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最大的灭门惨案——崔浩国史案之后的真正原因
作为权柄显赫的北魏朝臣，崔浩被称为北魏第一谋士。曾经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高度信任。而且崔浩辅佐北魏3代君主，朝堂上的地位非比寻常。但在公元450年7月，却因为修撰国史引起的“国史”案而被灭门，同时被灭族的还有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国史”案是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
位极人臣的崔浩被族诛的官方解释。崔浩负责修撰国史时太过于“直书”鲜卑早期的历史，甚至不避讳早期鲜卑屠城和叔嫂之间乱伦的事迹。引起了朝堂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习俗鲜卑贵族的激烈抗议。但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杀掉朝廷大臣并掀起窝案，处理了这么多人就有些勉强了。
太武帝拓跋焘——北魏最伟大的君主
要知道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让太子拓跋晃主持日常政务，“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之时,崔浩是辅佐太子的几位大臣中最重要的一位。这时崔浩已经64岁高龄，还能被委以重任。说明太武帝拓跋焘当时还是相当倚重崔浩的。而且拓跋焘和崔浩的私人关系也很好，拓跋焘经常去崔浩的私人官邸议事，时间太晚了就直接住下了。崔浩也是北魏朝廷仅有的一人可以直接去拓跋焘寝宫的人。君臣彼此不见外，可以看得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然而位高权重，容易使人失去自我警策，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人性的弱点，开始在崔浩身上萌发，逐步发展，以致“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
太武帝拓拓跋焘，北魏的第三位君主。可以说是北魏从部落政权进化为中原王朝的真正奠基人。在位期间不但扫平了北方，还南抗刘宋北击柔然。是南北朝时期综合素质最高的君主。文治武功都是前几名的存在。对于崔浩的夷三族处理似乎远远超过了国史案应该得到的惩罚。对于朝堂上这么有分量的权臣痛下，不可能是脑子一热的结果。太武帝是有着深深的考量。
事后看崔浩着手恢复兴阀制度而引起和鲜卑贵族的矛盾和崔浩本人恃宠而骄，逐渐跋扈才是国史案牵连颇多的最重要原因。作为操刀手的拓跋焘本人中年后也陷入了鲜卑人反复无常，动则杀人的状态。可能是拓跋家族遗传的神经方面疾病，和李唐家族的高血压病一样。君王经常中年犯病，一旦冲动杀起人来毫不留情。
北魏统一北方时的形势
拓跋焘即位后的，北魏这台战争机器就在全速运转，基本几年时间就要完成一场灭国战争。拓跋焘在前方，崔浩在后方共同支撑着北魏这台战争机器的运转。
424年－428年年间，征伐胡夏。
424~449不断讨击柔然。
436年，灭北燕。
439年，伐凉。
443年，灭仇池。这一年北魏派人回到东北老家嘎仙洞，祭告祖先，昭告自己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壮举。以上的时间，崔浩和拓跋焘君臣和谐，协力开创了北魏一个崭新的时期。
鲜卑族而言，他们是从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中走出的
在北魏完成统一北方大业时，崔浩是太武帝的坚定支持者，也给出了很多建议。此时君臣一心将北魏的疆土扩展到最大。作为北魏统一战争的谋主，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内政也是一把好手，在皇帝出征的岁月里，将后方治理的井井有条。到了公元443年以后，北方统一战争基本停止，虽然后面还发生了和刘宋和对西域的讨伐，但是北魏的生存危机解除了。444年更北的柔然可汗病死，北部边陲也逐渐安定。
拓跋焘开始把精力放到内部事务上，要进一步的专权。崔浩的巩固门阀和自成一派的做法引起皇帝的不满，这对君臣关系开始渐行渐远。
南北朝时君权相对衰弱，强势的臣子篡得皇位的例子屡见不鲜，从三国的曹魏开始完全控制了高层职位，弱势的皇帝几乎都没有存在感。崔浩自己出身望族，这种豪门大族在东汉末年就已经盘踞高层。西晋完蛋后，一部分大族举族南迁。还有很多大族结寨自守。这些豪族在乱世养了大量的私兵。南下劫掠的游牧部落也常常没有办法。而且南下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需要一套行政体制，这些高门大族又换了一个门庭重新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一旦进入了权利的中心，这些高门又想搞九品中正那一套，让自己的后人永远占据高位。
崔浩自己掌权后，就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早在企神麚三年（431年）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重建魏晋时代的门阀制度，重新确立高门和寒门。当时北魏周边还有多个政权并立，北魏自己的政权还不是特别稳固，特别需要鲜卑军事贵族支持。当时崔浩的表弟卢玄劝阻他说：“乐意做这件事的人，能有几人！请你要三思。”但崔浩不从，这种政治态度就已经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同年，几百名高门士人被各州郡推荐入朝为官。
有这样想法的高门就崔浩一家吗，当然不是。南北朝时的高门相互联姻基本都是沾亲带故休戚与共。崔浩只是北魏高门的代表。
在北魏早期，除了崔浩，大部分汉族官员只能从事国史编撰、起草文书这样的边缘工作。朝政的核心还是由鲜卑人掌握。崔浩这么急迫的推进高门氏族子弟入朝已经犯了众怒。只是当时北魏的外部压力比较大，崔浩这一举动到没有引起太多反应，而且拓跋焘也默认崔浩这样做。毕竟鲜卑还处于部落向王朝国家转型，拓跋焘还需要进一步集中皇权。
但随着时间流逝，拓跋焘荡平了诸国，崔浩还这样做不单单是削弱鲜卑贵族的权利。如果进一步发展更会削弱北魏的皇权，让北魏皇帝变成东晋那样的虚君。
最夸张的一次是崔浩不顾太子的反对也要塞人进中央。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徵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
这样的狂妄臣子岂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忍的。何况拓跋焘对崔浩和太子都有了心隙。
太子拓跋晃——最后被父亲逼死
这里简单说一下此时的太子拓跋晃。拓跋晃是拓跋焘长子，自幼聪慧。5岁就被立为太子，16岁就随父出征柔然，相当得器重。
443年到446年3年多时间，随着“太子监国”制度化在崔浩改的运作下，太子有了极高的政治权力。444年太子“总百揆”了。拓跋焘有点分不清崔浩和太子是一伙的还是崔浩是幕后的指示。他这个皇帝很多事务插不上手了，这种感觉不好受。
注意这个时间点443年，这一年北魏基本解决了生存危机。常年带刀砍人的皇帝可以专注内政了，恰好这个时间皇帝把部分权利下放给太子。但是几年后，拓跋焘发现权利给的太早、太多了。拓跋焘要做出改变了。
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太武帝应该是在446年后就有打压崔浩一族的打算。首先是太子一党在灭佛问题上和自己唱反调，这涉及到北魏的路线问题，继承人不买账拓跋焘私下非常生气。其次崔浩屡次对于太子的建议置若罔闻，让拓跋焘嗅到了一丝危险。尽管崔浩年长自己很多，大概率会走到自己前面。但是自己在位时就这么不给自己接班人的面子。考虑到自己出征柔然、征讨胡夏时，平城就有很多消息说崔浩专横跋扈，崔浩意图提拔汉人。
千里之外的皇帝是知晓的。拓跋焘也在思考如果哪一天，自己离世。崔浩和背后的势力岂不是要凌驾于拓跋氏之上。到时候皇帝能不能姓拓跋都不好说。崔浩的势力一定要打压打压。另外太子也要动一动了，这个孩子开始在诸多事情上和自己唱反调。甚至对于自己的灭佛大计阳奉阴违。但是两伙人不能一起动。拓跋焘在等待时机。
现在回头看国史案，就有一种拓跋焘引蛇出洞的感觉了。国史案给了拓跋焘一个现成的借口。前几年的纵容让崔浩四处受敌，行事有些肆无忌惮了。很多引子多年前就已经埋下。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陕西发生盖吴起义，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太武帝在长安一座寺院内发现了兵器，寺院中还藏有女人。盛怒之下太武帝在第二年446年开始下令全国性灭佛、毁坏寺院、烧经书、坑杀僧人，使佛教传入中国后首次遭到打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灭佛事件，佛教界称为“法难”。由于灭佛的背后有崔浩等人的建议，拓跋焘表现的言听计从，很多权贵不满崔浩。
北魏高层大部分都是佛教徒，更重要的是很多鲜卑贵族，汉族中的高门不少是有财产隐藏于佛门的。这一下子断了财路，对于灭佛的最大支持者崔浩，这批人什么态度大家可想而知。灭佛之后国家清退了田产，充实了户口，皇权得到加强。收益者是皇权，但最后的恶人确是崔浩，结结实实的背锅侠。灭佛后崔浩继续享受着朝堂殊荣，拓跋焘对他的态度也没有啥“改变”。但实际上已经暗流涌动。
公元450年，魏主拓跋焘让崔浩主持撰写北魏史《国记》，要求只有四个字，叫做“务从实录”。太子的老师也是参与修书的高允马上产生了相当警觉，他对著作郎宗钦说：“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领导说的是一套，但是做的时候一定要改避讳领导家的丑事，千万不能啥都写啊。高允这份政治觉悟让他活到了太武帝曾孙拓跋弘时期。
但崔浩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这么多年挥斥方遒当真把自己当成魏国的主人了。居然听从闵湛、郗标的提议将国史刻碑。一下子把事件升级为公众丑闻。国史里面记载如道武帝拓跋珪精神失常、心理变态之时的滥杀大臣。拓跋焘“大破胡众”之时“斩白龙，屠其城”等让老百姓目瞪口呆的内容。
这件事触犯了北魏君臣以及他们的后代，遂以“暴扬国恶”入罪，带来杀生之祸。
待国史案爆发，宣布了崔浩的罪责后，拓跋焘毫无顾及的诛杀崔浩一族。皇帝的杀伐像立了一个标杆，给其他高门看看谁才是北魏真正的话事人。当然也是给太子看的，1年多后，太子拓跋晃也被父亲逼死，成为了这权利的游戏背后的失败者。
拓跋焘真是生对在了帝王家，是一个不折不扣无情的政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