永昌元年事，残稿改动涂抹处颇多。司马文正公的字，字体较拙，笔画内敛，但字体别有一种洒脱的感觉。隐隐感觉，起笔收笔的用笔明显受颜真卿颜体影响。

此稿草拟于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致作者及其长兄司马旦书札上。据赵前讲解，当时的纸张仍然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司马光本人也尚节俭，就直接将信的内容划掉，在空白处草拟回信。同时，读者细观原稿内容即会发现，有些字会专门缺一笔，是因为要避当时皇帝的名讳。

原稿可见多位历代收藏家的印章和笔迹，从中亦可溯源这一历史珍品的时代传承脉络。清代乾隆、嘉庆、宣统帝皆有印章盖之于上，乾隆帝更是对之喜爱有加，除盖印章外，还亲自题字“司马光通鉴稿”。自宣统后，以赏赐之名，该卷流于民间。

短短四百余字就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并可与原本互为对照。最后是艺术性方面，该稿同时保留有司马光、范纯仁及多位收藏家的手迹与印章，意义重大。

司马光的书法存世的还有：《天圣帖》，纸本楷书，十七行，151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工整的小楷书。《真书宁州帖》，手札，字体方正，上海博物馆藏。

司马光为人行事都很严谨，黄庭坚谓：“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初（1038）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仁宗末（1036），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英宗时（1046-1067），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以所撰《通志》八卷进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哲宗即位，元佑初（1086）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遂废新法，恢夏旧制，是为“元佑更化”。年六十八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光所著《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光自云编此书“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宗整。此外尚著有《稽古录》、《涑水纪闻》等，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如此端劲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论书》就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黄庭坚是一代大家，最重视作品的气韵，能得到他的激赏，说明司马光的书法成就的确过人。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这样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经北宋五朝风云，司马光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至今仍然为人所称道。2019年也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司马光（1019-1086）其人，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故世称涑水先生。曾在地方任武成军推官，滑州韦城县知县。赴京后于国子监、大理寺丞、太常礼院、史馆、吏部、开封府、三司等多个部门任职。他还多次直言上书立嗣问题，深受宋仁宗、宋英宗信任。宋神宗即位后任其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离开中央。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范祖禹、刘恕等人的通力协作下，历时十九年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成《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全书编成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资治通鉴》确实凝结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资于治道，以鉴来者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1362年间历代盛衰得失的评价、“资于治道”的治国理政思想、《资治通鉴》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及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分析。

“修心之要”与“治国之要”是司马光在该书中重点提及的两个“治道之思”。所谓“修心之要”，主要指涉领导力的修炼与培养。“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说的是统治者的大仁，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所谓“明”讲的是为君者的判断决策能力，明君应当“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之后则谈“武”，这里的“武”不是武力，而是说君王应当具备刚强坚毅的人格。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归纳起来，关键在于“用人”。为君者应善于委任人才，奖赏要有信用，惩罚则必要落实。游彪以唐代李世民所践行的五则用人标准为例，为君者用人应挑选那些讲真话、能力强、有德性之人，同时应做到信而不疑且不避嫌。

《资治通鉴》并非全然是关于权术，它实则是意涵丰富，且具有普世意义的。明代王夫之层言，《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体人之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作为经典古籍，《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所体现的重政治、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以及重文明也是中华文化所内涵的核心理念。而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也处处体现出司马光的价值倾向。游在司马光看来，“正统”是不可撼动的，以南北朝为例，司马光只把南朝宋齐梁陈当作君王看待；五代十国部分同样如此，只记五代，而十国是没有本纪的，司马光的“大一统观”从中可以窥探一二。

在编纂方法上，《资治通鉴》保留了许多目前已失传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该书使用“作丛目修长篇删定成书”的“三段法”筛选史料。同时，司马光还修撰《资治通鉴考异》，反复考订史料的异同之处，汇集不同记载以及取舍的理由和根据。此外，为了便于阅读，他附编《资治通鉴目录》，纪年于上，列卷数于下，作为全书纲领。

宋代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资治通鉴》，在金元明清时期，成为经筵教育的重要内容。后世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也催生了“通鉴学”的兴盛，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