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坚持拆掉北京古城墙，梁思成气到大骂，林徽因病倒在床榻，究竟谁是谁非？
在京剧《游龙戏凤》中有这么一句唱词，“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而这里的圈圈就是北京的古城墙。
在民国以前北京城有四重城墙，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这些城墙曾是拱卫皇室，保卫京都的屏障，到了民国时期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人们在城墙上开了不少豁口，同时倒卖城墙的也屡见不鲜。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这是频繁拆除城墙的第一个时期，而建国之后，特别是在1954年到1956年这三年之间，北京的旧城墙更是被拆的七七八八，只剩下些断壁残垣。
时至今日，为了恢复古城的风貌，旧建筑都被妥善地保护了起来，甚至还会不惜耗巨资来重建！这就与当初大动干戈全拆城墙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立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
这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当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拆墙派，为什么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四处奔走呼号也没能挽救旧城墙？
首先拆除旧城墙的意见在当时可以说迎合了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一来是心理需要，新中国成立，旧时代结束，所以此时大众心中所憧憬的就是破旧迎新。而旧城墙代表的是旧皇权的禁锢，所谓不破不立，于是旧墙就成了平民的眼中钉。
二来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彼时的经济不像现在全面开花，工业就是当时的主流，但是随处可见的旧城墙不仅阻碍了交通，也限制了城市的规划建设，况且因为很多城墙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了埋藏在城市中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伤害平民。
基于这些考察，郭沫若等人提出建议，拆除旧城墙。
这一提议立刻引起了梁思成的反对，当初北平还未被解放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就走遍北京城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上面详细记录了城中哪些建筑是文物。所以北平一被收复，梁思成就将它交给了政府，不久后梁思成还做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力图保住这座千年古城。
按照梁思成的提议，他希望在北京的西郊建设行政中心，给新城市以发展空间，又能保护旧城区的历史文物，这一观点与同样学习城市规划的建筑师陈占祥不谋而合，但与当时的经济实力，乃至百姓破旧的欲望有着不小的隔阂。
最终决策还是选择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在北京旧城建立首都，梁思成和陈占祥毕竟势单力薄，无力与拆墙派抗衡，眼看着旧城墙被一点点拆除，梁思成看在眼里却无力拯救，这是何等的绝望！
为了拯救明长城，梁思成抱病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言辞恳切希望人们能留下这座历史瑰宝；为了保护即将被拆的金鳌玉蝀桥，梁思成通宵写了修改建议，还恳求苏联专家去实地考察，郑振铎先生甚至请来了周总理，最后也没能保住这座古桥！
病入膏肓的林徽因拖着病体找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痛骂他是“你们把真古董拆了，是要后悔的！到时再想建，就只能建假古董！”时隔多少年，真的如林徽因所说，人们才如梦初醒，只能以“赝品”来重建历史古迹。
在林徽因去世前三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痛批梁思成为代表的建筑学家们思想守旧，破坏国家建设，也是这一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几乎要击垮了梁思成，妻子去世，全家人被撵出了四合院。
恐怕最让他痛心的是，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建筑，自己保护了一辈子的文物，却被人扣上了反动的帽子，在梁思成去世后，曾经居住过的四合院，那个无数文人喝茶饮酒的四合院也没能逃离被拆除的命运。
时至今日，再讨论一个几十年前的决策，未免不合时宜，拆墙派看重的是民生，守墙派在乎的是文物，可以说双方都没有本质的错，以现代人的观点去批判过去的行为未免也太过苛刻。就像是一个童年搬家时丢掉的玩具，当时可能满不在乎，可能过了不久又无比怀念，这或许就是历史问题的意义，你又是怎么看待拆除古城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