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遗诏不到两年就被谢晦之叛所打破，政局再次陷入混乱

刘裕遗诏，荆州委“诸子次第居之”，这一策略在他死后两年就被打破，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永初三年五月刘裕病逝，太子刘义符即位，录尚书事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共为顾命大臣，辅佐少帝掌朝政。

刘裕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顾命集团，皆是与刘宋新王朝利害关系紧密相关者，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但刘义符即位之后，却与顾命大臣之间起矛盾冲突，导致被废黜之结局。

史称少帝“多诸愆失”，如“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暱，游戏无度”；“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竭，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以致“远近叹嗟，人神怨怒”，致使徐羡之等采取了极端的废帝措施。

一、谢晦之叛

在此之前，徐羡之等利用少帝与庐陵王刘义真之间的矛盾，于景平二年二月废义真为庶人。五月，檀道济、王弘入朝，五人共商废少帝之谋，以少帝“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暱，游戏无度”为由，借皇太后之名废少帝刘义符为营阳王，不久将其杀害。随后，奉迎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入继皇统。

徐羡之等人担心刘义隆对荆州刺史别有处置，遂在刘义隆东下建康的过程中，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谢）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并且“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谢晦荆州刺史之任，很明显是徐羡之等顾命大臣为确保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在文帝之前采取的自保举措，甚至不惜打破刘裕临死前的策略。

在谢晦任荆州刺史时，同为顾命大臣的檀道济被任命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广陵。这样，形成了谢晦据上游、檀道济镇下游的外援，徐羡之、傅亮二人秉权中枢的格局，可谓里应外合,足以安稳、长久地持制朝廷。但谢晦自任命至到镇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

谢晦到荆州后，也并没有因为“今得脱矣”而安心，极力寻找新帝周边关系，“冀以免祸”，不仅结交侍中王华如此一种人，还将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彭成王刘义康和新野侯刘义宾，理想与皇室联姻。顾命集团废少帝后“可得持久”持制朝廷的各种措施与安排，并没有给谢晦以足够的安全感，等文帝充分站稳脚跟后，他与顾命老臣之间的权力之争突显出来。

元嘉二年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文帝始亲理万机。十一月，文帝开始计划“诛羡之、亮，并发兵讨晦”。三年正月十五日，檀道济以“始不预废弑之谋”被文帝招抚，成为讨伐谢晦的主将。十六日，文帝下诏宣告徐、傅、谢三人擅自废立和鸩杀之罪，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在京的亲人或被诛杀，或被收押。

文帝认为“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决定亲帅六师，前往讨伐，命到彦之即日率两万禁卫军从水路西上。十七日，文帝任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州、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二月十一日，文帝亲率大军从建康发兵，令檀道济率三万精兵从水路西上以援到彦之；段宏领铁骑三千从陆路出发；雍州刺史刘粹从北面“断其走伏”；湘州刺史张卲从南面夹击。

徐、傅被诛，谢晦意欲凭“荆州用武之地，兵粮易给”的优势与朝廷对峙，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为了壮大兵力，谢晦尽发南蛮府所属兵户，又四处征兵，“二三日中，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

谢晦亲帅两万大军东下，以所抚军府长史、宁远将军庾登之为前锋，率精锐一万士兵进驻巴陵；以弟谢遯为竟陵内史，领一万精兵留守江陵，抚军司马周超领三千守城以备刘粹。刘宋建国以来首次荆扬之争一触即发。

当谢晦大军达到江口时，到彦之已到达彭城洲。囤据巴陵的庾登之“畏懦不敢进”，加上连日大雨，谢晦听从庾登之建议停军十五日。半个月过去后，谢晦才派中兵参军孔延秀发动对驻扎彭城洲萧欣的进攻，大败萧欣军，又进攻彭城洲到彦之军队驻地，到彦之退守隐圻。谢晦军首战告捷。但他并没有乘胜追击，乃上表自讼，自矜其捷。

从起兵之始，谢晦就误以为檀道济跟徐羡之等人一起被诛，等到檀道济大军西上，并与到彦之会合，谢晦骤然“惶惧无计”。二月十九日，檀道济率军逼近忌置洲尾，战舰排列着渡过长江，已是强弩之末的谢晦士兵面对突然增多的大军，“西人离沮，无复斗志”，一触即溃，全军大败。至晚上，谢晦从巴陵回江陵。

在后方战场上，文帝派遣雍州刺史刘粹从陆路率步骑兵袭击江陵，刘粹的军队刚到沙桥，周超即率一万多人迎战，刘粹军大败，死伤者过半。不久，谢晦战败的消息传来，周超出降到彦之。谢晦到江陵，其部将全都散尽，不得已遂携其弟谢遯等北逃，三十日，在司州安陆延头被擒，被押至建康伏诛。这次荆扬之争，以谢晦的彻底失败告终。

二、谢晦兵败

对谢晦兵败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主观上谢晦大意轻敌、用将不当。在彭城洲攻陷到彦之军队后，谢晦认为自己胜利在望，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上表请和。在与檀道济、到彦之联军对战中，谢晦见对方船舰数目不多，“轻之，不即出战”。晚上檀道济军由忌置洲列舰过江，谢晦军遭到前后夹击，溃于一旦。

在重要将领任用方面，正如檀道济所说，“戎事恐非其长”，谢晦任命庾登之为前锋，这是兵败的直接原因。庾登之，与谢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为之佐，意甚不惬”，毫无战志，也不具备军事指挥才能。庾登之率领大军东下进据巴陵时，面对近在彭城洲的到彦之军队，“畏懦不敢进”，最后贻误战机。

其次，在客观方面，相对于中央五万余精兵，谢晦临时召集凑齐的三万余士兵，荆州军在士兵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自东晋后期，荆州历经殷仲堪、桓玄之乱，至刘裕征讨刘毅、司马休之，兵连祸结，境内民户减少，经济凋敝，器械索然。

永初二年，刘裕对荆州州府将吏人数进行限制，虽然没有对荆州方镇的兵士数量作出具体限制，但对军将和吏员的数目进行了限定，会极大影响到兵士数量和实力。

即便如此，荆州兵士数量仍很庞大，严耕望先生估计宋初荆州士兵数量应该不会少于20万。再加上谢晦出镇江陵时，徐羡之等人为保障上游荆州，“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

如此，谢晦完全可以凭此优势重现东晋分陕政治的格局。但是，谢晦起兵之初，甚至以去掉南蛮兵籍为条件才勉强召集三万余人。可见刘义隆东下入继大统时，带走了大批士兵，史载文帝“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

谢晦将用不当，是造成兵败的一大原因，其实在于当时谢晦州府缺乏武将人才。兹略整理史料，大致将其重要将领列举如下。

庾登之，颍川鄢陵人，“虽不涉学，善于世事”，与王弘、谢晦、江夷等人相友善，谢晦刺镇荆州时，请为军府长史、南郡太守，“晦拒王师，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许。”庾登之出身高门，“不涉学”，也不具备军事才能。

周超，初为南蛮司马，在诸佐不敢受旨以三千守城的情况下，周超毛遂自荐“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勋”，谢晦当即命周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义阳太守，替代庾登之镇守江陵以防备刘粹。在面对刘粹大军时，率万余人大破刘粹雍州兵。可见，周超算得上有军事才能的一员猛将。但谢晦兵败退回江陵，周超在大势已去下投降到彦之，最后因为沙桥之战，被诛杀。

其他将领，如卫军谘议参军颜邵，为反抗谢晦起兵，服毒自杀；参军商玄石，在谢晦起兵之时，推庾田夫和到彦之从弟为主，由于庾田夫等人不敢答应，商玄石乃作罢，成为谢晦的一名领幢，谢晦兵乱被平后，投水而死；参军刘旷之，雍州刺史刘粹之子，谢晦与刘粹素善，谢晦起兵时，没有加害刘旷之，并将其送还。

从以上可知，谢晦起兵，内部存在很大的反对力量，或消极备战之如庾登之，或临危受命之如周超，或抗命不从之如颜邵，足以可见谢晦起兵先天不足的严峻形势。

在作战形势上，谢晦孤军奋战，腹背受敌。雍州和湘州的向背是这次荆扬之争胜负的关键，而在对他们的策略上，谢晦可以说是失败。谢晦举兵之初，尝试拉拢上游各方镇，拜湘州刺史张邵为辅国将军，以期获得张邵的支持，张邵不为所动，仍听命于文帝，武帝分荆立湘的效果在这个时候得以体现。

在雍州，谢晦与雍州刺史刘粹原本私交不错，并任刘粹之子刘旷之为参军，战事起时，不仅没有杀害刘旷之，还把他送回雍州，这一举措或有争取雍州的支持，但为刘粹拒绝，对雍州拉拢的失败，使得谢晦不得不分散军力，派驻一万精兵留守江陵以备雍州。周超留守江陵，临阵胆怯的庾登之反为前锋。

以荆州谢晦为中心与以扬州文帝为中心的荆扬之争，是文帝所控制下的皇权政治与企图维持旧的政治格局的士族势力之间的对抗，最终文帝铲除了景平政要，树立了皇权权威，恢复了宗室出镇荆州的方镇控制格局。至元嘉末年，各方镇一直处于文帝的有效掌控之下，这与元嘉一朝中枢权力集中、政局稳定密切相关。

三、政局的变动

元嘉三年到元嘉十六年，可以说是刘宋乃至整个南朝最为稳定、强盛的时期，统治阶级各种政治力量处于大体的平衡状态。文帝比较自如地控制各方镇地运行，方镇刺史比较有序地迁转、调任，其中，元嘉三年和元嘉十六年各重要方镇刺史调动比较频繁，这与当时政局的变动有直接的关系。

元嘉三年，平定谢晦后，各方镇地方秩序有待重新组织，文帝对刺史人选进行了大的变动。如荆州刺史由彭城王刘义康担任；原为南豫州刺史的刘义恭，代替刘义康为南徐州刺史；刘义欣代替檀道济为南兖州刺史；文帝的从龙武将到彦之担任南豫州刺史；檀道济则被安插到四面掣肘的江州。

元嘉三年重要方镇刺史的大调动，是对讨灭荆州谢晦后的势力整理，显示了文帝对方镇控制的强化。

元嘉六年，刘义康从荆州刺史之位还朝，到元嘉十六年其权势上升至顶点，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呈现白热化。其年秋，文帝“不复幸东府”，以刘义康为首的藩王集团势力严重威胁到文帝的地位，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在皇权政治下，宗王的政治权力是皇权的附属物，其势力只能处于皇权之下，而不能越于皇权之上，这是皇权的绝对权威性所不能容忍的。元嘉十七年，收捕、诛杀刘义康党羽，刘义康上表辞职，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文帝在着手解决刘义康集团之前，对重要方镇刺史进行了调动，以杜绝刘义康与地方方镇的联合，以防方镇介入中枢斗争。

元嘉十六年，南徐州刺史刘义季换防荆州，原荆州刺史刘义庆出镇江州，原江州刺史刘义宣换防南徐州。经过刘义康事件之后，不仅是代替刘义康入辅朝政的刘义恭，还是出镇方镇的宗室，在面对权力时都显得小心翼翼，安分守己，避世保全意识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直到元嘉末年刘劭政变，宗室诸王响应江州刺史刘骏，纷纷起兵征讨，有效地发挥了方镇的藩卫职能。

总结

这场刘宋建国后的首次地域上的荆扬之争，以扬州的胜利告终。战争之始，谢晦在主客观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文帝不但掌握了檀道济的北府兵力量，而且雍州和湘州亦控制在手，充分发挥了牵制荆州的作用。谢晦企图依靠上游荆州的力量，与下游檀道济京口势力联合，以“制持朝廷”，重现东晋分陕政治格局，不过，在文帝的强势军事实力下而破产。

讨灭谢晦后，荆州方镇重新回归宗室控制的局面，直至元嘉末年，荆州方镇以及其他各方镇未发生变乱之事，这不仅与中央政局稳定紧密相关，更与文帝对出镇诸王的控制得当相关，随政局的变动对重要方镇刺史进行调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谢晦兵败以及文帝能够有效地控制各方镇的事实证明，东晋“分陕政治”已成过去，南朝皇权政治的回归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