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议东周（四十四）豫让并非千秋义士，他与赵襄子演了场双簧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晋国正卿智瑶的家臣。在春秋末期，统治晋国的卿族内部混战，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智氏，智瑶满门被灭，豫让逃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的《刺客列传》部分，记述了豫让为智瑶报仇而行刺赵襄子的故事，并称赞是"士为知己者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豫让被认为是东周四大刺客之一，以千秋义士的英名而留名青史。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豫让行刺赵襄子的故事，却发现里面疑点颇多，很多地方不符合逻辑。我觉得豫让这个千秋义士似乎有点沽名钓誉，他貌似和赵襄子演了场双簧。
豫让的故事源于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这是他作为智瑶的家臣是无法回避事情。在晋国中晚期，公族在与卿族的斗争中失势，朝政大权被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大卿族把持。然后智氏联合韩赵魏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成为卿族中最大的势力，垄断了晋国正卿的官位，独揽大权。智瑶继承父亲徐吾上位以后，积极谋求兼并韩赵魏三家，欲仿照田氏代齐的故事取得晋国国君之位。他以蓄积力量与越国争霸为由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土地，韩氏与魏氏屈服于智氏，而赵氏族长赵襄子则拒绝了智瑶的要求，由此引发的晋阳之战。
在晋阳之战初期，智氏联合韩氏和魏氏出兵攻打赵氏的大本营晋阳，将整个城池围得像铁通一般，还采用的引水灌城的方法，但都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由于在围城战中智瑶表现出的野心和骄横跋扈引起了韩氏和魏氏的不满，赵襄子便趁机派出家臣张孟谈暗中联络韩魏两家，策划里应外合消灭智氏。结果在晋阳之战中智氏的军队全灭，智瑶在战争中被杀死，豫让逃到山里躲过一劫。韩赵魏三家回到晋国首都绛州后又将智氏灭族，瓜分了智氏的封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三家分晋"的雏形。
战乱平息后豫让回到绛州，他不顾妻子的阻止，积极谋划刺杀赵襄子为智瑶报仇。豫让第一次行刺赵襄子时打扮成在赵氏为奴的囚徒，带着匕首潜入赵家，躲在厕所里伺机报仇。史料上说赵襄子心血来潮，突然让人搜查厕所，豫让被人发现，这次行刺便失败了。赵襄子的手下都建议他杀掉豫让，赵襄子却没有采纳，反而称豫让为"义士"，并试图劝说他放弃仇恨。豫让认为赵襄子放他是私恩，为智瑶报仇是公义，拒绝投降。赵襄子最终还是释放了豫让，并带人回到晋阳，以躲避豫让的行刺。
为了第二次行刺赵襄子，豫让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剃掉自己的眉毛和胡须，并在全身涂上漆，把自己打扮成乞丐，使别人认不得自己。他又吞炭而伤了自己的喉咙，改变了声音，使人不能从声音认出他。有友人从豫让的动作行为上认出了他，劝说他假装投入赵氏门下，取得赵襄子的信任，然后刺杀的成功率就更高。然而豫让没有同意，他说自己刺杀赵襄子是为智瑶报仇。如果先诈降再刺杀赵襄子，那就是反叛，算不得忠义之举。然后豫让便向着晋阳出发，继续他行刺赵襄子的计划。
原先智瑶带兵围困晋阳城时采用了引水灌城的战法，为此还专门在晋阳城外修建了一段水渠。后来赵襄子让人改建了这段水渠，并在水渠上建了座桥，叫做赤桥。豫让在晋阳行乞，打听到赵襄子要巡视赤桥，便在躲在桥下准备行刺。那天赵襄子巡视时却恰好惊了马，家臣张孟谈认为预兆不好，便派人搜查赤桥。豫让再次被发现，第二次行刺失败。赵襄子责问豫让，他说豫让现前当范氏和中行氏家臣时都没有这么忠心，智氏灭范氏和中行氏时豫让就没有处心积虑的报仇。而赵氏灭智氏也是同样的情况，豫让却行刺于他，这很不合理。
豫让的回答很出名，由此诞生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他说，"夫君臣以义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众人相待，吾亦以众人报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国士相待，吾当以国士报之。"然后在豫让的请求下，赵襄子同意让对方刺击自己的衣裳三次以报智瑶之仇。豫让在完成形式上的报仇后自刎而死，而感动豫让为主报仇的行为将其厚葬。从此豫让便以千秋义士的名声流传千年，他行刺赵襄子的故事也被各种戏剧、评书和小说改编演绎。
然而从上面的这两次刺杀赵襄子的过程看，其中疑点却让我有些不解。首先，两次刺杀的失败太过巧合。一而再，再而三的巧合，那多半不是巧合。豫让对行刺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却莫名其貌的被搜查出来。不论是赵襄子的心血来潮，还是驾车的马惊了，这都是说不清楚的东西，也就不能称其为证据。第二，被人搜查到以后豫让没有行险一搏，反而更赵襄子讲道理，这不和清理。既然是来报仇的，那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是必须的。就算杀不了人，那也得溅对方一身血。荆轲刺秦王失败后困兽犹斗，豫让刺杀失败居然讲道理，这很无厘头。
为了刺杀赵襄子，豫让做了那么多牺牲，受了那么多苦。最后连刀都没动一下，居然一起讲道理，这他与之前发誓报仇的起因完全矛盾。要解释这样的矛盾，我认为唯一的可能性便是豫让本不像刺杀赵襄子，他和赵襄子演了一场双簧。第一次刺杀失败后，豫让被赵襄子大加赞扬为"义士"。第二次刺杀失败后，赵襄子同意豫让击衣报仇，成就了对方"国士"的名声。有些研究历史的爱好者认为这是两人沽名钓誉，其目的是互相成就对方的美名。我认为有些道理，但并不是核心要点。两人唱双簧的需求还是要从当时的利益归属分析。
孔子说过，春秋无义战。既然赵氏与智氏的战争不是义战，那豫让刺杀赵襄子就无公义可言，赵襄子给豫让加上的"义士"和"国士"的名头就不可信。在友人劝豫让诈降报仇时，豫让认为那不忠义，是反叛行为。可智瑶谋划灭韩赵魏，然后取代晋国国君，这难道就不是造反？豫让先投范氏，再投中行氏，后来又投智氏。他的人生不是他口中不屑为之的"贰臣"，已经算是"叁臣"了。如果他投了赵氏，不过是"肆臣"而已，也不算太丢人。然而在最终却赚得了"义士"和"国士"的名声，这可以说是赚大法了。
从整个案子的过程看，赵襄子无疑是收益最大的。他通过这个案子成就了"贤人"的名声，展现出了虚怀若谷的气度和宽宏大量的作风。在智氏刚刚被消灭的背景下，那些原本在智氏门下的家臣和走狗自然会转投赵氏门下，这对赵氏长远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而赵襄子名声的提高，也更有利于赵氏未来做三家分晋的事情，独立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对于豫让来说，名声上的变化自然是很大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名声和赵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赵襄子要利用这个名声吸引人才自然要大力宣传，那就得对豫让的妻子儿女有更好的物质上的输出，这也保证了家族的荣华富贵。这比他再投入赵氏门下做个"肆臣"的收益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