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少爷犯了错,老爷为何总是要“请家法”

看古装剧，里面会有这样的剧情，那些名门望族的少爷犯了错误，一般老爷都会要求“请家法”来，其实也就是用鞭子或者棍棒打少爷。那么古代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家法呢，为什么少爷犯错了，老爷一定要用家法处置少爷？

家法的起源

家法，即家族法规，是调整家族或者家庭内部成员人身以及财产关系的一种强制性规范。它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特殊现象，是古代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强调群体利益的中国社会里，齐家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各家族对族人子弟的教育相当重视，劝诫子弟要敦学、修身、立志，而督促族内子弟上进的措施便是通过家法族规来实现。每个家族几乎都有家法与族规，存在于各地各姓的家谱与宗谱中，构成了家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第一部家法究竟发端于何时，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考证。宋人王谠《唐语林·德行》中提到唐朝的家法：“开元天宝（713-756）间传家法者，崔沔之家学，崔均之家法。”

最早的成文家法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九江郡清阳县（今江西德安）义门陈氏家长陈崇创立的《义门家法》33条。

其实，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族规”，只不过那时的族规还不是一个家族的规矩，而是一个氏族公社的规矩，图腾禁忌就是一种族规，是一种氏族内部的约束力量。

历代都有“家诫”、“家训”问世，先秦时期数量极少，汉朝时略有发展，两汉时期，东方朔、郑玄、诸葛亮、嵇康等许多名人，或撰有“诫子”，或撰有“家诫”、“女诫”、“清诫”、“诫盈”、“起居诫”等等，皆有家诫家训传世。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形成一个高潮，此时世族、士族的势力很大，世家大族由贵族家庭成员与依附他们的亲族或家奴组成，世家大族内部关系不平等，因此依靠一般社会礼法制度约束子弟与部曲，并不需要另立对家族成员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族规。

南北朝时期，处于乱世中的士大夫热衷于撰写家训，家法逐渐演化为礼法，教条化为家规。北齐颜之推是儒者，又崇佛法，他撰写的《颜氏家训》最为典型，“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其文重在道德教导，兼含规范约束，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斯子孙”，内容则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层面。

南北朝时期开始的撰写家训的热潮，在此后的年代里并未降温。在大量撰写家训时，有些家长扩充了其内容，除了告诫子孙，为他们指明为人之道，同时还对于不按家训行事的不孝子孙规定了惩罚的具体办法。

因此，“正面教育”式的家训开始分流，一类沿着传统的体例，继续作为纯粹的家训，如宋代袁采、陆游等人所着的“家训”、“世范”等；另一类则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性质的家规，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增加了惩罚规定。

《苏氏家语》载：北宋范纯仁娶妇，传说新妇以绫罗为帷帐，其父范仲淹说：“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烧毁）于庭。”范仲淹说的家法是否是成文的家法，就无从考证了。

北宋开封府尹包拯的家训十分简约，但其中明确规定，“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这既是家训，又是家法。

作于唐昭宗时的江州陈氏《义门家法》是较早的关于家法的书。陈氏是陈后主的弟弟，唐朝前期迁居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在这里建书堂，撰家规，世代聚族而居，至宋仁宗嘉祜七年（1062）奉旨分家时，已同居十余代，历时230年，全家有3700多人。

由于陈氏家族自南朝陈朝始，世代同居，人丁繁盛，所以需要建立这样一套比较适用和完善的家族管理机构：如设立掌握赏罚的库司、掌家内外诸事的主事、掌男女婚姻的开勘司、建立司家刑的刑杖厅和掌教育的书堂、学院等等。

其他条文规定了家族内人员的权利、义务和应遵守家法的规则，对违反家法的行为应处的刑罚，包括杖刑、剥落衣装、归役等。

家法的演变

由唐至宋，宗族组织普遍，家规由一家一户的家训，转变成专门约束家庭成员的规章。这个时期，儒学复兴，理学盛行，家族法的伦理性也进一步得以加强。

家族建祠修谱，订立家法族规、义庄规范十分普遍，特别在江南各地，尤其如此。名臣欧阳修、苏洵重修家谱成为当时社会的榜样，家谱中的“谱例”则成为家族法中新的重要形式，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朱熹的《家礼》等。

朱熹订立《朱子家礼》时，将《居家杂仪》内容尽收其内，内容多以训诫、规劝的形式要求子孙家人敬老爱幼，家人和睦、为人忠信仁义等等。

同时，又用四个条文规定了家内仆人违反行为规则要处以刑罚：男仆人对主人要忠信，能干家事，不能有欺诈、背公、徇私、盗窃的行为，做得好者“重其禄”，违反者“杖之”、“逐之”；女仆人不能“两面二舌”、“饰虚造谗”、“离间骨肉”，犯者逐之等等。

制订于元代中期的《盘古高氏新七公家训》，多处提到“家法”、“家规”，而作者的本意是将其与“家训”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可见在家训向家法族规转化的初期，家训、家法、家规在时人心目中并无根本性的区别。

高氏家训中既有正面教育的开导训诫，又有强制性的惩罚。如在“重祭典”条中，对于卖祭田、祭器，伐坟木，毁墓石，废时祭等行为，“皆重惩之，毋得容隐”。

在“戒淫盗”条中，则“少有干犯，即当痛责”，“致若犯劫盗之罪案，经族正会议，立予除名，不准入谱”。这几份家训的内容中，显示出了家训向家法族规演化的轨迹。

明清时期的家法

明清时期是家法族规的普及时期，家法族规进入寻常百姓家，特别在明代中期嘉靖、万历年间以后。

此时已经度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明初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已发展成数十口直至数百口的宗族。这些宗族又建造宗祠、纂修宗谱等，因而有了订立家族规范的需要。

明朝以前订立的家法族规，对于违反家法族规的子孙的惩罚，相对较轻。进入明朝后，随着家法族规的严密、完善，并因宗族人口的不断增多，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对于违反家法族规者的惩罚，已经有了加重的趋势。

明初的家法族规，诸如曹端的《家规辑要》等，已经将处死列入家法族规之中。如，犯有淫乱行为的妇女，要逼令自尽。到明朝后期，家法族规中的惩罚办法逐渐增多，惩罚力度逐渐增强。

有些家族甚至对于一些很小的事情，也大动干戈，加以重惩。如撰写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对搬弄是非的“小家婆妇”，须“重治而禁绝之”。

清朝很重视和学习汉文化，特别重视家法族规的齐家束族治世的巨大作用。因此，清初顺治皇帝学习明太祖朱元璋颁“圣谕”六条，为家法族规制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紧接着康熙皇帝在“圣谕”六条的基础上，又颁影响更大的“圣谕”十六条。由于最高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重视，因此，掀起了清代家法族规制订的又一个高潮。无论旺族大宗或是寒门小姓，都制订自己的家法族规。

这一时期的民间家法不仅更严密，而且系列化，出现了大量单一性的规范，有《族祭项条例》《义田总例》《敦亲项条例》《恤族项条例》《应试项条例》《垂裕岁修项条例》等十多种单项规范。

到清朝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急剧增长、宗族扩大，致使不少宗族的尊长发出“族繁矣”的感慨。人口激增而生产并未相应的发展，无论城乡都出现了众多的无业游民，又使尊长们为族众“良莠不齐”而忧虑。许多家庭和宗族将制定和强化家法族规作为防止家族衰败的良方。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家法族规于此时进入全盛时期。

与之相对应的是，家法族规中的惩罚方式也大大增加。诸如涉及财产的惩罚方式，常见的有罚钱、罚戏、罚祭、罚香烛、罚锡箔，等等。同时，对于违反家法族规者的惩罚强度也明显加重。

在此之前，所能见到的要被家法族规处死的只有淫乱妇女，且以逼迫她们自尽为主。而在此时，不孝、偷窃、抢劫，在有些宗族中甚至是出家为僧、为尼，都会被宗族处死。处死的办法也增加了较逼令自尽更为残忍的活埋、沉潭等多种。

晚清特别是民国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家法”的秉承越来越松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立法上对个人权力进行维护，“家法”这个词渐渐地也只有在电视屏幕上才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