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敌方较量,也是弱国对抗强权的艰难斗争,更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取得了全部胜利。1946年初,针对日本在二战时期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设立,为此拉开了历时两年“东京审判”的序幕。
这是一场由十一个国家的法官组成的审判庭,麦克阿瑟担任最高统帅。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共有25名被告被审理,419名证人出庭作证,28名日本军官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决书长达几十万字,仅书面证据就多达4336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惩恶扬善的审判实则暗含了不少罪恶,最终却只有7名日本战犯被送上断头台。这还是中国法官据理力争、舌战群儒的结果,那么这次审判到底有多难?
中国法官们都做出了什么努力才将7名战犯成功定罪?为什么说它是不彻底的审判?
一、东京大审判的最终结果
1948年12月22日,位于东京市区的巢鸭监狱全面戒严,门里门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不发一言。
伴随着瑟瑟寒风,被关在监狱里的七个人也好像感知到了死神的来临,气氛一片肃穆。晚饭时,只有一个人点了最后的晚餐日料,其余都食之无味。
凌晨刚一过,就有一个身材矮小、嘴周却蓄满胡子的光头被押上十三级刑台。随着总行刑官的一声令下,这位小个子被挂上绞刑架。
绞刑机开始启动,绞绳不断往上抽动,深感呼吸困难的他开始剧烈挣扎起来,双腿不停颤抖,九分钟后他终于死了!这个人是谁?
这个秃顶小个子不是别人,正是侵华战争的最大元凶,身上拖着几千万亚洲百姓性命的甲级战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于自己制造的泯灭人性、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东条英机死到临头仍然认为是出于“自卫”,到死都没有任何道歉悔改之意。
和他在同一时间行刑的还有武藤章、松井石根、土肥圆贤二三人。
紧接着便是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三人,到23日早上7点左右,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的七名战犯皆被绞死,为他们身上背负的亚洲地区几千万无辜民众的性命赎罪。
除过这七个罪犯,东京审判又判处其他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一人有期徒刑20年、一人仅为7年。但事后有不少甲级战犯被以各种理由保释,不仅逃脱掉处罚,甚至还建起了政党做起生意,其中就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爷爷岸信介。
而东条英机等七人也是以6比5的微弱结果才被判处绞刑,这其中还有不少罪大恶极的罪犯逃之夭夭,丝毫没有受到惩罚。
如731细菌实验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根、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朝香宫鸩彦、一手指挥和策划发动侵华战争等亚太地区战争的裕仁天皇等等。
这些罪魁祸首不仅完全没有出席东京大审判,还躲于幕后将自己身上的罪行推的一干二净。
最为讽刺的是,日本对我国乃至亚太地区长达15年的侵略,干下的无数丧尽天良、罄竹难书的暴行,仅仅以7名战犯被判绞刑结束,最高作恶者依旧潇洒自在的生活。
那么为什么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相比于对纳粹有仇必报的纽伦堡审判,号称是规模最大的东京审判结果却显得荒唐又儿戏,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开庭前的东京大审判
1946年初时任盟军统帅的麦克阿瑟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即设立远东军事法庭,开始清算日本在二战中的累累罪行。
这个消息让梅汝璈等人振奋不已,也让所有被压迫、被侵略的千万万国人心里为之一振。
终于可以清算小日本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想来这是包括梅汝璈等人在内的中国人的真实想法。
因为在这之前的纽伦堡审判,美苏等对纳粹的每个战犯都进行了严厉且正义的审判,让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因而很多人认为东京审判也会像纽伦堡审判一样,绝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发动参与战争的罪犯。
为此国民政府专门派梅汝璈、向哲濬等人,为第一批法官代表出席东京审判的开幕。
梅汝璈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委员长,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专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向哲濬检察官早年间在耶鲁大学求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当时担任江浙地区的首席检察官。在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后,两人又积极组建了一批精通国际法、英语的顾问,积极搜集整理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证据。
除了我国,还有英美、新加、澳法、印菲、荷苏十国派出的十名法官, 最终十一名法官组成了审判庭,由澳大利亚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但一开始这十一人审判庭就发生严重的分歧,位次之争。
当时韦伯法官以自己喜恶将我国座次直接由第二降至第三,将与他关系亲近的英国法官调到第二,这么一来他便被英美包围,方便议事。但我国在二战中损失巨大,受到迫害最多,牺牲最大,在日本投降书也是第二个签字。
如今韦伯仅以自己的私人喜好就随意调动中国的位置,不仅是对中国的不尊重,还有在审理中方便与英美派交头接耳的意图。
对此梅汝璈强烈反对,愤而离席,表示绝对不接受韦伯的私人安排。期间韦伯不仅几次三番两次地威胁梅汝璈,称他这样做不仅会破坏中美关系,还会惹怒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对此梅汝璈还是寸步不让,拒不接受韦伯的私自安排,更是表示自己的政府也决不接受这样的安排。
当时距离审判正式开始仅剩一天时间,韦伯还在刁难我国,没一会儿又以彩排为由,让梅汝璈暂时先按照第三的位置拍照,晚上再商量。
没想到梅汝璈立马就识破他的计谋,拒不答应。外面都是摄像机,即便是彩排,但只要梅汝璈往第三的位子上一座,这件事便板上钉钉。
无奈下韦伯在和英美法官的三次商量下,最终决定按照中国第二的位置进行正式审判。这件事可大可小,看起来只是一个座位,实则表现出了西方国家当时对待我国的态度,这也为东京审判之艰难埋下了伏笔。
三、美日暗中达成协议,艰难的审判之旅
至于这其中的多方纠葛,更是为审判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其一,这场审判由美国大包大揽,从采用的英美诉讼体系到审判庭的统帅、定罪量刑范围等多方面都是美国一手操办。正是出于避嫌,美国才任命韦伯为庭长。
而在这之前,美国方面便已做好了不予起诉裕仁天皇以及日本皇室的决定,致使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逃之夭夭。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最主要是想留存力量对抗苏联,那么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细菌实验便就成了它非常需要的东西。
这也是731细菌部队创始人石井四根,能逃过一劫的最重要原因,靠着这笔交易,美国成功拿到细菌实验的详细资料,具体负责人继续逍遥法外。
而发动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朝香宫鸩彦,则因为日本皇室身份,也没有被追责。早在1945年的9月和12月,麦克阿瑟就曾下令分四次对二战中的主要战犯进行逮捕。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盟军给这些罪犯的“缓冲期”太长,导致很多日本罪犯趁机自杀或是逃之夭夭,或是走美国后门请求网开一面。
裕仁天皇就是后者,虽然当时美国政府把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日本皇室采取行动,但澳大利亚和联合国强烈要求惩治日本皇室,特别是元凶裕仁天皇。
当时的天皇是享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军政权力,根本不是现在的吉祥物。此时的 裕仁天皇非常焦躁,敢做不敢当的他生怕自己被抓去审判,彻夜难眠。
1945年12月,随着他的首席谋臣木户幸一等人被抓捕入狱,裕仁的恐惧到了极点。
于是他怀着忐忑心情求见了麦克阿瑟,两人促膝长谈一小时,具体内容并未公布。
但不外乎此后皇室权力被架空,成为吉祥物。总之日本皇室在美国的特意包庇下顺利脱身,而且因为遏制苏联的考虑,美国对其他战犯也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有意包庇。
这无疑是给审判带来巨大阻拦,法庭上英美法官以证据不足等原因,为很多罪大恶极的罪犯开脱,导致和纽伦堡审判截然相反的结局。即便16名被判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也都在五十年代被相继释放。
除此还有法官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时间认定不一的原因,当时向哲濬等人在接到任命后很快便搜集证据。他以1928年“皇姑屯事件”作为日本侵华的最早时间上交给远东法庭, 谁知法庭在英美主导下竟以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作为起诉标准。
到1941年日本已经在中国的领土上屠杀侵略了整整13年,这期间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桩桩、一件件恶行竟不能算在起诉时间内。
可想而知梅汝璈、向哲濬等人在当时有多无助愤怒,他们更是昼夜不歇地查找资料,搜集证据。以一己之身在法庭顽强对抗霸道无理的强权,舌战群儒。
在这一行人顽强持久地反驳下,最终法庭接受了中国方面提交的以1928年作为起诉日本的意见。但紧接着就提出另一要求,拿出证据。
此时距离1928年张作霖被暗杀已经过去整整18年,在这期间要想寻找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证据,难上加难。
最重要的是,日本曾趁美军还没登陆时,在境内疯狂烧毁文件资料。包括侵华、侵略菲律宾、海陆空等多个军事机密文件,为后续的审判造成了极大困难。那该怎么办呢?
四、中方据理力争,将七名罪犯送上绞刑架
即便是日军做了大量的伪证,烧毁了大批军事文件,但在向哲濬等我方人员的努力下,还是找到了一些证据。
包括他们从日本陆军省亲自抄录的侵略档案,外籍记者曾报道的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报纸,以及拉贝日记、松井石根亲笔签名攻打南京的资料等。
这些都成为定罪量刑的强有力证据,除此还有约419名证人出席作证。特别是溥仪的出席,为人们揭开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虚假阴谋。
可是很快,中方又遇到了难题,由于审判按照英美的诉讼体系,所以即便是日本罪犯也都配有辩护律师,且都来自美国,非常专业。
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律小组不仅只有20人,且当时国民政府压根就没做什么准备,连物证人证等资料都没有提供,只派法官前往东京,认为几个月审判就结束了。
结果审判不仅持续两年七个月,中方法官面对英美阵营的刁难步履维艰,战争的元凶还逍遥法外。
当时中国还在解放战争,更是无暇顾及提供资料证据,为此只能由梅汝璈等人拼尽全力,彻夜不睡查看各种国际法,亲笔抄写日军侵略的档案,多方寻找人证物证。
期间还要就日军制造的大批量伪证在法庭一一驳斥,几乎一天24小时精神完全紧绷。
最终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一直混淆视听的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罪犯终于沉默,无奈接受了审判。
到了量刑阶段,一开始,法庭并不打算判他们死刑,认为不符合民主与自由。但在我国法官梅汝璈的慷慨陈词、甩出证据一一驳斥下,这七名罪犯以六比五的微弱优势被判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