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章为何按兵不动？一个被遗忘的旷世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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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资治通鉴》记载四国伐楚，这自然会让我们好奇：齐、韩、魏三国明明常年都在跟秦国作战，这次却和秦国合作，真能合作得起来吗？

《资治通鉴》关于联合作战的这段记载是从《史记》抄过来的，但杨宽先生有过考证，认为《史记》把秦、楚之战和齐、韩、魏联合伐楚并斩杀楚将唐昧的事情混为一谈了，这原本是不相干的两件事。不过，支撑这个结论的虽然有很多旁证，但并不存在任何铁证。

最有力的一条旁证来自《战国策》，说秦、楚之间发生恶斗，秦国夺汉中，战蓝田，把楚国打得狼狈不堪，服软认怂，韩、魏两国趁火打劫，很捡了楚国一些便宜。

后来齐、韩、魏三国联手，准备再打楚国，却忌惮秦国。于是有人给孟尝君田文出谋划策，建议派使者去见楚王，就说三国联军准备对付秦国，所以想跟楚国和解，只要楚国能够真心加入合纵大家庭，被秦国抢走的地盘又何愁夺不回来呢？

这位谋士的分析是：秦、楚联盟本就貌合神离，楚国如果挨了合纵联军的打，按说应该会期待秦国的援手，但秦国到底会不会发兵支援，楚国其实毫无信心。所以，楚国只要听说联军撤退了，转攻秦国了，一定会对联军的要求积极响应，这就会造成楚国加入合纵联盟共同攻秦的假象。

秦国看到这种状况，自然会生楚国的气。到了这个时候，齐、韩、魏三国联军翻回头来再攻楚国，楚国就算再怎么向秦国求援，也注定白费力气。

孟尝君依计行事，果然成功离间了秦楚关系，大败楚国。

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吕氏春秋》有很详细的记载，说齐王命令匡章会同韩、魏两国一道攻楚，楚王派了唐蔑应战。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吕氏春秋》所谓唐蔑，也就是《资治通鉴》和《史记》里的唐昧。语言先于文字，早期的文字经常只是为了记录语音，所以对于同一个字，这么写也可以，那么写也可以，只要读音相近就可以，好多通假字就是这么来的。

匡章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了，他曾经因为在孝道方面的特殊表现在齐国引起了很大的非议，还曾经指挥齐国军队成功击退了秦国的进攻，成长为齐国的一代名将，成为田忌、孙膑这对经典组合的合格接班人。

匡章到了前线，和楚军对峙，但也只是对峙，双方谁都不出战，就这么耗了足足半年。

齐王按捺不住了，派出名嘴周最敦促匡章赶紧开战，措辞非常严厉。此情此景，大约相当于岳飞在前线接到十二道金牌，只不过不是催促撤军，而是催促出战。

岳飞顶不住这份压力，但匡章顶住了，请周最回去给自己带话：“杀我也好，罢免我的职务也好，杀我全家也好，随便齐王处置，但在前线，不该出战却硬要出战，或者应该出战却不出战，这些事情我自己做主，齐王不能勉强我。”

今天我们来看匡章的应对，觉得这无非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没有什么特别，而齐王悍然干涉前线指挥，这就不对了。但是，站在齐王的角度，确实也有促战的紧迫感，因为联合作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形势大好的时候可以你好我好，而一旦失利，或者只是陷入僵局，人心就很容易散。人心一散，自然夜长梦多。

这就像今天几家公司联合搞活动，或者几个人合作解决一件事一样，最好趁着热乎劲儿快刀斩乱麻，宁可承受几分由仓促导致的失误，也不要拿慢工出细活儿的态度把时间拖久。

那么相应地，楚国主帅唐昧一点都不着急，毕竟他在主场作战，占尽地利、人和。

那么，以匡章这样的名将，为什么甘犯兵法之大忌，跟唐昧硬耗呢？

齐威王给孙膑出过一个战术难题：两军旗鼓相当，阵型都很牢固，谁先进攻谁吃亏，在这种局面之下，该怎么打破僵局，打赢战争呢？

匡章现在面对的正是这个难题，所以才会一直耗着。

那么，孙膑不是给出过解决方案吗：派少量兵力去做试探性进攻，要选择身份低下但作战勇猛的人担任将领，由着他们吃亏，只要他们的败退能把敌人从阵地里引出来追击就好，然后用提前埋伏好的主力部队从敌人的侧翼发动攻击，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

当年桂陵之战，孙膑真的用过这一计，难道匡章没学过吗？

匡章实在有自己的难处，他面对的局面比孙膑的模型多了一个限制条件：水。

当时齐军和楚军夹泚（zǐ）水对峙，对于双方来说同样利守不利攻。《孙子兵法》讲过河流的战术意义在于“绝”，起到隔绝作用。

河流是一道天然屏障，渡河并不容易，所以《周易》的卦辞里边总是出现“利涉大川”之类的话，说明人们曾经在横渡大江大河之前都会占卜吉凶，怕有风险。如果占卜结果是“利涉大川”，那好，安心渡河就是了。

但到底怎么渡河呢？

乘船当然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不是简单的渡河，而是渡河发起进攻，对岸还有敌军的严防死守，事情可就不好办了。如果船只数量太少，敌人的强弓劲弩就很容易集中火力各个击破，而如果想拉开攻击面一拥而上，准备那么多船也并不容易。

而站在敌人的角度，最经典的防御方式就是在自己这一侧的河滩上留出一片空地，等对方的进攻部队半数已经弃舟登岸，忙乱之中还没能布好阵型，而另一半还在船上，正在渡河的时候，立即发起反击，这就叫“攻敌半渡”，或者“待其半渡而击之”。

已经弃船登岸的那些士兵只要向后一退，就会和岸边正在登岸的战友们搅成一团，前进无门，后退无路，沦为待宰羔羊，慌乱之下甚至会发生自相残杀的惨剧。

渡河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架设浮桥。当初周文王娶妻的时候，就在渭水架了一座浮桥，完成了亲迎礼，这就是《诗经》里边讲的“造舟为梁，不（pī）显其光”。但在两军交战的时候，浮桥很难操作。

所以通常来说，只有当先头部队渡了河，把对岸的敌军扫荡干净，这才可以架设浮桥，让后面的大部队和辎重部队快速渡河。

匡章当然明白这些军事常识，所以任凭齐王怎么催战，他就是按兵不动。

当然，所谓按兵不动，也不能真的什么都不做。

匡章派出侦察兵，沿河勘察，必须找出一个适合渡河的位置才行。

但唐昧那边也不傻，隔河射箭，让匡章的侦察兵没法顺利勘测。

事情原本会陷入僵局。匡章只要不敢去赌，唯一的办法就是撤军。但转机悄然而至，有一个在河边割草的人告诉侦察兵说：“哪一段河水深，哪一段河水浅，其实很容易知道，只要看看对岸守军的多寡就行。守军多的地方，河水就浅；守军少的地方，河水就深。”

侦察兵赶紧请割草的人上了战车，载着他一道回营去见匡章。

匡章问明情况之后，当天就亲自统率一支精兵，趁着夜色，在对岸守军最多的河段悄悄渡河，发起突袭。毕竟河水浅的地方渡河更容易。这一战大败楚军，斩杀唐昧。

《吕氏春秋》在文章结尾评价匡章，说他“知将分（fèn）”，意思是说，匡章很清楚为将的本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哪些命令该服从，哪些命令不该服从。

“分”是古代管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在《资治通鉴》的第一段“臣光曰”里，司马光评价“三家分晋”那段历史，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这段话如果套用在匡章身上，那么匡章的“名”很清晰，是前线总指挥，“名”既然清晰了，相应的“分”也就清晰了，正是他的“名”和“分”使他有底气抗拒齐王的命令。

而如果齐王的命令真的可以越过军事指挥官，在前线直接发生效力的话，那就说明齐王僭越了名分，非礼了。同样，如果匡章明明应当合礼地拒绝齐王的干涉，却违心地奉命出战的话，那就说明匡章僭越了自己的名分，跟着非礼的齐王一道非礼去了。

假如齐王忽然清醒过来，发现匡章竟敢非礼，以至于在前线吃了败仗，那该怎么办呢？

在司马光的政治哲学里，这很简单，只要换人就行了：换掉匡章，换上一名不非礼的指挥官。司马光还会说：“换人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变法呢？”

这就是司马光的政治态度。在他的理解里，变法因此会是一桩荒唐的事，是一种毫无必要的瞎折腾。

话说回来，战国时代的国际社会，牵一发而动全局，任何两国之间的胜败都不仅仅是当事的两国之间的事情。那么，匡章的胜利会触发哪些连锁反应呢？

上期回顾：四国联军大军压境，楚国该怎么办呢？赢也不是，输也不是！

我们下一期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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