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杀曹髦,另立曹奂为帝,姜维兴兵问罪并不是要管魏国废立之事,他是认为借这个事件出兵伐魏,出师有名。
公元260年6月2日,魏主曹髦因不满司马昭专横跋扈,在宫里凑齐三百多人,亲自带队杀奔司马府,要除掉司马昭。
司马昭早就得到禀报,他下令贾充领成倅,成济二将,带铁甲禁卫军迎上前来,挡住了曹髦的去路。
曹髦年方二十岁,血气方刚,他毫无惧色,大声斥责道:
吾乃天子!汝等突入宫庭,欲弑君耶?
一句话,把这些禁军都吓住了,一时间手足无措,不敢向前。贾充得到是司马昭的密令,让他杀了曹髦,他见众人不敢动手,心想:弑君是大罪,人神共愤,我要背上这个黑锅,说不定秋后算账,命都保不住,还是找个替死鬼动手吧。
贾充转过身来,对成济说道:“司马公待你不薄,今天有事为何退缩不前,”
成济说:“司马公的意思是杀还是绑起来。”
贾充压低了声音告诉成济:“司马公有令,要死的。”
成济也没多想,既然司马公都说了,那就好办了,他催马向前,一戟刺死了曹髦。成济认为杀曹髦自己立下大功,回去肯定得到司马昭封赏,他没想到,他杀了曹髦,落了个诛灭三族的下场。
古代人把弑君看做是最可耻的事,那些铁甲军为什么不敢向前,不是怕打不过曹髦,是因为曹髦是魏国之主。
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问孔子怎么治理国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重要的思想,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最终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从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作为君主,作为父亲是没有对错的,臣民,儿子只有服从的权利,没有反抗的权利,这就是中国人的忠和孝。这种思想成为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谁做了违背这个观念的事,谁就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要说千夫所指也不为过。
《三国演义》里,曹操占领荆州,荆州大将文聘降曹后,作为先锋率先在当阳追上刘备,刘备看见文聘大骂:
背主之贼,尚有何面目见人!
刘备一句话,骂得文聘羞臊地退出了战场,文聘为什么不回复刘备,我背主不背主和你有什么关系,这说明,刘备也好,文聘也罢,都把背主当做可耻的事,可耻到无脸见人的地步。
吕布是演义里第一猛将,他的武艺肯定在张飞之上,但看二人交战,张飞并不怕吕布,而是吕布有点惧怕张飞,这是因为吕布做过自己都觉得羞耻的事。
吕布原是丁原的手下,而且还拜丁原为义父,但吕布贪图功名富贵,亲手杀了义父丁原,这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所以张飞见到吕布大骂:三姓家奴,就这一声痛骂,张飞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吕布因为人品问题在张飞面前矮了一头。
吕布为什么不回敬张飞,我杀义父不是你该管的事,然后心安理得的和张飞大战呢?这是因为他心里也有这个道德观念,谁来指责吕布,吕布也会觉得脸红,如果你还没明白,举个现在的例子:
假如某人因为父亲做了错事,在大街上对父亲吆五喝六,甚至口出不逊,一定会引来街上群众的不满,如果有人指责某人做得不对,围观的人也会帮腔,其理由是:你父亲在怎么不对,他也是你爹,某人能认为我教训我爹,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司马昭弑君,其道理和这是一样的。
所以司马昭杀了曹髦后,花大力气做了善后处理,曹髦死后,司马昭来到曹髦尸体前,俯尸痛哭,还和尚书仆射陈泰配合演了一出戏,要捉拿凶手正法,陈泰提出杀了贾充,司马昭有些不舍,于是成济弟兄成了替罪羔羊,司马昭为证明杀曹髦和自己没关系,下令把成济的三族都灭了。
司马昭这样做只能欺骗普通老百姓,曹魏的官员心里明白,弑君的人其实就是司马昭,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姜维就不一样了,他是司马昭的敌人,司马昭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正好以这为理由,发动北伐。
北伐在蜀国阻力很大,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发动北伐就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所以才有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姜维时期,蜀国国力远不如从前,如果没有好的借口,估计调兵北伐不会得到批准,而司马昭杀曹髦这件事,让姜维有了出兵的理由。
综上所述:司马昭杀曹髦,犯下的是弑君之罪,在道德上天下人都可以指责,姜维正是以此为名出师北伐,其目的当然不是为曹髦出气,而是为了完成武侯遗志,灭掉魏国,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