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没有宰相 大学士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诛灭了胡惟庸之后，废除了丞相制度，此后从明到清，再也没有丞相这一职务。虽说明朝后来形成了以内阁首辅为行政中枢的局面，但是其权力和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明代真正做到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只有张居正。

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皇权专制制度达到顶峰，在其26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几百位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然而这些名为宰相之人却无宰相之实。而且清朝是满族统治者，故而又采取以亲贵王公和满族大臣牵制这些人的举措，让这些人成了“灯映相公”“招鹤宫保”，与皇帝的近侍无异，其权力还不及六部尚书，能够管理本部，做些实事有所建树。

同治十一年（1872年），湘军领袖曾国藩去世，光绪十一年（1885年）实权派人物左宗棠也去世。面对内忧外患的清政府统治者，依然要依赖重臣，一等肃毅伯、大学士也是就通称为爵相的重臣李鸿章成了清朝的真正的宰相。他独撑大局，“以一身负天下之重”的人物了。

为什么说清朝只有李鸿章一人才能算是真宰相呢？这当然要放在那个特点的历史环境中去解读。当时军机处是政府中枢，由几位王公大臣组成，这几人同时又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而这两个机构都由恭亲王主持。

但是，恭亲王奕?和慈禧的关系一度闹僵，权力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且慈禧还扶植了奕?的发对派加以制衡，让奕?很难有大作为。如此一来，奕?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必先要与外臣达成一致，让下面提议，而自己带领枢臣加以支持的方式达到目的。

以恭亲王奕?为主的中枢机构，虽然名义上负责大清的内外事务，但事实上那些身在京城的贵族们无法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对各国列强更是知之甚少，所以在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就必然要请教封疆大吏，尤其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因为他们除了有总督之权外，还兼有南北洋大臣之职，是大清外交的行家。

而且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朝廷中枢里，恭亲王奕?的周围都是一些有气度和有性格的人。如文祥、宝鋆、桂良、胜宝等，他们思想先进，认真负责，面对外国的侵略威胁，他们准备卧薪尝胆，以振兴中华，对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很少有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的行为。他们多采取的“集思广益”，“谋定而后断”。

如此一来，封疆大吏有了很好的建言环境，如此，朝廷中枢大臣们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一起，组成了一共目标一致的洋务集团，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到了光绪朝以后，李鸿章的意见成为了决策的主要参考因素。

光绪二年（1876年），军机大臣文祥去世，这时朝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只要是内政外交的重大事宜，李鸿章只要不出主意，他们就不作出决策。在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相继去世后，李鸿章更是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直隶总督是封疆大吏之首，而直隶一省就置一总督。其首要任务便是保卫京师，这比其他省更为重要。一般情况下，朝廷都会让重臣担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内阁大学士，人称“宰相级总督”。

李鸿章在上任直隶总督时，便有了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一次晋升为内阁大学士之首（特指同光朝）文华殿大学士，成为了内阁首揆。

在清晚期，文华殿大学士一直都是满人担任，李鸿章是头一个得到文华殿大学士的人，加上他稳坐直隶总督多年，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领袖，更是牵动大清政局的风云人物，说他是真宰相一点不为过。

晚清李鸿章权倾朝野，但是为什么没有进军机处？

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权臣，以东宫三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身份统管直隶军政、洋务运动达二十五年之久，死后被追赠死后追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虽然国运不济，丧权辱国的合约里少不了李少荃的签字，但也算得上生前运交华盖，死后极尽哀荣。

然而李鸿章一生虽然官运亨通，却在仕途上依旧留下了两大遗憾。其一李鸿章虽然官居一品，声名著于中外，却从未进入过清朝中枢部门军机处；其二由于洋务、外事缠身，未曾执掌文衡，戊戌会试时，李鸿章赋闲京师，却也未能如愿，甚至连阅卷大臣，也没有一次当上，只能在同文馆的期末考中过过阅卷的干瘾

中堂的由来

三省六部制

对于李鸿章的最初人设都是来自影视剧中一声声的李中堂，中堂者宰相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唐朝。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指的是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最高长官分别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侍中（隋称纳言）、尚书令。最初的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其中，中书省、门下省职权相对较大，而尚书省更多是负责执行政令的。由于中书省长官下的命令，即便是皇帝签字了，门下省也可以驳回，这就会造成效率低下的毛病。

同时，皇帝都签字了，门下省还驳回，对皇帝的颜面也有影响。于是，中书省与门下省的长官形成了政事堂的会议机制。凡是大的政令，中书省与门下省先商量决定，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再让皇帝签字。一开始的时候，尚书省也列席，后来干脆就中书省与门下省官员参加。

而中书门下的长官以及其他带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参知政务等虚衔的官员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他们出入中书省办公的场地政事堂议政理政，中堂也就成了宰相的代指。

由于政事堂设在中书省里面，所以参与政事堂的官员被称为中堂。不能严格说中堂就是宰相。在唐代，参与政事堂会议的官员既有三省的长官，也有副官，还有六部的官员。狄仁杰在六部担任户部侍郎的时候，被武则天特批进入政事堂。尽管有宰相的名义但是并无宰相的权力。

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制度，不过把行政、军事、财务、司法都独立了出来。宋代的宰相掌管的是行政权，而军权在枢密院，财权在三司。宋代在中书省也设有政事堂（都堂），与唐代基本一致。参与都堂的有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亲王等，他们也叫中堂。

从唐宋的制度可以看出，中堂可以称为宰相，但是权力是分散的，因为此时的宰相是委员制，而不是一个人的领袖制度。到了明代的时候，罢黜丞相，设置内阁，中堂基本上成了对内阁大学士的称呼。

《池北偶谈》记载：“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上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公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以此。”

有明一代，内阁大学士都被称为阁老和中堂。明代的内阁是领袖制与委员制的复合体。内阁首辅有宰相的名誉但是没有宰相的权力。然而，到了清代，内阁大学士依然叫中堂。不过，从雍正时期开始，设置军机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国家的中枢机构，内阁被架空了。

尽管内阁大学士依然享有很高的荣誉，甚至也被人称为名义上的宰相，实际上内阁大学士如果不兼军机处的职位的话，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内阁大学士如果兼军机处领班大臣的话，那就是真宰相。刘墉虽然贵为刘中堂，但是从未进军机处，所以并不是宰相。名与实都不是。

贞观之后没有尚书令只是因为唐太宗本人当过这个职务吗？

但从唐朝贞观之后，尚书令在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尚书省的实际最高长官变成了尚书省左右仆射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唐太宗在登基前当过尚书令，所以才不许其他大臣担任尚书令。但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很多皇帝在登基之前都曾经担任过各种官职，比如宋太宗在登基前曾长期出任开封府尹，这些官职并没有因为曾经由皇帝担任而被取消。可见唐太宗以自己担任过而取消尚书令只是名义上的借口，真实原因肯定不是这样。

实际上尚书令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被闲置了，整个隋朝只有一个尚书令，那就是为隋朝开国和炀帝登基都立下汗马功劳的杨素。而当上尚书令后，杨素就被隋炀帝闲置并排除在朝廷决策圈外，最后还死于隋炀帝的猜忌。

在武德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担任的尚书令也是个虚职。秦王李世民基本不管尚书省的事务，尚书省的事务则由左仆射裴寂负责。而李世民与裴寂之间存在公开的政治矛盾，李世民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尚书令的职权。

综合来讲，尚书令空置是从隋朝开始便已经存在的政治惯例，唐太宗只是以自己担任过为借口将尚书令空置制度化。实际上尚书令是因为其直接管辖行政机构，在朝廷中的实际权力仅次于皇帝，所以才被空置的。

刘罗锅为官清廉，不懂得阿谀奉承，仕途不顺却做了宰相

众所周知，清朝是没有宰相（或丞相）一职的。然而乾隆时期的名臣刘墉（又称刘罗锅），却被后人称为宰相，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后世定义清朝宰相，是以中堂这一称呼来认定的。因为唐、宋置政事堂于中书省内，为宰相处理政务之处，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称宰相亦为中堂。像人们耳熟能详的清朝官员，如康熙时的明珠、索额图，乾隆时的和珅、刘墉，晚晴时的李鸿章、翁同龢，皆称中堂，皆可以称之为宰相。

清朝什么官员可以称为中堂呢？主要是军机大臣及各殿阁大学士。而要达到这两个晋升条件，首先要是从一品的官员，包括六部尚书、督察院左右督御史、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内大臣。无一例外，都是京官。像将军、提督等从一品外官，是没有资格晋升军机大臣或各殿阁大学士的。

刘墉是山东诸城，大学士刘统勋长子，生于171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后世小说撰写刘墉天生残疾，是个驼背，这是完全错误的。真实的刘墉身体健康，而且个子很高，只是由于其老是弓着背看书，故家人戏称：“刘罗锅”，被传扬开来。刘墉也并未高中状元，因为刘墉出生相门（乾隆初年宰相），乾隆为了避嫌，将原本列为第一的刘墉往后挪了一下，名列榜眼。

刘墉为官清廉，又不会阿谀奉承，故仕途并不坦荡，一直在地方上游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刘墉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调入京城。当时和珅任首席军机大臣，是真正的宰相。刘墉并非如小说上的那样与和珅争斗，而是“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表现出其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面对和珅专宠于乾隆，刘墉只好静默自守，滑稽模棱取容。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刘墉升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兼理国子监事务，授内阁学士。直至此时，刘墉方称为中堂，步入宰相之列。

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刘墉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但仍被皇帝指责向来不肯真心实意做事，干活懒散。并称是因为没有其他人了，所以才提拔刘墉。刘墉羞愧难当，上书请辞，不准。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再次展现出不畏权势的一面，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报朝廷。嘉庆随即处死和珅。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05年1月），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5岁。刘墉可以说是累死在宰相的位子上的。因为嘉庆皇帝一直不准刘墉告老还乡，刘墉去世的当天还去南书房值班。

朝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

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曼，是晚清中兴重臣，他是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内阁首辅。他算是真宰相吗？在清代，内阁大学士是没有实权的，这个大学是的职位不过是个虚职罢了。李鸿章的一生从未进过军机处，主要的经历是做地方官。

尽管举办洋务、处理外交、办北洋水师等，显得李鸿章权力很大。实际上，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高级的地方官吏，而不是中央的高层。唐代的内阁大学士，也就是中堂们好歹还享有宰相之名，但是明清的大学士，尤其是清代的大学士连宰相之名都没有。

三省六部制分化了宰相议、决、令、行的权力，是相权分割的一个尝试，某个部门或者说某个官员在政事堂处理公务，他只是肩负着相权的一部分内容，而这个政事堂中所有人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相权，这种权在中堂，以政务机构来定义相权的方式是对两汉魏晋用官制来定义相权的改良，其后无论是明朝的内阁，还是清朝的军机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相权的继续分割。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这不就对了，李中堂，那不就是说李鸿章是宰相，那怎么就没进过军机处呢，其实不然，李鸿章的中堂称号并不是因为军机处，而是来自于其文华殿大学士的职位。五月天有一句歌词写道：“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我想这也是李鸿章最大的心愿，历史往后倒退400年，那时正值明朝中期，中国是东亚毋庸置疑的霸主，没有面临列强入侵而三千年所未见的大变局，他李鸿章也不会成为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人形印章，更关键的是有明一代，大学士是真真正正的实权职位，金榜题名，进入翰林院，成为大学士，当上内阁首辅就是所有士子的通关之路。

可惜的是李鸿章身在清朝，大学士如同上书房行走一般只是一个很响亮的头衔，笔者小时候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副班长，当然不是指那个倒数第一的雅号，这里手动滑稽。副班长这个岗就相当于班务体系中的虚职，它不像班长那么重要，是学校事情的摊派对象；它也不是各种委员，有具体的任务；它更多像是对那些学习不错，却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的奖励。大学士就是清朝的副班长，作为清朝正一品的文官顶配，虽然它能让李鸿章回京述职朝贺时站在除了领班军机大臣以外其他军机大臣的前头，但是它也不复明朝时期的辉煌，早已不是权力的象征。

清朝的中枢机构变迁

建州女真兴于关外，作为渔猎民族的他们走出白山黑水后，坚持着以往围炉夜话的议事方式，虽然酒要分着喝才会暖，但是随着后金变大清，赫图阿拉的聚落变成地跨满蒙的东北亚一极，这种原始政治当然满足不了皇太极的野心。随后以八旗旗主，满汉蒙重臣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了定制，清军入关以后，无需票拟的军国重务就从明朝的内阁交接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上。

重权自然伴随着权臣，多尔衮、鳌拜都是议政王大臣乱政的典型。为了分割其过于膨胀的权力，也为了皇权的集中，康熙十六年，南书房设立。起初入职南书房的人多为翰林学士，他们往往品阶较低，对皇权不造成威胁，但是他们又身处内廷，接触机要，使得权力从外朝向内廷转变。

而军机处就是这种趋势的最终体现，雍正初年，西北战事紧急，文书往来频繁，而内阁在太和门外，为了提高效率雍正特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并选拔内阁低级官员入职。后来军机房变成军机处，权责也越来越大，包揽了所有军国大事，内阁反而成了日常运维的机构。至于原来承担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在乾隆年间终于寿终正寝，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君权的极致象征军机处

军机处分设满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人数如明朝内阁一般没有定制，最少时为三人，最多时为十一人，初入军机处的，称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有了资历以后才能去掉“学习”二字。就跟明朝内阁首辅一般，军机大臣也有位次，地位最尊者称为领班军机大臣，由于清朝满制、汉制并行，因此领班也分满、汉。一般来说满族领班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领袖，所有文件，领班军机没有查阅的话，军机处其他人员不得翻看，入内奏对也是领班军机的任务。至于新进后生，那更是需要最早来，最晚走，端茶送水，开门迎送，还没一句台词，再想想当下NBA菜鸟需要整理房间、拎包拿鞋、跑腿买东西的习惯，果然古往今来，中外各界对于新人的栽培都是尽心尽力的敲打。

除了军机大臣，军机处还设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章京一如军机大臣，按满汉划分，分设领班章京。军机章京不参与官员的例行考核“京察”，他们的升迁取决于军机大臣是否举荐。军机章京主要负责军机处的日常文书以及值班工作，其才能也有优劣之分，有些军机章京文思敏捷，一遇皇帝夜间急召也能应对如流，自然地位斐然，甚至军机大臣也不得不给几分脸面，纪晓岚这么形容他们：“昂首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一名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就是以军机章京的身份推动戊戌变法的。而有些军机章京尸位素餐，做着杂务混日子，有些甚至当起了封口工人，专攻浆糊粘合自动化专业，对于他们，纪晓岚这么描述：“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

清朝的军机处更接近明初期的内阁职能，完全是君主私人的幕僚机构，作为君主的私人政务顾问办事的的地方，军机处除了相关人员即使外朝的重臣亲王也不得入内。同时军机处官员均是兼职，他们都有部院职务在身，但是只要他们身处军机处，他们就只是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处理的工作只是当天君主的谕旨，其他无关事项一律不得在军机处撰写处理。一旦有违制度，等着他们的是每天在隆宗门内监督的科道官员的弹劾举报。

清朝君主不论素质优劣也少有怠政的，自然军机处也没机会像明朝内阁一般随着君主的放权而掌握更大的权力，类似批红、票拟这种被明朝君王下放给司礼监和内阁的权力，从未被军机处掌握。养心殿中雍正所题的对联：“为一人治天下，让天下奉一人。”就是军机处设立的政治动机。

明白了军机处基本信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的个人情况

能出来炸街的虚衔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赏戴三眼花翎、钦赐黄马褂、一等肃毅伯。我们先看这里面用来炸街的头衔。

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文官之首，清朝大学士有三殿三阁的说法，按按实际权力和地位，一般从高至低的顺序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协办，由于乾隆以来，保和殿大学士除了那个延禧攻略中实力演绎大猪蹄子的富察傅恒以外再无他人（谁让男二永远让人疼呢），于是文华殿大学士就成了文臣之首，同为晚清四杰的曾国藩也只做到武英殿大学士，张之洞只是体仁阁大学士，左宗棠甚至只是东阁大学士。

如果说文华殿大学士还有前例可循，那么三眼花翎则是属于李鸿章前无古人的荣耀。花翎在清朝的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过去只用来奖励亲王、贝勒以及重大军功者，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而李鸿章是第一个以汉大臣身份获得这种物件的人。

军政商一体的实权职位

说完了荣誉称号，就得轮到实权职位了。

直隶总督直管直隶军政，监理河道，坐镇京畿要地，自然是九大疆臣里的首位，作为一个身兼北京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省委书记的封疆大吏，他还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

闭关锁国的清朝被鸦片和大炮强行推开了大门，沿海港口陆续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对外开放，为了统管对外事务，清政府分别设置了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同治以后，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而南北洋大臣由于长期接触外事，成了第一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李鸿章作为淮军系统的领袖，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他一人就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三个，一手拉扯起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舰队，更是参与创办了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

简单来说，李鸿章能够影响的层面有当时中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淮军，一支被誉为世界第八舰队的北洋水师（虽然后期由于种种问题被证明是过誉，但也能侧面反映其在清朝国防体系中的重要性），京畿地区的防务和民政。同时他还是众多近代民族企业的幕后支持者，也是外交事务的主要执行人，在商务、外事有着朝野上下无人能及的影响力，无论就实权还是虚名来说，他在天津驻地影响朝廷的能力并不比军机处的诸位大员小，甚至还大大盖过。

李鸿章难入军机处的原因探究

这就造成了李鸿章进入军机处的第一个问题，作为封疆大吏，他都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作为当时的实君、李鸿章的支持者慈禧担心他一旦入值军机是否会打破满汉之间的政治格局，而作为虚君光绪也不想在本就处处受到慈禧太后压制的情况下，再在军机处增加一个后党，削弱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帝党。

而造成李鸿章入值军机困难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李鸿章的汉人身份，如我们前文所说军机大臣有位次的差别，依照清朝惯例，满族领班军机大臣位居第一，而其他人的权力地位与领班军机相距甚远。辛酉政变后满族领班军机均由亲王出任，著名的洋务亲王有鬼老六之称的恭亲王奕?以及晚清巨富庆亲王奕劻就是其中代表，那么以李鸿章的盖代功勋，是不是适合在跟在满族领班军机大臣身后做一个没啥权力的二把手呢，慈禧也不是很确定。

而造成李鸿章入值军机困难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观念之争，这里的观念之争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争端，古往今来，沿海地区由于临接海洋对于新事物的接纳程度最高，而同时由于太平天国以来，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为代表的湘军、淮军将领借助兴办团练的机会，掌握了兵权，接触了西方先进的兵器，随着他们在同光年间出任地方督抚，纷纷开始兴办洋务。洋务作为新兴的实业，被迫开放的沿海地区相比皇城重地无疑更容易展开。李鸿章作为洋务领袖，在地方督办洋务，筹建北洋水师自然要比在军机处和翁同龢，李鸿藻争执更为合适。

第二种观念的争执来自于海防和塞防的站队，当时海军建设和新疆平叛发生在同一节点，海防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李鸿章，作为心头肉的北洋水师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存在，他认为东南是国家赋税重地，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威胁日增，海防应该是防务重点，这是中国海权思想萌发的体现。而塞防的代表人物则是左宗棠，他把新疆的得失看作是完整国防体系的一部分，认为新疆乃中国西北屏障，守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拱卫京师，而新疆叛乱背后支持者沙俄已经侵吞东北土地上百万平方公里，扩张野心昭然若揭。

从现在来看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左宗棠都不是绝对对立的两面，各自思想都有闪光点，对于海陆防务，他们在不主张完全放弃其中一个的前提下各有侧重。然而从结果来看胜败却很明显，最后清廷决定塞防海防并举，左宗棠平叛新疆，保住了中国西北，于塞外铸就了文襄的威望；而李鸿章失利甲午，丢了台湾澎湖，中国海权不复存在，在马关写下了文忠的奸名。海防和塞防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有漫长海岸线的大陆强国，以法国为例，无论是太阳王还是拿破仑都幻想在坐拥欧陆第一陆军的情况下拥有一支足以匹敌英国的海军，然而最终却是法国难以为继，霸权梦碎枫丹白露。强悍如二战的德国即使横扫欧洲，也只能让U潜艇在大西洋欺负下运输船。

回过头来我们看海防和塞防的争执，其对政治的影响是朝野上下出现了明显的站队，伴随着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政治声望达到了顶点，从而在中法战争时期进入军机处督办闽台防务。而此时的李鸿章面临着仕途的第一次打击，由于坚持主和的态度为朝野所不容，长期以来的对手左宗棠入值军机也将他出任军机大臣的希望降到最低。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难入军机是因为他的汉人身份决定了他做不了军机处领袖，没了实权的李鸿章还有没有价值，而晚清汉大臣日益权重的特点又使得慈禧对他入值军机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既能胜任直督、北洋大臣的职务，扛起筹建海军的责任，还深受一心修园林过生日的清朝第一老婆子信任的人除了李鸿章外也别无他人，三入天津，主管直隶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大臣终清一代也就只有李鸿章一人，这一切都使得李鸿章离不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位。而自甲午以后，李鸿章陆续因为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而声名狼藉，更是无望进入军机处。

李鸿章难入军机处背后所隐藏的地方督抚权重现象

某个辍学赛车的导演曾跨界写过一篇文章，不巧获得了当时文艺青年瞩目的一个作文奖项，那篇文章叫《杯中窥人》，从一团投入水杯的纸出发感悟人生。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李鸿章难入军机处的情况来分析晚清后期政治的变化。

当时东南大乱，中央腐朽的八旗、绿营以及满蒙将领早已不堪大用，为了平叛，清廷只能倚重地方汉族官僚，原本地方无兵无粮无饷，那么我就放权给你，但是你得自负盈亏，这一举措使得部分军事民政权力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满人移向汉人，形成了汉人地方督抚领导的区域性政权，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都是第一批受益者，这时期的督抚权力已经开始向安史之乱以后的节度使性质转变。《清史稿》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时督、抚权宜行事，用人不拘资格，随时举措，固不能以大计举例绳其后也。”

而随着列强渗透的深入，为了自救，洋务运动首先在被迫通商的地方兴起，其率先表现在军工制造企业，以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为代表的军工企业为地方督抚的军队提供了武器支持。而在洋务求强的背后，地方大员们逐渐认识到求富的重要性，以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为代表的民用企业又为地方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相比中央海关税收被英国人操控，赔款压力巨大的状况，地方督抚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自甲午以后，清政府日益衰弱，列强纷纷在中国各地抢占势力范围，培植代理人，各地督抚往往结交列强，以为援助。清廷虽然依然能通过任命，调任各地督抚来对地方施加影响，但是收效甚微。甚至有中央宣战十一国，以一国战世界的时候，地方督抚却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协议置身事外的奇葩事件（虽说中央的老太婆发了神经，但是放在咸丰以前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情况）。

经此一役，清朝的中央集权彻底走上了末路，与之相伴的是军机处也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最后武昌起义，清廷为了阻止地方势力继续做大而练的北洋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而为辛亥革命划上句号，最终断了大清江山的正是地方督抚代表，掌握着北洋新军的袁世凯。

其实，中堂的称呼始于唐代，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被称为宰相。其中，中书省、门下省职权相对较大，而尚书省更多是负责执行政令的。由于中书省长官下的命令，即便是皇帝签字了，门下省也可以驳回，这就会造成效率低下的毛病。

同时，皇帝都签字了，门下省还驳回，对皇帝的颜面也有影响。于是，中书省与门下省的长官形成了政事堂的会议机制。凡是大的政令，中书省与门下省先商量决定，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再让皇帝签字。一开始的时候，尚书省也列席，后来干脆就中书省与门下省官员参加。

由于政事堂设在中书省里面，所以参与政事堂的官员被称为中堂。不能严格说中堂就是宰相。在唐代，参与政事堂会议的官员既有三省的长官，也有副官，还有六部的官员。狄仁杰在六部担任户部侍郎的时候，被武则天特批进入政事堂。尽管有宰相的名义但是并无宰相的权力。

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制度，不过把行政、军事、财务、司法都独立了出来。宋代的宰相掌管的是行政权，而军权在枢密院，财权在三司。宋代在中书省也设有政事堂（都堂），与唐代基本一致。参与都堂的有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亲王等，他们也叫中堂。

从唐宋的制度可以看出，中堂可以称为宰相，但是权力是分散的，因为此时的宰相是委员制，而不是一个人的领袖制度。到了明代的时候，罢黜丞相，设置内阁，中堂基本上成了对内阁大学士的称呼。

《池北偶谈》记载：“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上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公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以此。”

有明一代，内阁大学士都被称为阁老和中堂。明代的内阁是领袖制与委员制的复合体。内阁首辅有宰相的名誉但是没有宰相的权力。然而，到了清代，内阁大学士依然叫中堂。不过，从雍正时期开始，设置军机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国家的中枢机构，内阁被架空了。

尽管内阁大学士依然享有很高的荣誉，甚至也被人称为名义上的宰相，实际上内阁大学士如果不兼军机处的职位的话，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内阁大学士如果兼军机处领班大臣的话，那就是真宰相。刘墉虽然贵为刘中堂，但是从未进军机处，所以并不是宰相。名与实都不是。

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曼，是晚清中兴重臣，他是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内阁首辅。他算是真宰相吗？在清代，内阁大学士是没有实权的，这个大学是的职位不过是个虚职罢了。李鸿章的一生从未进过军机处，主要的经历是做地方官。

尽管举办洋务、处理外交、办北洋水师等，显得李鸿章权力很大。实际上，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高级的地方官吏，而不是中央的高层。唐代的内阁大学士，也就是中堂们好歹还享有宰相之名，但是明清的大学士，尤其是清代的大学士连宰相之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