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一篇《蜀都赋》打开了文人创作都邑赋的局面
汉赋作为两汉的“一代之文学”，是汉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万国来朝的大帝国气象的文学表现，其中都邑赋更是众多赋类中最能表现这种目的的。扬雄的一篇《蜀都赋》打开了文人创作都邑赋的局面，在随后的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都邑赋完成了它从高潮走向消落的整个过程。
南朝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首先对所收录的从先秦到南朝梁这一时期的赋进行了分类，将赋划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几种类别，其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京都赋，收录了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及《南都赋》、左思的《三都赋》。
清代陈元龙的《历代赋汇》对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列出“都邑赋”这一类别。本文舍“京都赋”而用“都邑赋”这一称谓，根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日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说文解字》解释：“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
京都赋主要是以都城或者曾经做过都城的城市为对象进行写作，但是在现存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并未达到这样的要求，例如张衡的《南都赋》，崔驷的《武都赋》等所写对象，并不是代表国家政治权利中心而存在的国都。所以，本文将论文所写的对象范围扩大，包括京都和京都之外的城邑，统称为都邑赋。
历代文集中，南朝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是最早收录都邑赋的，所收几篇皆为京都大赋，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了关于都邑赋的集子，清代陈元龙的《历代赋汇》按照类别收录了汉代到明代的赋文，设“都邑”类，共10卷70篇，《历代赋汇补遗目录》中存有2卷16篇都邑赋，《历代赋汇外集目录》收录4篇都邑赋，在这90篇都邑赋中汉魏六朝的都邑赋共15篇（班固的《两都赋》和左思《三都赋》都各算1篇，张衡《二京赋》分为《西京赋》和《东都赋》两篇收录）。
本论文的文献来源主要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收录为基础，补充了《初学记》中收录的残文，以及《南史》和《魏书》本传中提到的存目，共39篇，其中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分开各算2篇，左思《三都赋》算1篇。
都邑赋的开山之作是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但都邑赋掀起高潮，是东汉时期，由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此举引发了朝臣们的热议，周绕新朝定都问题，利用赋这种便于铺叙的文体陈举利弊，讨论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哪一个更适合作都城，在文人及公卿大臣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都邑赋创作一时大热。
纵观汉魏六朝时期都邑赋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以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高潮期，以东汉围绕定都争论而产生的都邑赋为主；第三个阶段是回落期，以魏晋文人对各地都邑的描写为主；第四个阶段是尾声，南北朝时期，渐近尾声的都邑赋已经蜕变成了抒情小赋。
《蜀都赋》具体的创作时间己经无从考证，且早期如《汉书》这类的史书中没有扬雄创作《蜀都赋》的记载，有人怀疑此篇并非扬雄之作。对于《蜀都赋》是否为扬雄所作，学界曾产生过争议。
以徐中舒、郑文、方铭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几个方面论证，认为《蜀都赋》非扬雄之作。而也有一批学者对他们提出的论据一一进行了反驳，其中熊良智的《扬雄〈蜀都赋〉释疑》是最新研究成果，他全面的反驳之前出现的认为《蜀都赋》非扬雄作品的说法。由于没有更充分、明显的证据证明此文非扬雄所作，所以仍应划归扬雄。
对于创作时间的推断，学界认为是扬雄早期离开蜀郡之前的作品。严可均先生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汉文》部分，将《蜀都赋》排列在扬雄作品的首位，似乎认定了这一种说法。
龚克昌主编的《两汉赋评注》以扬雄《答刘歆书》中的内容：“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铭》、《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颂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同时还列举《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夜郎杨庄颂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
庄曰：‘非也，此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之，拜为黄门侍郎。”扬雄到京师为郎后，大写讽谏赋，与纯属歌颂的《蜀都赋》风格大相径庭。由此得出，扬雄在离开蜀郡成都之前，羡慕司马相如的才华，写过一系列颂扬家乡的作品，《蜀都赋》大概也成于此时。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说：“《蜀都赋》作于居蜀期间，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
扬雄在《蜀都赋》中，对他的故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绘。写了蜀都的地理方位，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山隐天蔽日，极其险峻。河水湍急汹涌，内藏凶险。
木竹茂盛，飞禽走兽，皆藏其中。有对城市面貌“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代其流。”的概括。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食用的瓜果蔬菜，佐料酒酱，一一细数，其中。当地盛产的蜀锦和布帛，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华丽昂贵，一批布帛数金难求。能工巧匠所雕镂的器皿精致纤巧。
蜀都商业贸易发达，“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罔之械。财用饶赡，蓄积备具。”四方商客聚集于此，“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祭祀仪式盛大，祭祀之物是来自四方的飞禽走兽，食物烹饪方法严格而多样。节日聚会欢饮作乐，歌舞升平，驾车赛舟，捕鱼狩猎。
《蜀都赋》是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其中对于都邑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矿产物藏，动物植物，都城建设，祭祀风俗的描写，都成为日后都邑赋必写的题材，是京都大赋的雏形，为都邑赋这一赋的种类的形成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扬雄作《蜀都赋》是一个偶然，那么东汉时期都邑赋的兴起就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在鄗称帝，后移都洛阳，公元40年，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国家统一安定后，朝中大臣围绕是否应该定都洛阳展开讨论，于是有人以赋的形式上奏光武帝，劝光武帝迁都长安，此言一出，即招来反驳都邑赋伴随着迁都话题的讨论逐渐兴起。
杜笃作于公元44年的《论都赋》，就是这个政治话题下的第一个产物。历数汉高祖灭秦建汉的大义之举，文帝、景帝及武帝时期继承先祖功业，开疆拓土，完成统一，都是凭借雍州、咸阳的优势。雍州自古就是帝王居所，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山水相依，农业发达，且四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易守难攻。
文中的这些观点缺乏新意，基本沿袭了西汉初年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的说辞。此赋虽缺乏新意，但随之而来的后续反应却不容忽视。傅毅《洛都赋》和《反都赋》，崔驷《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都是为了反驳迁都之说而产生的。傅毅的《反都赋》现仅存一句“因龙门以畅化，幵伊阙以达聪。”
从其中提及的龙门、伊水可看出是写洛阳，应该是对杜笃《论都赋》的反驳。傅毅《洛都赋》虽为残篇，但仍可以看出，对洛阳周围地理环境优势的描写，“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崑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对宫殿、帝王仪仗、农事、田猎的描写篇幅不长，但是所涉及的内容颇多，且都是都邑赋中必需的部分。
崔驷《反都赋》是为弘扬洛阳之美，反驳迁都长安的主张。《两都赋》分《西都赋》和《东都赋》，虚构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这两个角色，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西都赋》以西都宾之口陈述西都种种，《东都赋》以东都主人之口述东都洛阳与西都之大不同，以达到抑西都扬东都的目的。
从《西都赋》中可以了解那个时期长衮的地理优势，长安埤的规模和城内的区域规划，对长安城四郊的富庶环境作全景式描写，有近郊诸县发达的农事和畅达的交通，县郊的离宫别馆及其中的珍禽猛兽。
在《两都赋》影响下，张衡创作出了《二京赋》。《后汉书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张衡十年巨著的《二京赋》对《两都赋》在写作模式和写作内容上都有继承，但是篇幅更为宏大，几乎是《两都赋》的两倍。两篇赋以凭虚公子和安处公子的对话问答连接在一起，《西京赋》中凭虚公子尽情讲述了西京的繁华，描写京都的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帝王的宫苑池馆、游猎出行这些都邑赋的基本内容，除此之外，对商业贸易、都邑游侠、市井村情以及郊庙祭祀、民间杂耍戏剧等的描写细致生动，甚至还有涉及天子微服出巡的内容，完成了一幅西都生活的全景图。其中关于百戏戏剧的描写成为了记录当时社会文化活动的珍贵文献。
《东京赋》中安处先生细数先王创业之艰难，称颂东汉王朝，描绘东京洛阳的城市结构、宫殿建筑。在对朝会、祭祀、天子出游、农事、大射、田猎、大摊等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中，完成对东都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颂扬。
但事实上张衡写作此赋的目的不仅仅是颂扬东都这么简单。东汉时期，刘秀之后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几乎都在幼年继位，因此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十分严重，《二京赋》创作于汉和帝永元年间，汉和帝十岁即位，由于皇帝年幼，外戚专权，社
张衡在赋中描述了南阳的地貌地势，山川河流，草木矿物，谷物瓜果，祭祀宴饮，节日娱乐，表达了希望天子南巡，重回故里之意。在对历史的追溯中隐隐暗含了对当政者的谏言，希望他们继承高祖、光武功业。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以《两都赋》和《二京赋》为代表的都邑赋，在继承了扬雄《蜀都赋》描写题材的基础上，还受了当时游猎赋的影响，在内容、篇幅和写作模式上有了很大改变。最明显的是对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内容和写作模式的吸收。
杜笃、傅毅、崔驷的都邑赋中都出现了代表对立观点的“客”这一角色，且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都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这种模式源自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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