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静之死仅仅是与裴寂权位之争吗？且看李渊的态度，细思极恐
作为大唐立国功臣的刘文静，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盖世功勋，却在建国第二年（大唐于公元618年建立，刘文静公元619年即被处死）即因谋反罪被处死。史书上说，刘文静和裴寂原为好友，同为大唐立国建下不世功勋，但因妒忌裴寂职位在自己之上而心有怨言。本来他抱怨是在自己府邸之中，外人也未必知晓，但由于他有一个小妾因失宠对他心怀愤恨，就告他谋反，他因此入狱。
《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文静自以材能过裴寂远甚，又屡有军功，而寂独用故旧恩居其上，意不平......尝与弟散骑常侍文起饮酣，有怨言，拔刀击柱曰：‘当斩寂！’会家数有怪，文起忧，召巫夜被发衔刀为禳厌。文静妾失爱，告其兄上变，遂下吏。”入狱后，李渊派裴寂和萧瑀审问，虽然刘文静直接回复没有造反之意，只是妒忌裴寂而已："昔在大将军府，司马与长史略等。今寂已仆射，居甲等，宠赉不赀。臣官赏等众人，家无嬴，诚不能无少望。“可李渊直接下了结论：”文静此言，反明甚。“即使李纲、萧瑀一再表明刘文静谋反纯属诬告，秦王李世民也为他求情，但李渊还是执意处死他和其弟刘文起。刘文静临刑之际感叹说”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极其伤感。
虽然在刘文静谋反案中，裴寂有落井下石之举，《旧唐书》记载：”寂又言：‘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下未靖，恐为后忧。’“但即使没有裴寂之言，恐怕刘文静也难逃一死，你看看李渊的态度就知道：首先他派与刘文静不对付的裴寂去审问，就表明了他的立场；其次在刘文静明白表达了他只是妒忌裴寂才颇有怨言后，直接下了结论”反明甚“；后来在同为此案主审官的李纲、萧瑀力证刘文静无谋反罪和李世民为之求情的情况下，他还是不为所动，《旧唐书》说他对刘文静”素疏忌之“。那么李渊为何要在大唐江山未稳，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一定要处死这个对自己有莫大功劳的刘文静呢？他为什么对刘文静从亲近到了疏远猜忌呢？背后有何隐情？我们先来看一看刘文静的履历，从中寻找一下线索。
筹谋反唐
刘文静生于公元568年，字肇仁，京兆武功县（今陕西武功县）人，他父亲刘韶为隋朝战死后追赠仪同三司，他袭任父职，《旧唐书》说他”倜傥有器略“。隋末大业年间，他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期间与时任晋阳宫监的裴寂成为好友。大业13年（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期间，刘文静看出他胸怀大志，更认为李世民是不世之才，因此与李渊交好。后来因为他与瓦岗李密有姻亲关系而被捕入狱，李世民去探望他并与其讨论时局。刘文静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从国内形势，到兵将来源，再到起事方略，逐一分析，颇有诸葛亮隆中对的意思，只不过诸葛亮出山时不过二十来岁，刘文静此时已年近五旬了。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话，暗中策划起义，自然刘文静也就出狱了。他们担心李渊不同意起兵，又将裴寂拉了进来，因裴寂与李渊素来交好，由裴寂去说服李渊更合适。这期间刘文静又为起兵造势，他伪造隋炀帝杨广的敕令，称要征发太原、西河等地百姓去远征辽东，让百姓人心惶惶，都想作乱。这时候马邑刘武周自立为帝，勾结突厥，准备进犯太原。李世民趁机让刘文静和长孙顺德等人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大量招募士兵，刘文静又伪造了隋炀帝的敕命文书，调出宫监库物以为发兵之用。一切准备妥当后，李渊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裴寂为长史。
佐命开唐
太原起兵后，李渊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势力也不大，且西北地界有马武周和薛举等割据势力，又有突厥虎视眈眈。刘文静建议李渊与突厥交好，并作为使者出使突厥，刘文静许以突厥可汗始毕“愿与突厥共定京师，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这就是赤裸裸地称臣纳贡，始毕大喜，不但支援了李渊军马1000匹，还派了2000部队支持。出使结果让李渊非常满意，称赞刘文静“非君何以致之”。
接着刘文静又被李渊派到潼关，抵御隋朝大将屈突通的进攻。刘文静率兵与屈部将桑显和苦战，死伤数千人，最后趁桑显和兵士懈怠，偷偷派奇兵从隋军后面袭击，大败隋军。屈突通本想带残兵数万退回东都洛阳，被刘文静紧追不已，最终屈突通被俘投降，新安以西地区全部平定。此战后刘文静因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大夫、鲁国公（此时李渊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自己任大丞相）。
公元618年，李渊逼杨侑让位，自立为帝，国号唐，刘文静被任命为纳言（宰相职），同时还与李世民、裴寂一同获得“恕二死”的特权。当时唐朝初建，李渊命刘文静主持修正了《开皇律》，这是唐朝的第一部通法。同年6月，刘文静跟随李世民讨伐薛举，7月由于他以己之短，主动出战，在高墌被薛举大败，唐军死之五六。他逃回长安后，被削职除名。不久后他以戴罪之身再次跟随李世民征讨薛举之子薛仁杲，获得胜利，平定了薛氏父子建立的西秦政权，他因功恢复爵位、封邑，官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后来他又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直到被处死。
被杀背后原因
看完刘文静履历，除了他高墌之败有过外，其他全部是功劳，并且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功劳应该仅次于李世民。公元619年，唐朝建国不到两年，地盘也仅限于关中之地和西北部分地区，四周强敌环伺，他应该还有很多功业可以再建，毕竟那时他才52岁，而且他的所谓谋反罪名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可李渊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仅仅是因为他心胸狭窄，与裴寂交恶吗？
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原因促使李渊痛下杀手。
第一，党争让李渊顾虑。《旧唐书》说刘文静对裴寂“每论政多戾驳，遂有隙”，什么意思？就是不管裴寂说什么，他都持反对意见，为反对而反对。历朝历代都有党争，聪明的帝王会利用党争来进行政治力量平衡，我们且不考虑李渊是否具有这种帝王之术，仅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党争对大唐可能是致命伤害。大唐成立不久，说白了就是一初创公司，需要所有人勠力同心，这时候作为宰相的两个权臣意见相左，政令如何统一？决策如何正确？何况作为宰相，刘文静与裴寂身后肯定各有一批拥蹩，两党一直争斗，政权可能会倾覆，何况此时还要经略四方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必须要处罚一个，处罚谁呢？肯定是与自己关系相对远点的刘文静。
第二，向突厥称臣是李渊的一个污点，他很忌讳。刘文静建议李渊向突厥称臣是形势所迫，一来他缺少战马，二来害怕刘武周等势力联合突厥进攻自己。《贞观政要》中说“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故，称臣於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资治通鉴》也记载李渊起兵时“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自己也承认“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李渊自己当了皇帝后，对这样的过往很忌讳，《旧唐书》只是说“（文静）又请与突厥连和，唐公从之”，说得很隐讳，但事实上就是称臣纳贡，不然“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算什么？刘文静作为此事的建议者，又是执行者，对其中细节自然是知道的，现在刘文静认为裴寂职位高过他，表面上看是妒忌裴寂，潜台词是说李渊办事不公，对李渊有看法,长此以往，难免刘文静不会大嘴巴将向突厥称臣的事说出去，这让李渊这个皇帝的脸往哪搁？同样是皇帝，一个向另一个称臣，古来都是奇耻大辱。就凭这一点，让李渊也要把刘文静灭口，毕竟死人是最安全的。
第三，刘文静并不像裴寂那样忠于李渊，他又奇谋多才，李渊不能容忍。刘文静一直看好李世民，还没起兵时就对裴寂说“唐公子，非常人也，豁达神武，汉高祖、魏太祖之徒欤！殆天启之也”，虽然裴寂不以为然，但这番话想必也会传给李渊；而且刘文静素与李世民交好，算是李世民的铁杆粉丝，裴寂说的“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下未靖，恐为后忧”更是让李渊心惊胆战。三国时许攸背叛袁绍、张松背弃刘璋，都给主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作为皇帝，李渊在乎的倒不是刘文静与李世民交好，毕竟那时李世民还未形成对李渊的威胁，他在乎的是作为臣子对自己未必忠心耿耿，而且刘文静还善使“阴谋”（两次弄假诏可以证明）。裴寂之所以一直官居高位，凭的就是他对李渊至始至终的“忠”，而刘文静却未必，今天他能因裴寂位高于他而置疑皇帝处事不公，明天就可能因别的事和别人对自己下手，从而威胁自己的帝位。这才是李渊最害怕和最不能容忍的，所以刘文静必须死。
总结
一代名臣就因为自己才高八斗、自视过高就这样陨落了。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刘文静的肚量显然没有这么大，他如果能稍微修身养性一点，学会一点夹着尾巴做人的技巧，陪李世民走入贞观之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会有一个更伟大的宰相出现！刘煦对他的评价“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罔思宠辱之机，过为轻躁之行，未及封而祸也，惜哉”倒是颇为中肯！当然李渊的气量如果也能和他儿子李世民一样，刘文静的结局也许会不一样，历史不能假设，刘文静临死也没能领悟到做下属的道理，死得倒也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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