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主体，特点是什么？
君主之道：“法、术、势”并用。
韩非政治思想的主体是“法、术、势”为一体的绝对君主专制理论。韩非从人性论出发，剖析人性自利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利益计算的社会现实中，“从人性论角度解开君臣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君主免于‘制于人’。”
然而，君主既然无法在“信人”，则民众、臣僚、左右近侍、父兄亲属、夫妇子女等皆不能信赖，君主被隔离于社会关系和政治伦理之外。于是，君主只能寻求人之外的治理手段和工具，这便是韩非政治思想的主体，集“法、术、势”为一体的君主专制理论。
春秋以前，国家依靠宗族运行，君主与贵族都是国家的主人，君臣之间的权力地位由血缘关系决定、矛盾并未显现。但是降至战国，“臣属浸失其共治之地位而沦为君民间承上驭下之佐下阶级。其本身亦遂成受治之对象。”
君臣之间不存在先天的血缘关系，官僚权力地位完全分自君主授予，因而臣权大则君权弱，臣僚以权治民、以权谋私、以权欺君充满变数，因而“儒家的忠孝仁义学说，法家的法术势理论，究其实质，都是为了君主控制臣下而设。”
实际上韩非著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君臣矛盾而发的，因而韩非认为国家治理的问题，就是通过“法、术、势”结合使得臣、民皆轨法而行，君主无法亲自执行法治只能依靠臣僚，术便是为防止大臣以权谋私、侵害君主权力和利益而论的，君主权势是法、术的基础、归宿和目的。“法、术、势”理论并不是韩非首创，而是韩非对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思想综合和进一步发展。
韩非与商鞅纯任法治、主张“法平则吏无奸”的乐观不同，通过对秦孝公以下至昭王时的历史分析，认为秦国虽然国富兵强，但是“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根源就在于“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以知奸”的缘故。韩非针对官与奸而发、弥补法治不足的思想，便是“术”。韩非“术”思想，直接来源于韩国法家前辈申不害。
“术”是“刑名法术”的“术”，《史记》记载申不害“本于黄老”、“修术行道”，可知“术”来源于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申不害认为君主用“术”主要特征是“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
这表明“术”的主要目的便是驾驭群臣，具体内容表现为“无为”、“独断”、“循名责实”等方面，但是韩非认为申不害之“术”治与商鞅之“法”治一样，存在着“法不勤饰于官之患”，因而才导致韩国法制混乱、前后相悖，“故法未息”、“新法又生”，虽然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于上”以“知奸”，但是“知奸”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奸多”的困境，因而单纯依靠“术治”是不现实的。
“势”本意是“形势”，后逐渐延伸为趋势、优势、权势，“势”治理论的论述，应是源于稷下黄老，由慎到系统阐述。慎到认为君主的统治与其贤愚、道德无关，而在于其“势位”即权势，权势便是君主区别于民众的唯一标准，君主统治依恃“势位”足以“令则行，禁则止”，人君自身是尧舜还是桀纣并不影响君主地位。
但是韩非根据历史分析，看到君主权势对于治乱的影响差异，不满于慎到“势”治仅仅限于君主统治的理论，认为这种自然之势下的“势”治，仅仅达到论述君势必要性的阶段，君主的贤愚、好坏直接决定天下的治乱，这并不是韩非所追求的局面。韩非发展了慎到“势之足用”的理论，目的在于寻求不论君主贤愚、好坏都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方法，也就是“人设之势”，而具体方法便是“抱法处势”。
韩非针对商鞅、慎到、申不害以上的偏重和弊端，主张“法、术、势”对于君主缺一不可，认为法、术、势是相辅相成以维持君主统治的“帝王之具”，“人主之大物也，非法则术。”；法、势之间则是“抱法处势则之、背法去势则乱”的关系；君主统治必须凭借“法、术、势”不可偏废，而应该灵活行使、综合运用。
1.韩非论“法”。
韩非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性“好利恶害”的常情，韩非赋予法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看出其立足法家与现实，而与黄老道家分道扬镳的事实。首先，法脱离于道之虚无性和神秘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明确表明法令由君主编制、官府执行、百姓知晓和遵守，是成文法而非由道衍生、晦涩玄奥的“微妙之言”；
其次，法令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规定，因而具有时代性和具体性，“法者、事最适者也”因法具有立足现实的特质，所以法令的制定必须详细而又易懂“明主之法必详事。”；
最后，君主体道而后生法，但是上传下达以及严格执行的是官吏，“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法令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用以治理的工具，民众是法令施行的对象，必须确保民众熟悉了解，因而法令又必须具备稳定性和普遍性，“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2.韩非论“术”。
韩非著作针对君臣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现实，极为重视驭臣权术，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其政治思想是“法、术、势”结合而以“术”为中心的。韩非论述的“术”内容虽多，但无外乎是选贤和去奸两项，目的便是弥补商鞅“言法而不术”即只讲利国而不讲利君的不足。
也就是说，只有在君主立场上针对君臣矛盾和维护君主权位，韩非才侧重与“法”相矛盾的“术”，而非全部思想体系以“术”为中心。韩非认为治国之本还是需要依靠公开的“法”而不是隐蔽的“术”，“治強生于法，弱乱生于阿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明确这一点是客观分析韩非的法家思想及其对君臣关系论述的前提。韩非之“术”的具体内容则不可胜举，但总框架确不出郭沫若所说的“选贤”和“去奸”两大范围。
3.韩非论“势”。
韩非用“术”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君权即“势”的稳定。韩非对“术”的重视是与其尊君抑臣之“势”理论一体的，有学者为韩非最为突出的君臣矛盾下的“术”论和“势”论所吸引，进而认为韩非“法、术、势”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势”，“势”是三者中的中心。
但是《难势》篇的结论，明确否定了“势治”倾向，而转向“抱法处势”的主张。韩非对“势”的重视程度，来自历史现实和政治本质的清醒认知，若以“势”为主则并不需要强调“抱法”对“处势”的必要性，这一方面是为了以“法、术”保障“势”的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却是以“法、术”防止“势”的无序滥用，本质上是使得“势”得以摒弃主观性和随意性，成为“法、术”结合下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客观工具。
韩非所论述的君势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是以大量篇幅劝谏君主以论述“势”的必要性和至高性，“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权势因其必要性而不可外借，只能为君主所独有，否则便会威胁到君位，“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
其次，君主不应盲目依赖自己的“自然之势”，而应该凭借“法、术”以增强可控与可预期的“人设之势”，君势的保障之一是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則乱。”君主权势的保障之二是术，“人主者不操术，则威势轻而臣擅名。”；
最后，“人设之势”的内容，总的来说包括“观听之势”、“聪明之势”、“威严之势”，通过众端参详、考核臣下的权势：“观听之势，其徵在比周而赏异常也。”，防止臣下左右雍蔽君主耳目的权势：“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君主用以禁奸止暴、统治民众的权势：“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结语
韩非思想的“法、术、势”三者是相辅相成，是服务于君主利益和治理国家的系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