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最大的政治暗杀事件——费祎遇刺而亡
就三国魏蜀吴而言，蜀国无疑是疆域最小，经济最弱，军事实力最差的一个，但也必须承认的是，三国里政治局势最稳定，没有内乱，始终是皇帝掌控权力的国家也是蜀国。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里，却发生了一起最重大，最离奇的政治暗杀事件，这次暗杀事件涉及到了后主刘禅，姜维，以及敌国北魏。此事之离奇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和比较公认的说法。
陈寿在三国志对于费祎被刺是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而且费祎遇刺没有写在《费祎传》而是写在《姜维传》里。如果把此事扩写的话就是：公元253年春节，大将军，成乡侯费祎在涪城举行岁首大会，由于喝高了，被假装向他敬酒的魏国降将郭遁刺成重伤，几天后就去世了。当时都一致认为这是降将郭循个人行为。所以当时郭循就被乱刀砍死。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后世认为姜维是最大的嫌疑犯。因为费祎遇刺而亡最大的受益者是姜维，陈寿虽然没有明说谁是凶手，但已经暗指就是姜维指使。魏国降将郭遁就是一个死间。本着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凶手的原则，费祎被刺最大获益者就是姜维。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证明姜维就是刺杀费祎的主谋，蜀汉宰相费祎被杀绝对是政治谋杀，所以，费祎的遇刺如果进行一个全面推导的话，谁都有嫌疑，谁都有可能。
费祎（？－253年2月），字文伟，深得诸葛亮器重。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在蒋琬死后，继任为宰相兼军师，费祎主政时，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姜维有着巨大的策略冲突。假设说凶手是刘禅，大可不必，当时刘禅已经掌控国家最高权力，如果真要费祎的命，一道圣旨即可，无需大费周章，费祎死后，费祎的儿子娶公主，女儿是太子妃，双重皇亲。从这一点来看刘禅肯定不是。
如果是曹魏可能性也不大，当时司马懿已死，司马师主政。东吴太傅诸葛恪在公元252年大败司马昭，魏吴大交兵，此时曹魏干这事可能性也不大，也就是说郭循如果是曹魏故意派来诈降。借机刺杀蜀国高官（不一定非是费祎不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我们现在看一下郭循这个人，郭循(？－253年），字孝先.三国时代曹魏的中郎将,被姜维俘虏后降蜀汉。被刘禅封为左将军（级别上只比姜维第一点）。刺杀费祎以后，同年八月，魏帝曹芳下诏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饼，绢千匹、后世由此也可以证明郭循是曹魏的”死奸”。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评论是：郭循的刺杀无非就两点，一是临时起意，二是刻意为之。从他死后曹魏的行为来看，应该是临时起意的。
最后来看姜维，费祎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大将军、益州刺史、开府、假节、录尚书事，是蜀汉最高行政官员。关键是已经开衙建府。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班底。在职务上已经和诸葛亮一样了，姜维当时的职务是卫将军、假节、录尚书事。姜维职务很高了。姜维地位的提升必须由刘禅任命。也就是说姜维与费祎没有争权夺利的冲突、再说，费祎的遇刺和姜维提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果真是姜维所为，无非三种情况，一是败露身死，二是成功提升职务，三是原地不动。对比之下，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姜维也不傻，为何要这么做。
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里写：“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意思是姜维功利心极强，“阴养死士”。养死士是证明姜维刺杀费祎的原因，但问题是郭循不是姜维的死士，不是姜维的家奴。姜维和郭循没有任何政治联系。郭循的刺杀对蜀汉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宰相“。而且以后再无贤相。实际上，就算姜维真想干，这样的事情也不会交给郭循去做。太冒险，费祎遇刺以后，姜维52岁，费祎死后三年，姜维才由卫将军升级为大将军，明升暗降，得利最大的是陈袛。对于此事刘禅应该没有调查，费祎和姜维，一死一伤。得利最大的应该是刘禅。费祎死后，董厥同平尚书事，樊建出任尚书令， 姜维明显没有得利。说费祎被刺最大获益者就是姜维是不确切的。
由此可以说明，郭循刺杀费祎，绝对不是姜维所派。刘禅指使几乎不可能，曹魏派遣的死奸也不现实。只能说是郭循临时起意，但最终受益的是刘禅。而伤害最大的是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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