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地理学家，与徐霞客不分上下，可惜被遗忘400年
1983年，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一次纪念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会上，地理学著名学者谭其骧发表了一次讲话，题目是《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1985年，在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再次高度评价王士性，称他与徐在“伯仲之间”。
徐霞客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经30年考察写成了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后世称之为“千古奇人”，在中国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也早已家喻户晓。那么，王士性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与徐霞客处于“伯仲之间”？
谈及明朝的历史人物，在如今清宫剧的洗脑下，很多人认为不过如此，根本不能与清朝相媲美，实际上在明朝中期时，禁锢思想的理学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当时社会呈现出百花争鸣的现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让思想自由的心学，在这一背景下明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奇葩”人物，远没有清朝袁枚“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句中表达对社会思想僵化的无奈，而王士性就是“明朝奇葩人物”之一——一位特别喜欢旅游的文人。
王士性是浙江台州临海人，出身于明代临海四大家族之一，与徐霞客一样都是富人家子弟，但比徐霞客早出生40年。所谓“穷家富路”，今天是这样，古代更是这样，今天偶尔还有“穷游”的办法，而古人如果要全国各地游历，没有足够的银子根本不可能，王士性与徐霞客有钱是他们能各地游历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临海章安王氏》族谱记载王士性家族始于千年豪族——“太原王氏”，也即秦朝王翦重孙创立的家族之一，王翦另一个重孙创建的是琅琊王氏。
根据文献记载，王士性出生于嘉靖年间，性喜游历，“少怀向子平（东汉隐士，遍游山川）之志，足迹欲遍五岳”。万历五年（1577年），王士性高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宦途生涯，由此也让王士性几乎得以走遍明朝。当时，中国划分为15个省级行政区划，徐霞客与王士性各走了14个，王缺福建，徐缺四川。由于王士性比徐霞客早，因此明朝第一旅行家应该是王士性，而不是徐霞客。
在古代社会，中国地理尽管一直是显学，但却居于显学边缘位置，古代文人偏重文献考证，口耳相传得多，实地考察得少，所以自然容易出现很多谬误。与传统文人不同，王士性亲历亲为，“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
不过，与徐霞客“驴友式”的自助游不同，王士性的旅游更多地得益于官员身份。从1577年担任河南确山知县开始，之后王士性历任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官员的身份给予王士性游历的便利，后人评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同时这也让王士性与徐霞客的视角大不相同。徐霞客游历带有探险性质，没有或不正常走成熟路线，每天都写日记以记录当日见闻，更注重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属于以自然环境为主的旅游实录；王士性以成熟线路为主，记录是事后回忆的游记，更注重人文地理、国计民生之事，具有高度的分析性、总结性，所以他的《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玉岘集》等著作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价值。其中，《广志绎》、《五岳游草》、《广游志》等，今被编辑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是王士性的代表作。
著名地理学家周振鹤在王士性著作的前言中写道：“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开我国人文地理研究先河以来，其后长时间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就是说，周振鹤认为王士性在中国地理学上是一位划时代、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国地理学理论自汉朝以来1500年内基本一直原地踏步，是王士性以一己之力将之推到了新台阶。评价之高让人惊讶，那么王士性著作中到底有什么非比寻常的观点呢？
如今我们都知道，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西北沙漠居民与江南水乡居民的行为必然大相径庭，但古人不清楚这种情况，即便或许有人知道一二，却没有明确表述出来，而王士性却比较详实的写了出来，至今读来仍能引人深思。
以浙江为例，王士性认为浙江可分为三种区域，即水乡、丘陵、滨海。其中，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属于平原水乡，属于“泽国之民”，物产丰富，同时水网密布舟船往来便利，百货在此汇聚，因此当地比较富裕，缙绅势力很大，风俗更为奢侈；宁波、绍兴、温州毗邻大海，属于“滨海之民”，当地具有滨海之利，但由于经商不多，因此不太富裕，风俗也就“居奢俭之半”；金华、衢州等地处丘陵地带，属于“山谷之民”，具有“石气所钟，性情刚烈，习性俭约”的特性，而且当地人不把富人放在眼里。时至今日，回头再看王士性的分析，至少浙江各地经济情况大抵如此，由此也可见王士性眼光独特、见解非凡。
更让人惊讶的是，王士性眼光非常超前，早在40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黔、粤大发展的可能。
由于在各地游历途中，王士性十分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交通漕运、地理形胜、民间习俗和人民疾苦等，注意研究各地社会文化的差异，于是熟读历史的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从秦汉到宋明，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
在《广游志》中，王士性指出：“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也就是说，吴楚昔日为蛮夷之地，如今却比昔日“中国”之地更为繁盛，原因在于“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将经济重心南移视为天运、地脉等原因，虽然不够科学，但总结出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对其原因的分析总结，以当时认知水平来看却非常难得。
在《广志绎》中，王士性指出：“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南京）一隅而止。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他认为宋朝之前，江南整体不够繁荣，三国东吴时富则富南京一地而已，直到五代吴越之后，两浙之地才开始繁盛，如今进入全盛繁荣时期，按照这一规律来看，未来经济重心或会从江南转移到黔、粤等地。事实证明，最近数十年来，广东经济发展迅速，虽不能说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广东经济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王士性的眼光。
王士性属于做官做得好、玩也玩得好、学问也好、诗文也好、视角独特观点更新更好的人，但遗憾的是在于52岁英年早逝。更遗憾的是，王士性的著作并未引起重视，尽管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对他十分推崇，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王士性的学说，甚至整节整节地照录王士性的原文，但王士性依然没有得到清朝统治者与文人的重视，而是沉寂了400余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关注，可惜至今还是鲜为人知，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