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 董仲舒：儒学与政治的成功联姻

董仲舒：儒学与政治的成功联姻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剧《汉武大帝》。再现了西汉时期内忧外患中东方列强崛起的壮丽场面。汉武帝16岁即位，在位54年。在位期间，他以铁拳闻名，清算了2位皇后、1位亲王、6位宰相。在文化和思想上，他一改“黄老”韬光养晦、无为而治的方式，代之以儒家思想，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赋税、盐铁，一币，等同，算为汉奸之罪；在外交上，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东安蛮夷。插入帕米尔高原。这些事件在这部电视剧中上演。

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汉武帝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功臣，才华横溢，大有谋略。正如我所说：“有不平凡的成就，就要对待不平凡的人”。要想取得非凡的成就，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强化皇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此，必须加强“大统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儒家思想正式走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大家知道，儒家自创立以来，屡屡受挫，得不到当权者的青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儒家所提倡的尧舜周公之道，只是对古代三代政治经验的总结。时代变了，我们不能固守旧经验。荀子批判儒家有大儒、庸儒、小儒。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社会变迁可谓“天翻地覆”，与文化思想的多样性相对应。比如，三个朝代分诸侯国，是“封建制”，秦以后是郡县制；汉初的“七国之乱”证明封建制度行不通，中央集权必须高度集中；秦以后，是官僚制；三世以来，以礼治之，以德治之。然而，纯粹的礼治和德治可以拯救世界？儒学要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董仲舒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成功地将儒家思想与政治结合起来，成为统一政治的指导思想。董仲舒也因此被尊为“儒学之父”，成为汉代儒学的集大成者。

二、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三番对话

董仲舒汉代广川县人，家乡在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家可能注意到，唐朝以前的历史名人，大多都出生在北方。比如孔子在山东，荀子在山西，韩非子在河南，孙武在山东，墨子在山东，老子在河南，庄子在河南或山东。当时的南方还是蛮夷未开化之地，名人寥寥无几。

董仲舒当时的专业是儒家《春秋学》。须知，儒家思想的传承并没有中断。在“正”之前，也就是在正式承认之前，还有很多信徒。毕竟儒家的“六经”从来都是三帝五帝以来政治经验的总结。不可能像垃圾一样扔掉。秦始皇虽以法治天下，但在公元前219年，他率领文武大臣和儒医70人到泰山举行“妖孽禅”大典，这是儒家祭祀天地的仪式。汉朝初年，黄老一统天下，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廷礼仪。刘邦这才明白“做皇帝是可贵的”，体验了做皇帝的面子。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禄到曲阜“大狱祭孔”。刘邦用这种礼仪祭祀孔子，非同一般，足见他对孔子的尊重。

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期的春秋博士。此人自制力强，学习刻苦，“三年不看园”，连续三年不忍心在家看园。这似乎有些夸张，但他的见识确实不错。所谓“时代当时，汉武帝想要改变他祖宗的法律。窦太后还没有去世，朝中的大臣们更是观望不已。于是，汉武帝想了个办法：下诏“提贤正直，极谏之人”，就是以特殊的方式提拔人才，给他们指点。这些“有德有文”的人有100多人，他们其实是皇帝的一个“智库”或“智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有研究商鞅、韩非学说的法家，也有研究张仪、苏秦之学的政横人物，当然也有儒家学者。这些人还真是能说会道，什么都敢说，就是讲不通。武帝很是不满，可是只有这个董仲舒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

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决定弃黄老道，改用儒家治国。然而，如何运用儒学，他却毫无头绪，于是汉武帝以“策问”的方式与董仲舒进行了三番对话。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把孔子的正名、仁义、五伦，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思想，结合法家和阴阳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刑罚道德、弘太学、选主等思想，尤其是在他的第三策中，明确说：

陈余者以为六艺与孔子之科不在者，皆出其道，不进也。

这里的“六艺”就是儒家的“六经”，“孔子之术”就是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认为，这些都是政治的真实性，其他学派的理论可以搁置。这确实符合汉武帝统一思想的需要。

在儒学史上，董仲舒的《天道·人学》曾被正统儒家批判，说他不是“纯儒”，但只要看看武帝的《德策诏》就知道了。汉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你就会明白，董仲舒的“儒学”不可能像孔孟子那样回到原来的儒家，因为汉武帝给了董仲舒“命题作文”：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重制乐以和天下，百王亦同。 …… 有那么多的人带上翅膀（挽救）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仍然不能回头。日为奴仆所毁，至王后为王即止。它如何掌握权力或失去主导地位？古田的命运不可逆转，一定要推到大衰落，然后安息吗？芜湖！那些屑（累），长怀夜寐，修古者，必无益？三世受命，符文何在？灾难性的变化从何而来？

汉武帝的策问有一个明显的用意，那就是要以儒治天下，而他自己也希望成为儒家的“圣王”。但是，要贯彻儒家治国之道，还必须回答：

（一）先王儒家统治为何在后世没落？

(2)天命之兆、巨变如何解释？

（三）如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这些重大的时代问题，显然超出了原始儒家的范畴。董仲舒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能够立足《春秋》之义，成功地响应了汉武帝“明古今之变，为明日之民”的要求。 .

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除百家，嘉六经”。 《汉书》将董仲舒的对策概括为“排儒家，镇压百家”。后来，民国时期的易白沙将其概括为“休诸百家，独尊儒家”。请注意，这三个表达式之间存在细微差别。

汉武帝果然是个“奇人”。对于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他没有经过任何御前会议，而是绕过百官，直接去找董仲舒，写了几篇文章商议，最后下诏“罢免百家，褒奖天下”。六大经典”。按照他的身份，董仲舒当时只是一个“贤者”，相当于智库中的首席专家。事实上，汉武帝虽然赞赏董仲舒的决策，但并没有重用他为官。不过也好，因为董仲舒没有成为大官，所以成就了他的学问。 《春秋繁录》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

（摘自立夫论国学《董仲舒：儒学与政治联姻的第一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