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做法是,让部队留驻五日掩护老百姓南迁,并奏请朝廷将汉上六郡闲田让这些南迁的老百姓耕种。刘裕则安慰老百姓说,我留下第二个儿子与一批文武贤才在这儿镇守,你们大可放心。虽然后来长安很快就被夏国赫连勃勃攻破,三秦父老又处于匈奴族的残暴统治之下,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刘裕愿意看到的情况,当他听说长安失陷、儿子刘义真不知下落时,一度也欲再次出兵;后来见刘义真脱险逃归,才停止了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刘裕的“悯然”虽然也是真实感情,可是三秦父老、区区百姓,在他心中的分量,实在是太轻太轻了。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
刘裕与岳飞的不同之处在于,岳飞在宋高宗赵构面前,丝毫没有专横跋扈之意,对赵构与南宋小朝廷的忠诚迫使他只能很不情愿、很无奈地遵旨撤军。在接到金牌后他“愤惋泣下”,百姓痛哭时他“亦悲泣”,正是这种“不情愿”与“无奈”的体现。刘裕却不同了,他的所谓“受命朝廷,不得擅留”,完全是一种托辞。那名存实亡、苟延残喘的东晋小朝廷根本就不在他的眼中,他威名赫赫的刘太尉又焉能受制于这样一个小朝廷!而要他向这样一个小朝廷效忠,简直是迂腐至极的笑话!彼时的晋安帝司马德宗与后来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最终不都是被他刘太尉轻而易举而又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么!
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撤兵回去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刘裕撤兵的原因是这样记载的:
“辛未,刘穆之卒。太尉(刘)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刘)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刘)穆之卒,(刘)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其实,所谓“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从上一年农历八月于都城建康出兵到本年八月灭后秦,仅仅用了一年,到了决定撤兵时的十一月,也不过十四五个月,奉命出征的将士,怎会在离家一年多后,就因思念故土而丧失了斗志呢?何况他们还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巨大胜利!
“欲留长安经略西北”倒是事实。在攻克长安、灭掉后秦帝国之后,虽然没有岳飞那么坚决,刘裕也确实准备留在长安继续经营西北,因为西北地区还有三个小国:西秦、北凉与夏国。可是在这关键时刻,突然传来噩耗:他那留守京师建康、辅佐其世子刘义符的亲信刘穆之突然病逝。京师根本重地,已再无可靠的托附之人,倘若发生变故,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刘裕哪里还顾得上关中父老的恳切挽留,留下部分军队与两个将领辅助自己另一个11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率军南返。
可叹那些不知底细的三秦父老,还企图以“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屋宅”来打动刘裕,殊不知这句话很可能起了相反的效果,刘裕或许会想:三秦父老们哪,你们可知道,那长安十陵中安眠的,不仅仅是俺刘家的祖先,更是堂堂皇帝,是君临四方、唯我独尊的皇帝哪!可是你们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么?我只是东晋王朝属下的一位将领、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哪,至少在表面上,我还得效忠于那腐朽透顶的司马氏皇帝呢!经营西北、收复故土固然重要,可是与严防后院失火、赶快回去夺取皇帝之位相比,简直就微不足道了!你们口口声声称我为“公”,确实,我已被晋廷封为“宋公”,你们对我也已经够尊敬了;可是,我会因此而满足么?笑话!我的崇高理想,是让你们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磕着头,称我为“陛下”、称我为“圣上”啊!即使不能像俺老祖宗刘邦那样当一统天下的皇帝,至少也要弄个半壁江山的皇帝当当嘛!
这些话,刘裕岂但不能与三秦父老讲,即使自己的亲信部属,也是难以启齿的!他刘裕虽然有这么多显赫的老祖宗,可他本人却非但没能沾老祖宗什么光,还几乎沦落为一介平民。如今他虽然官居太尉、爵拜宋公,可是这一切,来得容易么?
(《高处不胜寒——皇帝与他的后妃儿女们》系列之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