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代代有明朝特别多 为何明朝的太监都很厉害

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太监一直被视为封建政权的毒瘤。

鉴于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唯恐宦官专权，于是在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十七年，老朱专门铸造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上书十一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老朱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耻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明朝自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朝太监逐渐得势算起，一直到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皇帝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太监们熙熙攘攘，你来我往，活跃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明朝皇帝都是奇葩言过其实但却都具有鲜明特色

说起明朝的历史，有人说明朝历史就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斗争历史，皇帝如猫，文官如老鼠，猫虽厉害但只有一只，老鼠虽弱却是成群结队的，斗赢了就是嘉靖帝那般，将下面玩的是团团转，斗输了，就像万历帝那般，躲于深宫之中偷懒。

虽然这个比喻更多是调侃，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确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抗衡历史，为此皇帝抬出的亲信太监与文官集团斗的是相当激烈，诸如天启时的阉党魏忠贤大力打压东林党。

可以说明朝的政治模式大致就是皇帝高高在上，下面代表太监势力的司礼监和代表文官集团的内阁来共理国政来互相牵制，甚至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样一来皇帝居中调节，不至于大权旁落。

太监，有“三个性儿”。指“太监性儿，闺女性儿，秀才性儿”。何意？指太监喜怒无常，却又常自己感伤，有娇痴样。甚难掌握，可若了解，还对了心思，常能使太监为之卖命。揭秘中国古代后宫为什么要有太监？太监掌权大多遗臭万年也有些在历史上青史留名

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又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太监常不为常人所羡慕，更是士大夫鄙视、羞辱的对象。

太监的来源多是京城郊甸之地，象北京、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太监进宫的原因大致两种：一是好懒无事之徒，见别人当太监发迹，还有了钱，自己眼红，一刀下去，再托人进宫，满足了自己好逸恶劳的性格；二是有人想躲徭役，家中孩子又多，就挑了一个，完事后叫“净身男子”，若有机会进入禁内，除了本家免徭役，亲邻甚至都可能免徭役。可这都是少数，多数聚集起来生事。

刑余之人也是有雄性荷尔蒙的，自然有需求。及找“菜户”、拉“名下”，宛若娶妻生子。象唐明皇身边的太监高力士娶刀笔吏吕玄晤之女国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下诏不准结“菜户”，否则就要处剥皮之刑。但在宣德年间，皇帝赐予宦官陈芜两夫人，并赐他姓名王瑾，字润德。后一李姓校尉怒骂“阉人有辱宫嫔之礼”，遭皇上下令剪舌。可见此时明朝皇宫里，太监娶妻一事已经平常。有的太监不仅有妻，还有妾室。明代一些“多懒而馋”的妇人，深爱与太监交往，时日一久，感情日笃，还弃了丈夫，彻底跟了太监。晚明时期，如果宫女没有“菜户”，还会被耻笑。他们的结合，也像外边一样有没人说合。

倘若没得宫女同意，太监强行得之，此太监还会被叫做“白浪子”。《万历野获编》就载有一例老太监强占一宫女的故事，当时宫内流传诗一首：“只合龙宫食菜苔，误从鹤厂看经回。洞中枉作丹砂转，石上还翻白浪来”。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资格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取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的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绳子的两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团。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

朱元璋出身贫农，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杀权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超出森严的宫墙。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其实他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伺候人，没有任何掌控权力的机会。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宦官的权力在此时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允许宦官与外臣串通一气，甚至也不允许置办产业。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的案例作为警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做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登上皇位的时候，权力集团内部的拔河比赛又发生了形势的变化。他的子孙们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棋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都要被官僚集团牵着鼻子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哥儿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官员拔河。”由于宦官们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此达成了平衡。

宦官是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

为了给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对那些开国功臣进行了一次次的杀戮。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6年统治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和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我们把明朝比作这架天平，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却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们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自身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把太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站在这些皇帝的角度上，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儿），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官职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负责服务皇帝的生活。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可以说，司礼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权。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懒于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机。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也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来，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块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着朝政。虽然皇帝不干活，但活儿总得有人来干。于是宦官们就开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的权力格局。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不过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集团内部蔓延开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系统中占据着显官要职。他的权力此时已经达到顶点，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是当之无愧的“九千岁”。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荣辱观念、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无视官员和世俗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做出行动时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很悲惨，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整个明代真正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遭受报应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终归还是少数。

明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疯狂”的太监？

宦官作为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伴生品，一直扮演着地位低下的角色。众所周知，宦官问题，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封建政权的一个毒瘤。所以，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

自隋唐起宦官才被人称之为太监，且只有地位高的宦官才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然到了明朝，所有的宦官都被称之为太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朝宦官地位的与众不同。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最严重的三个朝代分别为东汉、唐朝和明朝，

有一位名人柏杨说过：中国总共经历过三次最黑暗的太监时代：第一次就是发生在东汉后期2世纪的太监专政;第二次是发生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的太监专政;第三次就是发生在明朝期间，从公元1435年王振开始当权一直到明王朝彻底覆灭为止。其中明朝宦官专政最是“疯狂”，与大家一起分析，明朝宦官专权的成因。

而明代的太监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太监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太监时间最久，在中国太监史上可以说是力拔头筹。尤其是，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太监更是如鱼得水，逐渐得势，一直到明思宗崇祯皇帝缢死煤山。

二百多年间，太监们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去，不断地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着的是人间的一幕幕荒诞的悲剧，甚至，后来还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的奇葩事件。那么，为何如此呢？

就是当初永乐皇帝重用太监实行特务统治而埋下的隐患。将朱元璋的组训：“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那么，永乐皇帝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是靠着勾结建文帝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之后；才里应外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不惜背叛祖训，也要拉拢宦官。当然，这种集权也有好处就是，内部瓦解的可能性下降，但是，一旦有外族入侵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无力。

朱元璋废相的后果，宦官在制度上有了专权的机会

明朝建立之后，任性的朱元璋为了皇权的集中废除了在中国运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胡惟庸及其党羽牵连三万多人为宰相制度陪葬。朱元璋下令废除宰相制度，且下令子孙后代不许再设立宰相职位，宰相的权力回归皇帝手中，皇权得到高度集中，但是朱元璋也没想到这么做的弊端。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朱元璋在八天内需要处理“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涉及公事三千三百九十一宗，平均每天都要批阅两百零八件公文，处理四百二十四件公事。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就如泰山一样压着皇帝，长期以此下来身体肯定吃不消。彼时的皇帝不得不动用作为顾问的殿阁学士来处理公事，于是就有了永乐时期产生的内阁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即代天子对奏章进行批注拟出具体意见，再送到皇帝面前提供参考，仅仅是相当于建议。

内阁产生后御书房内公文的输入与输出勉强达到了平衡，然工作量依旧庞大。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还算勤勉，但后继之君大多昏庸无能，他们既害怕臣子们坐大后“黄袍加身”，也怕如王莽之类的外戚专权，皇帝需要有人帮忙处理政务，而这最好的人选便只剩下不能黄袍加身的宦官。

内阁虽已将奏折进行批注，然奏折繁多，于是就有了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红，由此宦官便获得了“朱批权”。司礼监既管理内廷的宦官，又外涉朱、写旨，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当皇帝昏庸不对其进行约束的时候，司礼监缺乏对抗者，整个朝廷之内便无人能与之抗衡。

宦官集团成为了分权的对象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的必然结果，文官集团无法获得皇帝的信任，皇亲外戚也有专权的可能。宰相制度废除后必定会有权力的分配问题，既然将权力交予文官、外戚都有风险，那么宦官成为了皇帝的最好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宦官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群之一，他们负责着皇帝的起居生活，他们的活动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再者，宦官手里的权力亦没有被赋予法定地位，这样皇帝就可以对赋予的权力收放自如，不会有任何风险。

储君教育制度的缺陷，从心里面偏向让自己“舒服”的太监

明朝的宦官只是皇帝手里的一把刀，随时可以抽走，若皇帝昏庸无能，那么身为工具的宦官就会变成害人的利刃，明朝中后期有那么多宦官专权现象，究其原因还是皇帝昏庸，这才让宦官有了可趁之机。

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皇帝必须要经历过系统的教育，明白身为一个君主必须具备什么德行，学会管理国家的各种技能，这直接关系到皇帝掌握权力后对整个国家走向的控制。由于皇帝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学习，因而储君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太子即位之前就要学习好治国、驭下的技能。

明朝的东宫教育体制既造就了明初、中期几位高素质、有作为的君主，如明仁宗、明宣宗以及明孝宗，开创了“仁宣之治”、”弘治中兴“，却又造就了明代中期宠幸宦官王振导致自己被俘虏的明英宗，每日只顾着做木工的明熹宗。从侧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东宫的教育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明朝太子培养制度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即为出阁讲学，然而太子何时出阁讲学受皇帝的主观意识影响极大，并没有具体规定，太子无法得到合理的教育。

明代的朱厚照、朱常洛以及朱由校等人，便是因为父辈们的疏忽，使得他们出阁讲学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到登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知识十分有限，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大字不识几个的皇帝没有能力执政，也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没有身为一个皇帝所需要具备的德行，结果昏庸无能倒是不难料到。

在文盲皇帝昏庸无能的同时，文官集团便会上奏皇帝的各种错误，皇帝却听得云里雾里只知道那些文臣很烦，文官集团走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正当满朝文武批判皇帝的时候，宦官不会念叨皇帝，还会为皇帝找到“乐子”，为皇帝堵住那些文臣的嘴。文臣成为了皇帝的敌人，宦官成为了皇帝身边最亲切的朋友，这也是明朝后期鲜有文臣能战胜宦官的原因。

一无所有的太监，只剩下“疯狂”

宦官通过阉割手术进入宫中，丧失了生殖能力，以确保皇家血脉的纯洁，这也更有利于宦官一心一意服侍皇帝。然而，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古代，没有麻醉药与消炎药，阉割手术极其痛苦，给宦官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心理创伤。弗洛伊德的《精神病通论》里面有提到，“没有一个男子能够免于阉割的威胁所引起的精神上的震撼。”通过阉割手术进入皇宫的宦官们所受到肉体上的痛苦是一时的，然而心理上的折磨却是伴随一生的。

宦官进入宫中便是与外界的亲人们断绝了关系，再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学正统思想给予了宦官无法忍受的精神压迫，宦官这个特殊群体被视为异类。在皇宫中，宦官只是服侍皇族的奴才，成为了照顾皇族生活起居的工具，没能得到太多的人性关怀，永远没有翻身之地，他们只能依托于自己的“主子”生存，极度缺乏安全感。

当宦官在进行阉割手术的时候，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生殖器官，失去了繁殖后代的机会，失去了自己的尊严，而在宦官进宫之后，他们失去了家人的牵绊，失去了自己生而为人的价值，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健康，是“非正常群体”。在无限的精神压迫面前，一无所有的宦官的内心世界开始扭曲，无足轻重的宦官们不想过得战战兢兢，想要自己做主，于是变得比谁都偏执，比任何人都渴望权力。

一无所有的宦官开始“疯狂”，他们需要别的东西来补偿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将自己心中的那个漏洞填满。倘若宦官们的追求是积极向上的，那其实也可能对社会做出贡献，如郑和的七下西洋、司马迁愤而作《史记》等，然这终究是少数，更多的是像王振、魏忠贤等只想往上爬的宦官。

明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权倾朝野的“疯狂”太监呢？在制度上，皇帝表现出了对臣子的不信任，将宰相的权力收回手中后又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来运转国家这个笨重的机器，在权衡一番后，确定了宦官是对皇位威胁最小的集体，于是给予了宦官无可比拟的权力优势。在储君教育不合理的基础上，即位后没能学得足够知识的皇帝不在少数，然文臣对皇帝的昏庸却只有口诛笔伐，用大义将皇帝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而太监却迎合皇帝喜好，成为了皇帝的盟友。太监这特殊群体有着对权力的疯狂渴望，而明朝制度的不合理又让皇帝自然而然的分权给了太监，因此明朝但凡有皇帝昏庸，宦官没有得到制约，便容易发生大宦官专权乱政的事件。

为什么明朝太监权力那么大？

明代，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是有宰相的，就是保持着宋元的中书省，不久宰相胡惟庸造反，朱元璋认为是宰相职权太高，索性消除中书省，只留下中书舍人，官位七品，且不再起草招书，只负责管理与誊抄。原先在门下省的主官侍中及侍中侍郎都不设，但留着“给事中”，官位也是七品，有封驳权。尚书左右仆射也不要，但六部留着，六部各自的主官尚书也留下，朝廷给六部分别派去“给事中”，参与本部的向上提出意见的议论，其意见往往受到重视，常常使得皇帝及六部尚书都为难。

于是，皇帝之下，政府机构成了互无牵制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此外设都察院，监察全国事务，是实权机构，与六部并称为“七卿”。此外，有通政司，大理院，与前面七卿并称九卿，其中通政司专管全国奏章的上传下达，大理院专管高级案件的审理，如果不能决断，就组成三法司（大理院、都察院、刑部）会审。

明代兵制，去掉宋代枢密院，只留兵部。将与兵的设置很像唐代，设有五个大都督府，很像唐代的十六卫，这些都督平时不见兵，兵不是像唐代的府兵，而是有专门的兵户负责兵役，部队的日常管理，战前动员，是兵部的事。

这样，皇帝之下，是互相并峙的九卿，外加五个大都督，共十四人，天下一切大事由皇帝亲身处理。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毕竟个人之力有限，于是，皇帝便得设立秘书处内阁，内阁是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两阁文渊阁、东阁，四殿两阁并称内阁，内阁主员是大学士。明代起初的皇帝朱元璋、朱棣，两人都是武行出身，马上得天下，所以身体极好、性格强硬，奏章批复、诏令拟定，基本亲身而为。后来的皇帝圣体衰弱、精神萎靡，便将事务交由内阁处理，刚开始是由内阁出具意见，皇帝选择之后稍微融色，后来便直接采纳，再后来皇帝到内阁都不去了，内阁就“火”了起来，但是内阁官位只有五品，怎能处理二品尚书的事务呢？总不是将内阁的官位升为超过六部尚书（正二品）的正一品的吧？（我们这些年，几乎所有学校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特别是大学，什么副部级、正厅、副厅。大学领导以当官、上升为务，却以学术研究为次。大学不能以学术为务，社会就没有了标杆。）这不是削去丞相之后，又把相权光明正大授予内阁了吗？再说“内臣”怎能冠冕堂皇地处理国家政务、军事呢？皇帝有的是办法，让六部尚书兼内阁之职，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等，这样，内阁之权就坐实了，同时内阁学士一般都是经筵讲官，给皇帝和太子授课，如果这样的学士出任兼领尚书，那就是太师、某部尚书兼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位置既尊又亲，同时权力坐实，真是权倾朝野。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因为其实权只是某部尚书，但要过问六部九卿、五个大都督的事务，这是有矛盾的。

万历皇帝时的内阁学士张居正，以太师、内阁学士的身份兼领首辅第一宰相之职，他活着的时候，百官表面上对其变法唯唯诺诺，实际上阳奉阴违，在他死后，“清议”（百官议政，其实是缙绅集团的口舌之争）对他相当不利，百官对其极尽诋毁，不久他的家都被抄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话柄就是他无实职却行实权是僭越。后来，万历皇帝也不能违背朱元璋永久废除相职的遗诏，各缙绅集团的口舌斗争，在别的集团有拥有相权的可能时都会搬出遗诏、同时征用强大的圣人之道、礼制来争辩，力量是皇帝本人都无法违背的。万历皇帝万念俱灰之后，蛰居深宫，再也不理朝政，明代丧失了重新确立丞相职位的最后契机。

在内阁逐渐坐大的同时，司礼太监之权也膨胀起来了，由于皇帝和内阁见面减少，中间有事都由司礼太监相转，奏章批阅，皇帝就交由司礼太监，本来应该皇帝办的事，先是落到内阁手中，又慢慢落到司礼太监手中。

内阁专权、太监专权是明代政权执行的毒瘤，皇帝剃光三省长官，让九卿、大都督都集中在自己麾下，让相权、纠察权、军权之柄都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又不能合理处理，事实上也不可能合理处理，只能交由身边秘书机构内阁来处理，而后来掌权的司礼太监连秘书的资格都没有，只是个下人和奴才的身份，但却担纲了真丞相的身份，乃至超过丞相之权，是皇帝与丞相的合体。朱元璋本想要绝对集权，但其后人皇帝却逐渐把权力连本带利交给阉党，这可谓是极大的讽刺吧。

阉党专权的例子如魏忠贤、曹少卿等等，中国历史上明代阉党专权的现象最多，大清时专权者主要是军机大臣。当皇权不能合理地运行，加上经济层面兼并阶层总会出现，社会结构就会逐渐解构，历代都是如此。

明代地方，实行三司制度承宣布政使司（从元代行中书省演变而来）、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监管行政、军事、司法，“司”本来是尚书省之内六部之下的一个部门，在宋代时，升为与中书基本并列的机构，在明代又降为地方机构，单从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出宋明两代国家权力机构的紊乱。承宣布政使司又称藩司，提按察使司又称为臬司，清代时，将其称为藩台、臬台，承宣布政使之下有参政、参议等职位，提刑按察使之下设有副使、佥事等职，两司的这些附设官员外放出去，就称为分司或者监司官，清代时统称为道台，鲁迅在《故乡》一文写道杨二嫂见主人公时说道：你现在阔了，都放了道台了，就是这个意思。由布政司分出去的分司或分道称为分守道，按察使外分的称为分巡道。

在三司之下，有分司或分道，再下就是州或府，再下是县，总共四级。政权多头，乱做一片，那还有理出头绪的可能呢。但是这样的话，中央如何巡视地方呢？我们知道，汉代的地方巡察是刺史，唐代时变成地方官，唐代改为观察使巡视，后来成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宋代每路有四个监司官帅、漕、宪、仓，这是负责地方事务的，实则中央监察各地的机构，但状极模糊。明代时，监察地方的是总督、巡抚，在各地有事时来到地方，一般随带着“都御史”的头衔，我们光看这个衔，就知道皇帝对地方是多么的不放心。地方机构算全有四级之多县、州府、分司、三司。明代政权机构，地方领权的机构过多，各自归属就极混乱，又将总其成的权力交在内阁、司礼太监，实在是再不能坏了。

明代的官员的关系过于复杂，和民间地主变相勾结，是各自寻找依靠和基础的原因所致，此外，读书考取功名的监生、贡生等，还有地主、商人，相互结成一个成份复杂，关系纠缠的组织缙绅集团，他们口谈仁义道德，实质为自己的进退荣辱打算，任谁包括皇上都不能反对，但是，他们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还是有一定作用，大清经山海关占领全国之后，面对的主要是思想的反对，与之前蒙古占领宋朝疆域之后整个民间的反映是有差别的。这样，整个民间和国家政权的联系就越来越脆弱，明末李自成造反，从西安进军北京，中间穿越三省数市，几乎遇不到抵抗，只两个半月就兵临北京城下，可见明朝社会结构的松脆。

明朝为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明代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释放。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

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再三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

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

送少了还不行，会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三十三万公斤黄金、八百零五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二十万公斤黄金!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官员监控最严密的一段时期，自从洪武大帝朱元璋建国以来，便开始利用锦衣卫对全国各地的官员秘密监控。明成祖朱棣夺得天下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管控，增加设置了东厂，分支机构甚至扩散到了朝鲜半岛，东厂的权力还在锦衣卫之上，他们只服从皇帝一个人的命令，甚至可以随意捉拿臣民，从而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历史先河。

明朝为何是以太监来制衡文官集团

在古代帝制家天下的社会之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被称之为天子，但皇帝不是神，最多只是被神化的凡人罢了，所以皇帝治理偌大的天下还是需要有人协助的，诸如朝廷的文武百官，还有地方上的各种官吏。

但让皇帝全依仗这些人，很明显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其他诸如后宫、外戚、藩王、太监等或是亲近之人或是血缘亲近之人，就是皇帝治理天下所用之人的另一个选择了，毕竟自己人用起来肯定比用其他人放心。

但这些存在往往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帮助皇帝平衡朝局，反之用不好了对于皇权就是很大的威胁，诸如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之手、东汉的宦官十常侍、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武将藩镇之乱还有宦官随意废杀皇帝等等。

正因为有着这些前车之鉴，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以后，通过制度上制定的治国模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朝廷内部是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武将和文官互相平衡，甚至武将地位更高，而藩王外封，拥有三护卫等兵权，可以供卫中央朝廷，形成遥相呼应之势。

可以说明太祖朱元璋在传统的文武百官之外，选择的是藩王势力来辅佐皇帝稳固江山，其他存在则是被限制的死死的。

诸如太监，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朱元璋还特意造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牌，立于宫门口，上铸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而后宫之中的后、妃，除了开国初期与功臣联过姻以外，之后天子和亲王只准娶平民之女，形成了“后妃多出民间”的现象。

还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跟防止太监乱政立的铁牌一般。

同时后、妃多是出自平民之家，其家族成员朝廷一般只是给予有职无权的锦衣卫虚职。

这样一来，后宫干政不得，外戚更是翻不了天。

那么为何到了后世会成为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皇帝不得不抬出太监来压制，形成内阁与司礼监共理国政之事呢？

其实原因还在于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的制度变化。

明成祖朱棣这个人想必大家都知道，本是明朝燕藩，却起了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使帝系转移到自己一脉。

朱棣的造反成功，意味着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藩王协助皇帝，供卫中央朝廷的政治模式失败，因此朱棣害怕这种失败模式下再出现效仿他造反的藩王，因此朱棣开始改变这一模式。

朱棣的方法很高明，藩王制度毕竟是父亲朱元璋留下的祖制，自己本身造反上位就被很多人所不齿，如果再废除藩王制，那么更是得不偿失。

因此朱棣对于藩王制度进行大改，通过各种师出有名的理由，将当时拥有兵权的十三个藩王中的六个藩王削去三护卫兵权，到了仁宣时期，进一步将其他藩王兵权剥夺，从此藩王没有了兵权，成为了被圈养的高级动物。

藩王没有兵权，成为被圈养的高级动物，就起不到供卫皇权的正面作用，于是朱棣开始扶持另一个势力，那便是太监。

在朱棣时期，太监势力开始抬头，朱棣设置了由司礼监东厂，同时复活了明太祖朱元璋废除的锦衣卫，东厂太监的权势很大，到了后来甚至都可以操纵锦衣卫。

太监还开始染指兵权，永乐八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马靖看似是巡视，但其职权如同镇守；从此这种镇守太监到了仁宣时期开始在全国大范围普及，究其原因是因为皇帝害怕武将作乱，所以让太监去分兵权，是以太监的兵权越来越大，到了英宗、代宗时，太监甚至提督京营，拥有京城三大营的兵权。

明成祖时期的文官地位也有所上升。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自己独揽大权，但工作量也随之加大，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批600多件奏章，因此朱元璋设置了名为大学士的私人秘书以减轻负担。

到了明成祖朱棣上位以后，选解缙等7人入值文渊阁，备顾问，参机要，标志着内阁正式成立，内阁即指文渊阁。

当然这些大学士并没有日后内阁的权力，他们虽然可以公开参与政务，但并没有政务裁决权，只是替皇帝出谋划策，再干一些抄写机要的工作，属于是皇帝的智囊团，大权依旧在朱棣之手，但相对来说文官的地位随着内阁成立还是上升了。

当然除去太监和文官，还有一股势力不容小觑，那便是武将。

明朝在太祖、成祖时期，其实武将还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甚至地位比文官明显要高。

主要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是以武功开国的，当然是重武将轻文臣，像《大明律》中就规定“文臣不得封侯”。而成祖朱棣起靖难之役，同样是依靠武将才成功的，所以自然延续了太祖重武将轻文官的政策。

一般同样的官职，武将的官职含金量更高，诸如朱棣要加恩平安南有功的英国公张辅，因此将张辅弟弟张信的官职由侍郎改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加恩由文职改为武职，充分说明了当时武将地位之高。

在地方上，像每年冬至和元旦等节日庆典，文武官员集在一起时，一般都是武将居于班首。

这样一来，明成祖朱棣对于藩王制度的大改，从而短暂的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那便是地位依旧很高的武将、地位有所上升的文官、新兴的太监势力；这三方互相牵制，皇帝居中调节，独揽大权，也是很好。

但明成祖朱棣以后，武将地位一落千丈，使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

武将地位为什么会一落千丈呢？

以大历史来看，随着明朝历经开国初期的各种战乱，国家已经进入承平之世，这时期治天下比打天下更重要，偃武修文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武将地位自然一落千丈。

以细节历史来看，朱棣在位后期，虽然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弟弟汉王朱高煦因为战功赫赫，拥有很多武将支持，一度威胁到他的储君之位。

所以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以后，因为当年支持他的多是文官，所以文官地位再次水涨船高，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明仁宗和儿子明宣宗在位时期，内阁大臣可以晋封师保、兼带尚书衔，官阶从五品升至三品，又从三品升到三孤的从一品，其权力是越来越大。

而武将在太祖、成祖时期，对于国家的军政之事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没有支持明仁宗朱高炽，站队错误，所以明仁宗继位以后，武将对于军国家大事的决策，基本上是不能过问的。

同时明仁宗在父亲朱棣派太监分武将兵权的基础之上，又正式设置了受备太监和镇受太监，以分武将之权，又使文臣参赞军务，以牵制武将，避免武将拥兵自重，明朝开始形成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

仁宣时期形成的重文轻武政治格局，使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地位水涨船高，虽然这是皇帝信任和重用文官所导致的局面，但皇帝治理国家，不可能对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条件的相信，所以明宣宗为了避免文官集团将来势大，威胁后世皇帝统治，因此开始扶持太监。

随着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明宣宗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无视了明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还起用了太监代行批红权。

什么是批红权呢？

当时内阁大臣可以将自己对于政务的处理意见，写在纸条上呈交给皇帝，这个也就是后来正统年间形成的票拟制度。

皇帝同意了内阁大臣的意见，用红笔批示了，这个意见才可以实施；皇帝将这个批红权交给太监代行，很明显是扶持太监，来对抗内阁。

同时明宣宗为了使太监可以更好的帮皇帝处理政务，设立了内书堂来教太监读书识字，是“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

这样一来，明朝正式形成了太监势力的司礼监和文官集团的内阁两个并列机构来辅佐皇权运行的局面，也就是明朝独特的监、阁共理国政的局面，而皇帝居中调节，从而大权独揽。奠定了之后明朝二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最后总结来说，明朝的政治模式历经三个时期：一、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制独揽大权，朝廷重武轻文，对外有藩王拱卫皇室。二、明成祖朱棣废藩王兵权，相应抬高文官地位，再大力扶持太监势力，加上地位很高的武将，形成三足鼎立三方互相牵制之势。三、仁宣二帝时期，武将被打压地位一落千丈，文官地位水涨船高，太监权力进一步加强，最终形成司礼监和内阁互相牵制，皇帝居中大权独揽的局势。

当然明朝皇帝抬出太监势力来打压牵制文官集团，虽然不至于大权旁落，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到了晚明，文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东林党这种朋党，晚明的党争也是加速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而且太监是身体不全之人，往往多是心理变态之人，贤能太监寥寥无几，那些祸国殃民的太监却是多不胜数，皇帝起用他们打压文官集团，他们往往靠的不是权谋之术，而是打打杀杀，甚至是肆意加害官员。

而且太监在地方上更是为非作歹，诸如万历帝时期的矿税太监，在地方鱼肉百姓，激起很多民变，使明庭人心涣散，因此虽然太监的存在，是皇帝抗衡文官集团的一张好牌，使皇帝不至于大权旁落，但负面影响无疑很大，说是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速度也不过分，以这点来看，明朝皇帝起用太监，还是弊大于利的。

明朝皇帝为什么都喜欢重用太监？

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宦官干政甚至专政的情况，最著名的便是汉朝末期与明朝时期。如果说，汉朝末期的“十常侍之乱”只是一次偶然事件，那么，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宦官乱政现象，便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奇观。当然，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

历史上许多朝代的灭亡，大多是源于内部政治的腐败，归根结底，还是朝中大臣权力过重，甚至，对皇权产生了威胁。而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后，显然是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极度小心的控制着大臣们手中的权力，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将权力下放于身边的宦官。

尽管如此，仍然不可避免皇权受到威胁的可能，但是，宦官权力过大总胜过权臣的出现，至少，宦官不会像权臣一样在死后将权力传承给下一代。不管宦官生前掌握着多么庞大的权力，死后他们的所有权力都会归还给皇帝，出于这样的考虑，明太祖才会允许宦官干政这一现象的出现。

显然，明太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为了更好地控制手中的权力，朱元璋不惜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监视百官，使得锦衣卫由此而生。可以说，锦衣卫作为一个专门负责刺探官员隐私、监察官员行为的机构，早期在朱元璋的心中自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锦衣卫建立之初并非由宦官组成，但是，此时已经有了宦官插手其中。到了明成祖时期，宦官地位更是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便是“郑和下西洋”。不管是航队的带队领导郑和，还是副官王景弘，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宦官。

另外，宦官有时也被作为统治者打压政敌的一种工具。

据说，当时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除了彰显国力以外，最主要的便是寻找遗失流离海外的建文帝。建文帝原本为明太祖之孙，其父亲在明太祖时期被立为太子，由于父亲早逝，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便落到朱允炆（后来的建文帝）身上。

建文帝登基后，他的叔叔朱棣等藩王便成了最大的威胁。而恰巧，这时候的建文帝又着手于削藩行动，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朱棣造反的决心，更是给了他一个起兵的最好借口清君侧。在靖难之役后，朱棣不仅打败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还占领了首都南京自己称帝了。

尽管，自己成功登上皇位，但是，建文帝却在最终战役中不知所踪，而这，便成为了朱棣的一块心病。以至于，朱棣成为明成祖之后，仍然执着于想要除掉建文帝。而郑和等人被皇帝任命如此重任，也足以看出宦官在这时期的突出地位。

除此之外，明成祖对宦官的重用，也存在着一定的报恩因素。

据说，朱棣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因此，夺权成功之后，朱棣才会将宦官视为自己的心腹。而宦官也不再仅限于服务内宫，除了像郑和那样出使外国以外，宦官还掌握物资采办、地方征税、监督军队等许多权力，甚至，还可以担负镇守疆土的重任。

而宦官能够读书学字，也是其得势受宠的另外一大突出体现。

历朝历代对于宦官识字的权力，都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到了明宣宗时代，不仅完全打破了这一传统规则，还专门开办了一个为太监服务的学习机构，令大学士负责教习任务。

明朝时期，有一种叫做殿阁大学士的官员，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内阁制度，主要负责帮助皇帝决策各大朝廷事务。通过一种名为票拟的类似奏折的文件呈递给皇上，再由皇帝用红笔对票拟进行修改，称作“批红”。到了明朝中后期，许多皇帝为了方便（偷懒），常常令身边的司礼监太监按照自己的意思写批红，甚至，发展到后期直接让对方全程负责。

这种情况的出现，太监能够识字便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前朝之所以对宦官识字做出诸多限制，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明朝却将这一传统打破，也可以看出宦官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与权臣最大的区别在于，宦官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皇帝。不管宦官的势力多么庞大，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其手中的所有权力都会随之被收回。

而宦官，作为皇帝打压朝中大臣的一种工具，自然会与大臣们结下许多仇怨，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失势的宦官便会遭到所有大臣（尤其是文臣）的轮番攻击。

正因如此，宦官才更要加倍讨好皇帝，并且，有许多得势的宦官，大多都是趁着皇帝年幼不明事理，借着对方的宠信而把持朝政，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英宗。

明英宗继承皇位的时候只有九岁，当时朝中大权都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和权臣三杨手中。许多人对年幼的明英宗表面上恭恭敬敬，但是，背后却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这一度给明英宗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后来，张氏和三杨先后逝世，朝中权力逐渐回归到明英宗手中。

而这时，太监王振趁机对明英宗示好，不仅得到了明英宗的极度宠爱，还趁此机会掌握了皇帝的印信，得到了替皇帝整理奏章的权力，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在一次宫殿初成，百官宴会的时候，宦官王振按照明朝规定不能赴宴，但是，明英宗却因为王振的缺席感到十分不适，非常想念对方。

于是，他便派人去王振家中对其慰问。当时，王振也正因为不能赴宴而恼火，一见到来人便生气地说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心尽力地辅佐皇上，难道还不能去宴会上坐一坐吗？”明英宗听到王振的回复，心里愈发觉得对方委屈，便不顾规定将对方请来赴宴。

大臣们看到王振的到来，对他愈加恐惧，而王振也因此变得更加专政。

当然，宦官当中也不乏有许多精明之辈，他们除了皇帝这个最大的靠山以外，还会给自己另外寻找其它的强援。

朝中大臣是宦官天生的死对头，自然不在考虑的范围内，那么，剩下的人里面，后宫妃子便是最好的人选。历来，皇帝大都性情多变，宦官们自然不放心将全部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这样一位不稳定的角色手中。而后宫妃子作为除了宦官以外与皇帝接触最多的一类人，对皇帝的影响自然很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妃子与宦官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两者权力都是来自于皇帝，又都能够对皇帝产生很大影响，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稳固自己的地位。如此一来，双方合作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在明宪宗时期的宦官韦兴、梁芳便是如此。

当时，明宪宗极度宠爱万贵妃，甚至为了她不顾群臣阻拦废掉了欺负她的皇后。尽管受到了如此宠爱，但是，万贵妃却常常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之后会遭到明宪宗的厌弃。为此，她不惜拉拢宦官韦兴、梁芳作为自己的援手。

后来，万贵妃在两位宦官的帮助下祸乱宫廷，而她的三位兄弟更是与韦、梁二人相互勾结，几乎将整个明朝的国库挥霍殆尽。当明宪宗得知此事之后，亲自前去国库视察，发现情况果然如大臣所说的那样。然而，由于明宪宗对万贵妃实在太过溺爱，竟任由对方挥霍国库却不加惩戒。

之后，韦、梁二人见此事不了了之，行事便更加肆无忌惮。

总的来说，明朝宦官弄权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归根结底，还是皇帝对其的信任和放纵，才导致宦官这一原本作为平衡朝中势力的工具，最终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才导致明朝后期的政治如此腐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宦官的崛起正是明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为何无宦官专政？

四大宦官的背后，无数眼睛和匕首在盯着他

明朝的嘉靖、万历，以及武宗、熹宗等皇帝，或者二三十年不上朝，或者不务正业。但明朝的统治却很稳固，基本没有权臣当道、后宫外戚专权，就是宦官专政也没有。皇帝想要抓谁、杀谁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为什么？一靠特务统治，二靠官僚机构庞大，三掌握军权。最根本的就是特务统治。

朱元璋时期主要靠自己绝对掌控军权，可以任意杀害甚至屠戮功臣、文武。朱棣之后的皇帝们则主要依靠锦衣卫和东厂来控制天下。

明朝皇权之大叹为观止

锦衣卫早主要是功勋后人的皇帝近军，朱元璋时期就存在。东厂则创立于朱棣时期，主要是永乐大帝觉着锦衣卫尾大不掉，因此，建了个东厂去监督锦衣卫。后来还有西厂（明宪宗设立）、内行厂（明武宗设立），但因为西厂和内行厂存在的时间不长，特别是内行厂不到五年。所以，对于明朝的“特务统治”影响不太大。主要指的就是锦衣卫和东厂。

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制衡、监控或镇压文臣。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为所欲为终于出现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权宦：王振、汪直、刘锦、魏忠贤。

但皇帝对四大权宦却非常容易地就可以铲除。例如魏忠贤、刘锦说杀也就杀了。在没杀他们之前，他们的权势有多大。内阁阁臣说倒就倒、大臣说抓就抓，还没人敢于反抗。为什么？他们不怕宦官，怕的是宦官背后的皇帝。

由此就可以看出，宦官只是皇帝的工具。他们那样做是受了皇帝的指派，他们几乎都是皇帝的亲信，像四大权宦中唯一没有被打倒的王振，明英宗到死都说王振是好人、是忠臣。汪直是唯一一个落善终的人，但皇帝最终把他贬到南京去养老了。而且汪直的做法儿也受到了当时儒臣的某些支持，他主要针对的是官僚主义，只不过方式狠了些，在儒家思维统治的宪宗时代难以长久。所以，皇帝将其贬出。文臣们也就没有太多的穷追猛打。

宦官之后，还有更多大宦官想推翻宦官之首

另一方面，宦官们受皇帝信任后会不会有“控制皇帝之心”呢？当然有的。但问题是，宦官、太监、阉人这个集团太大，皇帝不可能宠信一个人，比四大宦官权力小不了多少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刘锦时期的“太子八虎”，最终刘锦败亡，也主要是“八虎”中的其他人对刘锦也下手了。

所以，盘根错节的权力布局分配、注定没有一个太监可以一言九鼎，都有制衡的力量。再加上皇宫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宦官之首背后有多少人准备着拔刀子谁也说不清。由此，王振根本没有能力完全控制朝政。

再如王振时期同样有“宦官二把手”。金英。

金英和王振是两类人，一类主张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王振，他追求的是昙花的绚烂。作为明朝第一位可以掌控内阁、宦官权力的大太监，王振受到绝大部分人关注。

金英则是安安稳稳度过一生。

王振与金英的不同道路

金英生于1394年，本是安南人，也就是今天越南中北部一个政权。自古阉人无外乎战败敌人的后人、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后人、穷人三类。最悲惨的就是前者，作为青少年，他们尚不知为何成为敌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父兄打败了战争。金英就属于这种人，王振则属于穷人一类。因为家中贫穷，为了全家的生存，他作为工具一般“卖”给了朝廷。

王振选择了一条激进之路，金英则较为安稳。王振是一座喷发的火山，在自己获得发泄的时候，也让众人避让。金英的心态很稳，这可能与其经历有关。他是外国人没有根基，阉人生活中是更多的冷血斗争。王振则比较幸运，少年受到朱棣喜欢，之后又陪着太子游玩。生活得比较顺。

金英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显得不张扬、不让世人生气。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意图和和气气。他也愿做皇帝的花朵，去满足皇帝的百种意图。

金英比王振更早受到皇帝喜爱

永乐大帝末年时，金英已经升任为司礼监右监丞。王振则在朱棣命令下，以少年儿童身份跟随翰林院的高迁去学习文化知识。有人说，王振是当了儒生后自阉入宫，这种说法明朝人早就否定了，而且王振也不承认。他说自己自幼入宫。

宣德七年（1432），朱瞻基就赐金英免死诏书，将其升任为司礼监太监。而此时的王振则陪着小朱祁镇过着快乐的太子生涯。这一时期，金英是作为太监中的老大的。

王振和英宗的关系，注定使王振成为宦官之首。对于这一点，金英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反抗。即使在受到欺负时，他也选择忍气吞声。但报应来得很快。

金英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历史的功绩是很大的，他和于谦、兴安都曾经斥责过“南逃”的观点，甚至说过谁敢再说定杀不饶这样的狠话。同时，在为政中也对一些不好的现象进行过打击。当然，宦官们的普遍现象贪腐、为害乡间等问题也是有的。

总体上，金英在代宗时期再次成为宦官之首，和兴安（也是安南人）一同成为代宗倚重的大太监。虽然，金英被文臣弹劾罢职前往南京任留守太监，也算是安稳、幸福的度过了一生。又有老婆、又有嗣子金福满，也算是比较圆满了。

从知名度上讲，他不如王振；从幸福度、美誉度上，他远远高于王振；在权力掌控上，他并不见得不如王振。只是他有忍耐力，不随意与王振抗衡而已。

明朝的著名太监十大太监排名，魏忠贤仅第三

由于宦官必须要依附皇帝的权威才能生存，所以很容易取得天子的信任。明宪宗时期，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和限制东厂的权力，便增设了西厂，此时太监汪直担任西厂的提督，后因反对的人太多而被迫撤销，汪直失宠后被东厂提督尚铭等人弹劾，贬往南京，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整个明朝三百年统治期间，出现的弄权宦官数不胜数，但能得到善终的却是凤毛麟角。

明朝最有名的就是党争和宦官，党争就是东林党与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之间的斗争，最终动摇国本，导致明朝元气大伤，最终酿成灭国之祸；太监专政就更不用说了，明朝的大太监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与东汉并列，来看看明朝历史上十大有名的太监都有谁吧：

TOP、10曹化淳（1589年-1662年）

曹化淳，字如，号止虚子，汉族，天津市武清县王庆坨镇人。曹化淳诗文书画，样样精通，深受司礼太监王安赏识，倚为亲信；奈何后来王安被魏忠贤害死后，曹化淳也受到了牵连，被逐出北京，发配到留都南京待罪。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曹化淳极受崇祯皇帝宠信，负责处理魏忠贤时的冤案，平反昭雪两千余件。

因办事得力，深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和倚重。至崇祯四年，曹化淳在宫中的地位已相当显赫。崇祯十一年，任司礼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总提督京营戎政的曹化淳因病乞准告假，向崇祯帝连上三疏。清兵入关之时，曹化淳因年老力衰已离宫六年，顺治移驾北京后，曹化淳赴都上疏，请妥善处理怀宗帝后陵寝。经恩准，委内官监冉肇总理其事。

曹化淳与东林交好且为人忠厚，并没有其他恶迹，竟然也遭到文人的污蔑，蒙“开城纵贼”之冤。“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使不真。”他终于体会到了文人的无耻，感受到了被他排斥的魏忠贤的无奈。

大清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在昆明杀了永历皇帝朱由榔，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四十七年的朱明王朝正式灭亡。

同年，郑成功迫于抗清压力，从厦门挥军台湾，荷兰人撤退，台湾被收复。

同年，曹化淳逝世，临死前写了一首叫《忽赌南来野记内有捏诬感怀》诗，原文如下：

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

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TOP、9王安（1592-1621）

王安，汉族，河北省雄县人。王安最早隶属于宦官冯保名下，后来王安由陈矩推荐给皇帝，受命为皇长子伴读。当时郑贵妃图谋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所以经常使人搜集皇长子的过失。然而皇长子在王安周旋保护下，使得郑贵妃一无所获。

明光宗即位后，王安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王安采用门客中书舍人汪文言的意见，劝皇帝实行各种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措施，发帑金接济边费，起用忠直的大臣邹元标、王德完等，朝廷内外都异口同声的称赞他品德好。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都很尊重他。

但是王安做梦都没想到，会被看中的小太监魏忠贤给坑了，魏忠贤联合客氏将万安给谋害了；本来魏忠贤对这个曾经多次提拔自己的恩人不忍下手，但是最毒妇人心，在客氏的劝说下，魏忠贤还是狠下心将王安一贬再贬后杀害。

直至明思宗崇祯帝即位后，赐给王安祠堂的匾额为“昭忠”。

TOP、8陈矩

1547年，陈矩入宫，当时才九岁。1550年，俺答率兵在边境抢掠，逼近京师，太监高忠全副武装参与防守，立下功劳。陈矩十分敬佩，所以立志要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从此经常留心有关政治、经济的事。

1605年，陈矩以掌东厂兼掌司礼监印，集纠政、监察大权于一身，这在明代宦官中也是少有的。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力图救正时弊缺失。当时矿税使流毒天下，民不堪命，许多廷臣先后疏谏，神宗都给予重惩。当大学士沈鲤进谏时，陈矩支持他，亦帮助进言，于是矿税在不久后得到停止。

陈矩身材不魁梧，比较瘦弱，声音嘶哑，但是白耳黑齿，双目炯炯有神，对人谦和，没有声色俱厉，不过，当处大事，决大疑，羽翼忠良，保全君德的时候，都很有决断，敢于担当。他衣食方面自奉甚薄，暇时喜欢弹琴、吟诵诗歌，收集古董书画。他掌管东厂这段时间，是东厂抓捕人最少，京师秩序最平稳的一段。

陈矩集纠政、监察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得在宦官云集的明朝也少有，但陈矩只守着“祖宗法度，圣贤道理”八个字，廉洁安静，不扰官不害民，从不滥用权力，仅是力图救正时弊缺失，被人称之为“佛”。

TOP、7王振（？-1449）大明王朝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太监

不过明朝时期最祸国的太监应该是王振，王振不但勾结内外官僚作威作福，甚至在瓦剌大军入侵之后，还鼓动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导致土木堡之变，让明英宗做了俘虏，而王振也被明朝将领樊忠锤杀身亡。

王振，汉族，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满腹经纶，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狡黠”、是明朝第一代专权太监，王振善于伺察人意。

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即位后，掌司礼监，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皇帝以重典治理。

一代名相于谦，因为进京朝拜皇帝时没有给王振送礼，便被王振罗织罪名，关进了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死罪。并向外宣称，抓捕于谦是个误会。要怪就怪于谦的名字起的不好，偏偏跟得罪自己的一个屌丝同名同姓。

1442年，太皇太后死，王振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逐杀正直官员。英宗称他为先生，公卿大臣呼他翁父，争相攀附。

1449年（正统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大军进攻大同。王振鼓动帝亲征，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兵追至，全军20万覆没，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被正统的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砸碎了脑袋，终于落了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王振弄权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是表面上这一点，因为英宗的被俘，致使明朝的武将世家一蹶不振，强大的军事武装集团也慢慢地走向了土崩瓦解，否则又怎么会有明末无将可用的囧态！

TOP、6王承恩一个受到清朝皇帝称赞的明朝太监

王承恩(?-1644年)，汉族，河北邢台市邢台县人。王承恩是曹化淳的亲信，累官司礼秉笔太监。后来曹化淳因年老离宫养老去了，留下王承恩辅佐崇祯皇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陪伴在崇祯皇帝身边的仅有王承恩一人。

原本崇祯皇帝是要王承恩逃命去，但是王承恩不肯；三月十九日早上，崇祯皇帝朱由检先吊死在煤山山腰寿皇亭附近的歪斜的老槐树上；而王承恩随后也吊死在旁边的海棠树上，死后也要侍奉崇祯皇帝。

与刘瑾、魏忠贤相比，王承恩的殉葬光辉得多。在一个朝代即将覆亡、几十万人“解甲”的时候能够护佑君主，不畏强敌，这表现了强烈的忠贞性格。于是他的死充满了悲壮的意义。

中午，李自成进入皇宫，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意思是说出崇祯皇帝下落的人赏赐黄金万两，封为伯爵。藏匿崇祯皇帝的人将会被灭九族。

三月二十一日，在树上吊了三天的崇祯和王承恩尸体才被发现，被停放在东华门外，装入柳木棺内。李自成命令于四月四日埋葬崇祯。并将王承恩附葬陵侧。

南明弘光帝听说后，赐谥王承恩“忠愍”。清朝打着“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旗号入主中原。开国皇帝顺治在为崇祯皇帝发丧的同时为王承恩修墓立碑“贞臣为主，捐躯以从”。并将他葬在崇祯皇帝思陵门外，让他“守护”皇陵。康熙帝也曾在思陵附近为王承恩竖碑立传。

TOP、5冯保(1543-1583年)一个文艺范、有逼格的“太监政治家”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汉族，河北衡水市人。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万历皇帝即位，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穆宗驾崩时成为顾命大臣。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冯保则是明朝时期最有建树的一名太监，个人认为他所作出的成绩，比郑和要高得多。

张居正固然有大才，但之所以能被委任内阁首辅，施展政治报负，是因为有冯保的全力支持。他是张居正的铁杆盟友，也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冯保贪财好货，广收贿赂，张居正也曾送给他不少宝物。冯保后来又花费巨款，给自己建造了生祠，张居正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对他歌颂不已。

虽然冯保骄横，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冯保不开口，谁也不敢执行。但冯保也常常做一些识大体的事。如内阁产白莲花、翰林院有双白燕，张居正弄来给皇帝赏玩，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使皇帝贪玩。”又能约束其子弟，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京中百姓也觉得冯保此人不错。

冯保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在司礼监任上刻了许多书，如《启蒙集》、《帝鉴图说》、《四书》、《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经书音释》等，直至崇祯年间，还在宫中流传。冯保的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并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万历四年五月，冯保会同三法司进行全国“大热审”，平反昭雪了许多冤狱。

张居正评价冯保说：“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听为“大写字”而不名。”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冯保缺乏政治上的盟友，后因明神宗对他的忌恨而被放逐南京，并因病而死，家产亦被抄收。

TOP、4汪直（？-1487）明朝第一个掌管皇城禁军的太监

汪直是大藤峡叛乱中瑶民后代，广西大藤峡人。1467年以幼童身份被俘进宫。最初在昭德宫侍奉万贵妃，后升任御马监太监。1476年，有黑眚出现在宫中，妖人李子龙用巫术勾结太监韦舍私自进入大内，事发后被诛杀。

明宪宗心中很讨厌这件事，急于想了解外面的事情。汪直为人狡猾聪明，明宪宗于是令他改换服装，带一两名校尉秘密出去侦察。人们都不知道，只有都御史王越与他相交甚欢。汪直将所见所闻，全部报告明宪宗，明宪宗大悦。

1477年，明宪宗建立西厂，由汪直统领，钦定校尉人数多于东厂一倍。后来汪直借明宪宗的宠信和西厂的权势，大力打压异己，1479年，汪直偏信辽东巡抚陈钺言，下兵部侍郎马文升于锦衣卫狱，后谪戍重庆，至此汪直威势倾天下。

因监军辽东有功，总领京兵精锐“十二团营”。开明代禁军掌于内臣之先河。后因久镇辽东，与宪宗逐渐疏远，失去宠信，被东厂提督尚铭等人弹劾，贬往南京。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TOP、3魏忠贤（1568年-1627年）一个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太监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字完吾，汉族，河北肃宁人。深受明熹宗的信任，在他把持朝政的期间，不断地排除异己，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宦官专权的时期，直到崇祯皇帝继位之后，魏忠贤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为明朝的灭亡拉开了序幕。

魏忠贤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魏忠贤经常和一群恶少年赌博，有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便恨而自宫，改姓名叫李进忠，又是一个自宫的死太监，跟王振很像。如果说王振是岳不群的话，那么这魏忠贤便是林平之。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谣传因此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后来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

魏忠贤自万历年间被选入宫，隶属于太监孙暹，靠巴结他进入了甲字库。他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巴结上了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就善待他。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服侍魏朝，这就是所谓的对食关系，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客氏于是冷遇魏朝而喜爱魏忠贤，两人结成了很深的关系。

后来魏忠贤联合对食客氏先是除掉王安，掌握宫廷权力，后又不断利用对皇帝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在外的影响力；后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发生，整个朝廷如同在打官司。因为魏忠贤党羽与东林党相对抗，于是众人便把魏忠贤党视为邪党。

大权在握后，魏阉在宫中树党揽权，排挤不依附的宦官，逼迫妃嫔，甚至诬陷皇后和正直的大臣，排除异己，专断国政。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以致于世人“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其时，有很多不要脸的读书人建议为宦官魏忠贤修生祠。一代名将袁崇焕为魏忠贤建生祠名列第七。袁崇焕曾两次写信给魏忠贤请立生祠。他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袁崇焕跟魏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道：“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魏忠贤听说后，就上吊自杀了，其余党亦被崇祯皇帝肃清。

TOP、2刘瑾(1451-1510)时人称他为'立皇帝'

刘瑾本姓谈，因为依附一位刘姓宦官入宫当宦官，改姓刘。汉族，陕西兴平人。弘治年间犯了罪，依法当被处死，后得赦免，其后得以在东宫侍奉武宗。数次升迁，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

掌权后趁机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为“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他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伏诛，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恶贯满盈的明朝太监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分三天割完，行刑完毕，割下的小肉块被受过其害的人家抢着买下吃掉，一文钱一块肉。

刘瑾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史载，刘瑾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发，还是颇为慎重的。用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瑾变法”。

TOP、1郑和(1371年-1433年)著名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本来是道衍和尚的徒弟，原名马三保。正史仅载郑和为云南昆阳人，并无其他生平事迹传世。郑和出生于洪武四年，十岁时被进攻云南的明军副统帅蓝玉（就是那个给朱元璋带了绿帽子，最终被朱元璋以谋反罪五马分尸的一代名将）掠到南京，阉割成太监后，进了燕王朱棣府上当差。朱棣皇帝对郑和的人品、才能、知识有充分的了解。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长大，有智略，知兵习战，跟着朱棣南征北战，在帮助朱棣攻打李景隆时，立下大功，连破对方七营，大败南军，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被朱棣皇帝视为心腹。永乐二年，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郑和为姓，以纪念战功，史称'郑和'。并升任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郑和本人所具备的素质和条件适合于担任下西洋总兵正使一职，率领船队下西洋。

即位后的朱棣皇帝，非常开明，也非常喜欢显摆。为了彰显明朝的繁盛，他要全世界向他臣服，所以他就得让人向世人宣告。这个人非郑和莫属，一是郑和作为朱棣的心腹，是最放心的人，也就是郑和最懂朱棣的心声，由他去才能代表明朝。二是郑和有勇有谋，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游刃有余，事后也证明，郑和在到达苏门答腊岛时时就遭到海盗的攻击，郑和不慌不忙，轻轻松松就拿下首领，带回明朝，受到朱棣的一片赞扬。三是这个人长得太帅。郑和高高大大，浓眉大眼，威武挺拔，站在人群中鹤立进群，很有威严。

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宣德六年（1431年），明宣宗朱瞻基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金庸在修改《笑傲江湖》时，将“葵花宝典”的作者改为三宝太监）。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宏觉寺地宫，今南京牛首山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死后也得享哀荣，成为明朝知名太监中唯一得以善终的人物。

郑和下西洋，交通工具值得说一说，在明朝，距今大概600余年前，想在大西洋里航行，没有过硬的底气，谁敢去探险，而且还是在海上。当是郑和为了这次探险，他早早的就开始准备，他让开始工人建造船只，光大船就造了60多艘，所说的大船有多大。大船长147米，宽60米，这样的庞然大物六十多搜，齐齐下水，明旗招展，锣鼓喧天，3万多的将士齐声呐喊，那是何等的声威，我们的郑和真是了解朱棣皇帝，越是排场，朱棣就越是喜欢。

郑和前后共七次下海，从中国的南京出发，最远到达非洲东部，从1405年到1433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郑和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航海事业，利用航海，他走访了上百个国家，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了其他国家，也把其他国家的文明带给了中国，请忽略他太监的身份，因为他的壮举，中国在明朝名扬天下，让世界敬仰，郑和下西洋走访列国，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百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扬眉吐气告诉世界，那时的大中国才是真正伟大的中国。而郑和也就成了如今名气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太监，尤其是在今天，当年郑和所走的海路，更加重要无比。

明朝三位好太监，郑和，王承恩，曹化淳！！还有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完全是被东林党给逼的！

明朝两个大太监辉煌和落魄史

明朝是中国史上非常有有趣的朝代，当时的明朝太监非常历史，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太监的身影。不过，后来朱元璋上位后，太监的数量的权利便有所减少了。朱元璋是一位非常节约的皇帝，当时的朱元璋什么事情都要谋划清楚，提倡勤俭节约。为什么明朝太监这么厉害？其实，其他朝代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发生？

在很多人印象里，明朝最黑暗的地方就是太监专权和乱政。关于这一点，有两本书是宣传重点，清朝编的《明史》和吴晗写的《明代特务政治》。后者这本书里，除了锦衣卫，就是东厂西厂的太监特务。

这两本书里，将明朝太监的丑恶嘴脸揭露无疑。后来，各种影视传播，专家不负责任的演讲，于是太监成为了明朝最黑暗的风景线，权利堪比皇帝，甚至决定皇帝废立，贯穿整个王朝276年。然而，事实真的并非如此，只要皇帝想，分分钟就能拿下他们。接下来，通过讲述两个大太监辉煌和落魄史，来和大家聊聊明朝太监的话题。

刘瑾：被誉为“立皇帝”，但一天就被搞定

关于刘瑾这个人，有三件事值得一提。总体而言，刘瑾忠于皇帝，明白自身是皇帝家奴，也干过不少利国利民之事，最终伏诛只是皇帝一句话，并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当然，刘瑾也不清白，罪状不少，死的不怨。(1)刘瑾最辉煌的时候，是宫廷太监“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2)刘瑾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最让人意外的是，他针砭时弊，推行了“刘瑾变法”。比如，打击贪污腐败和官员失职，降赋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官员不定期考察制度，整顿盐法清查屯田等，遭到了官场的嫉恨。(3)1510年四月，太监内部争权夺利，向皇帝告刘瑾罪状17条。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就去抄了刘瑾的家。毫无疑问，当场就抓了刘瑾，没有丝毫危险和波折。同年八月，刘瑾被处死。整个过程很顺利，刘瑾毫无反抗之力。

魏忠贤：被称为9999岁，但四天被搞定

如今，社会上对魏忠贤的评价，基本上是一面倒，即魏忠贤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事实上，这明显有失偏颇。关于魏忠贤这个人，着重说三点。另外，关于他的伏诛，几乎只用了四天，和刘瑾差不多，也没有抵抗能力。(1)天启皇帝期间，魏忠贤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后来流传“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当然，这个判断有些偏激，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多硬骨头的，尤其喜欢找皇帝茬的文人。(2)魏忠贤有没有办过好事?答案明显是肯定的!天启死前对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比如，启用辽阳战败后的熊廷弼，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都说明魏忠贤还是会维护大局的，还真没想玩坏大明江山。(3)1627年8月22日，天启驾崩。同年10月26日，有书生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魏忠贤非常惶恐，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崇祯随之将他发配为天启守灵。11月1日，崇祯宣布魏忠贤罪状，抄家，并将他发配到凤阳守陵。

后记

在去凤阳的路上，魏忠贤上吊自杀。从崇祯清初魏忠贤的过程看，和对付刘瑾一样，可以说没丝毫惊险。因为魏忠贤根本没想过要谋反，毒害崇祯。对他来说，他只想继续保持自身富贵而已，一旦皇帝不信任了，他就完了。所以，如果问明朝太监究竟有多厉害?那只能说，或许很厉害，但皇帝要拿下他们，只是一天和四天的时间而已。至于影视里所描绘的权倾天下形象，那只是影视，并非真实历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也有很多优秀的太监，比如下西洋的郑和，万历时期的冯保等，所作所为，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