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传奇到电影——《聂隐娘》的当代审美哲思

唐传奇《聂隐娘》是一个非主流的作品，因为这个故事似乎超越了儿女情长。当然这个故事也具有唐传奇一贯的审美和叙事张力，比如“杀子绝爱”。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却用电影的手法，把唐传奇做出的牺牲反复咂摸、品味。侯孝贤试图用当代人文意识赋予聂隐娘以现代戏，以一种内心的挣扎和反抗，去追求现代哲思意义上的平凡和寻常。这种对唐传奇的现代化解读或者说肢解反抗，究竟是丰富了这部传奇，还是虚无了这部传奇呢？

《聂隐娘》在唐传奇独树一帜，因为比之一般的由情爱而人性思考的套路，这部作品的哲理性思考更为自觉而深入。这一点侯孝贤在影视化改编的过程中有所体悟，而具体的艺术化过程，且褒贬不一。其中有一点，是观众认同者不多。而观众的所谓认同与票房支持，与传统文化和民族化电影美学的努力之间，是否存在一道鸿沟，亦是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中国台湾侯孝贤根据唐传奇拍摄的电影 《刺客聂隐娘》，是继 《风柜来的人》(1984)、《恋恋风尘》(1986)、 《悲情城市》(1989) 的有一部具有探索性的电影。这部电影，据相关资料显示，侯孝贤筹备了七年之久。关键词“盛唐”、“女侠”、“复仇”，事实上符合当下电影的票房原则。女性刺客，女侠从来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侯孝贤注意到这个题材，事实上艺术和文化感觉是比较敏锐的。让我们走进唐传奇和电影两个文本，对聂隐娘这段传奇，做一次文化哲思意义上的巡礼。

一、文本的隐喻和投射

关于两个文本，第一个要谈的，是隐喻问题。侯孝贤在改编过程中，刻意把时代背景设定在藩镇割据的历史时期，电影的主线也是紧密围绕皇权与藩镇关系。从这个关系出发，聂隐娘的刺杀，具有鲜明的 “政治性”隐喻思想。

而反观唐传奇，《聂隐娘》的主要矛盾，是个人与家庭秩序，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对抗。聂隐娘自幼被掠走，父母对于隐娘的失而复得 “亦惊亦喜”。整个故事，并没有涉及唐王朝藩镇割据的格局和政治秩序。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她的宿命，是刺杀一位有罪的贪官。其行动的性质，乃是为民除害，并未上升到政治层面。 “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聂隐娘的原则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拒绝成为棋子和杀人机器。而这种自我判断，主要是基于对个体的考量：投奔刘昌裔，击退魏帅的两次行刺，并非是出自政治考量。而是相对单纯，认定刘比魏在德行、品质方面更值得信赖。通俗点说，叫良禽择木、良将择主。而当刘昌裔入朝觐见， “隐娘不愿从焉”， “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

唐传奇中的聂隐娘，最闪光处在于她对自我的坚持，在于她的主体性觉醒。她自主择夫;舍弃父亲的旧主，最后隐退，四海为家。而颇令人动容的是，她在四海为家之前，不忘为丈夫做好安排。从叙事角度看，唐传奇《聂隐娘》以人为主线，很干净，不枝不蔓，是为后世李渔所言：立主脑、减头绪。

电影 《刺客聂隐娘》，可以引入藩王割据的背景，可以营造明争暗斗的氛围。聂隐娘受师傅嘉信公主之命，行刺反抗朝廷的节度使田季安，这叫 “杀一独夫而救万民”，为聂隐娘的刺杀行为注入了新的要素。然而，她的刺杀注定变得暧昧而充满变数。因为具有政治诉求的是作为朝廷公主的师父，而非聂隐娘。

聂隐娘作为一个个体，本无如她的师父那样的完整的政治逻辑。聂隐娘的逻辑是人生逻辑，或者说更深层是为人生的生命哲思。聂隐娘内心考虑的内容，更合理的，应该是自己喜怒哀乐，甚至是儿女情长。换言之，从生命哲理的秩序而言，聂隐娘是自由的。唐传奇就是这样处理的：聂隐娘“教已成矣”，具备了成为刺客的条件。但并没赋予她任何明确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聂隐娘的刺客身份并未构成——她最多是一位具有刺客能力的女子。而传奇的动人处，在于赋予了隐娘自由意志，她可以自由游走刺客与非刺客，此方刺客与彼方刺客之间。刺客这个身份，一旦被赋予自由，就具有相当的色彩和魅力。

然而聂隐娘的自由意志在电影中不复存在，她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刺杀魏博节度使。一切都必须位于这个设定之下。一个意志不自由的女侠，是天然有缺陷的。因此，无论电影镜头如何以高超的武功、飒爽的英姿来刻画聂隐娘，这个形象始终并不具备直慑人心的气魄。

同样被打折扣的，是她的“侠”的内涵。侠源于士，士源于君子，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与不为之间，遵崇更高的道。道以天地，以自由为基础底色，此外才是具体的济世、修身，等等。唐传奇没有说明那个道，但主人公以自由选择，彰显了那个道。而电影则拘泥于白天尊崇孝道的女儿之神；晚上尊崇有为的而无不为的一般所谓政治使命。这种限度，让聂隐娘囿于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与人性主体的矛盾：刺客和普通女儿家的矛盾。这是对聂隐娘的虚空和矮化。因此无论电影镜头如何符合所谓视觉美学特征，这部作品，是缺乏深刻哲思和艺术灵魂的。

二、“侠”与 “刺客”

唐传奇中，聂隐娘由“侠”而“隐”，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逻辑。中国人对人的哲理意义要求颇高，圣人是至高标准。圣人之下，为君子、为士大夫。君子、士大夫尊崇内圣外王之道，而入于朝堂为士大夫，居于乡野为隐士，沦落江湖为侠。顺带一提，这个传统在明清易代之后，逐渐断裂。有清一朝，文化的最大损失是阻断了士子做圣人的希望。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因为他终于只能忠君，而未能忠天下，所以绝不能入圣。中国文化上最后一个在哲思高度被誉为圣人的，是明代的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据言，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价值，待考。

《刺客聂姨娘》在题目上标举刺客二字，这或许是为了商业噱头，但实在是巨大的限制，是电影高度的紧箍咒。而更令人遗憾的是，电影创作者似乎在艰难游走于侠与刺客之间，暧昧不清，缺乏自觉。

“侠”与 “刺客”有着显著的区别。“侠” 的最初意义包括“养游侠私剑之属”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但这一身份的发展，渐渐摒除了私，而进入自主和正义和自由层面。司马迁的 《史记·游侠列传》中， “侠”乃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轨于正义”。“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籍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

侠与圣的差距在于，侠虽有自由之意志，但高度上达不到圣，无法认识或全面认识更大的道。唐传奇《聂隐娘》的局限性，概由于此。然而正因为局限，才真实，才动人。侠 “施恩以仁”；刺客一般为恩人或者宗主的利益。换言之，违背了仁，即便是宗主，也可以不从。传奇中，聂隐娘正是如此。只是侠之对仁的理解，有自我痕迹和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侠在接近圣人之仁。这也是中国的士子、侠要在生命哲思上高于西方骑士和倭国武士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