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石介之死：庆历新政败于“朋党”的极佳注脚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已经在位二十二年的宋仁宗终于决心要改变大宋的朝局。

其时，北宋可谓内忧外患至极。在北方契丹违盟，要求再增加岁币二十万，宋仁宗无奈于庆历二年答应下来，此举大大增加了北宋的财政负担。在西北宋对西夏用兵一败再败，不西北割据势成。而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苦不堪言，起义不断。

下定决心的宋仁宗，最终在庆历三年（1043年）8月刷新政治。宋仁宗用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开始了“庆历新政”。

宋仁宗

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提出了十条改革方案，给陈弊久积的大宋很快带来新的气象。面对这种新的气象，很多正直的人士欢喜鼓舞，纷纷作诗或歌颂或纪念。

其中，有着“宋初三先生”之称的儒学大家石介，效法唐朝大儒韩愈的《元和圣德颂》，有感于庆历新政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热情的讴歌了宋仁宗的改革。

但石介万万没有想到，这首《庆历圣德颂》不但加剧了党争，促使庆历新政失败，更是在自己死后引发一场惊天大案。

石介在学问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宋代理学先驱。但政治上他实在算是微不足道，但谁都没有想到他的这首诗酝酿出一股“蝴蝶风暴”。

《庆历圣德颂》成文时，正是新政刚刚开始之际，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对新政前景充满期待，他认为“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本着记载盛事的目的他做了这篇文章，也是无可厚非的。

石介，字守道

但是学问家出身的石介，缺乏足够的政治敏感度。《庆历圣德颂》有序和正文两部分，在这篇文章中，石介本意是赞扬了宋仁宗的退奸进贤，但是在序文和正文中以点名道姓方式指出来则是大为不妥。

毫无疑问，他对范仲淹、富弼、韩琦大家赞扬，说他们是贤臣忠臣，正文中虽然没有直接出奸佞是谁，但是序文中记载了朝臣进退的情况，那些被罢用的大臣分明感觉自己被影射为“大奸”。

而且此颂用词很激烈，这自然引起了那些被罢用的官员的不满。

《庆历圣德颂》在当时流传甚广，连远在四川眉山的苏轼小时候都背诵，“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在石介大儒身份的加持下，《庆历圣德颂》的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石介的好友孙复在看到这篇颂时便觉不妥，他忧心忡忡地对石介说道：“子祸始于此”，认为这篇颂会给石介带来灾祸。

即便是被石介所赞誉的范仲淹在看到这篇颂后，也大感不妙，他感叹道：“为此怪鬼辈坏了事也！”

范仲淹

范仲淹为何这么说？一个词：党争。

北宋的党争自从宋真宗时期便愈演愈烈，不但有主战与主和之争，还有有南人与北人之争，有改革与保守之争，党争愈演愈烈。

在庆历新政之际，保守派被罢黜，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攻击新政力图反复，这让范仲淹如履薄冰。新政时刻处于朋党之争的阴影下，时刻都有夭折的危险，而石介的《庆历圣德颂》无疑有火上浇油之嫌。

对石介的这篇文章，有些官员强烈不满，比如说夏竦。

当时宰相吕夷简因病罢相，宋仁宗拟任命夏竦为枢密使，被谏官阻止。因为夏竦在宋夏战争中长期任西北前线统帅，作战不利，难免要受到责难。没办法宋仁宗将夏竦改任，让杜衍代替他，同时提升范仲淹、富弼等人。

夏竦是一位老臣，之前就曾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来收到冷落外放地方多年，宋夏战争开始后又主持西北防务，现在宋仁宗有意让他回朝任枢密使他自然无比高兴的。

可惜本来已被仁宗召至国门却最终被罢任枢密使，离枢密使一步之遥只能看着他人代替自己，这使得夏竦心中不满。偏赶上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斥责他为“奸臣”，由此“竦衔之”。

夏竦

夏竦很有才华，史称其“才术过人”，但他热衷仕途，报复心也很强。“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他与手下指责“杜衍、范仲淹和欧阳修”为朋党，虽然当时朋党之争已成，但是统治者还是很忌讳官员结党的。

夏竦对石介极为痛恨，宋人笔记记载：“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这虽不是正史记载的，但可见夏竦对石介的恨意。

最终夏竦选择以石介为突破口，开始对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攻击。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

夏竦暗中指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的字体，时间一长竟然模仿的极为相似。

石介曾经给富弼写过书信，信中希望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鼓励富弼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仁宗治理好天下。夏竦让女奴模仿石介笔迹将“行伊、周之事”改成了“行伊、霍之事”。霍是霍光，这样一来意思完全颠倒，将富弼污为谋反者。

为了将事情坐实，夏竦又指使女奴伪造了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向仁宗告密。

夏竦的一番操作不可谓不狠毒。

而此时，朝中指责范仲淹、富弼为朋党的言论也愈加激烈，一时间甚嚣尘上。

“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朝中党争愈发恶劣，本来就如履薄冰的改革派深恐陷入党争这个政治漩涡，也是为了自证清白，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请求外任，任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五月，范仲淹正式罢参知政事，改知邠州。同时富弼也出知郓州。

历时一年多的庆历新政最终以惨淡收尾。

新政动了以士大夫为首的庞大的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最终失败。以后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也是如此。

大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的优待形成了庞大的士大夫集团，他们最终也成为大宋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任何改革变法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所以党争，已经超出了政见不同的范畴。

庆历新政惨淡收尾的大背景下，被列入“朋党”的石介也被外任。不同于范仲淹和富弼的是，庆历五年七月，石介还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葬于老家兖州。

庆历新政已经结束了，石介这样一个算不上大人物的人也死了，似乎一切都该平静下来了。

但是，夏竦并没有停手，他要利用石介之死大做文章，将改革派彻底击垮。

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巧，石介死后不久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事败后，抄孔直温家时候，发现了石介和孔直温以前有书信往来。

夏竦立刻对此大做文章，他立刻散布消息说石介并没有死，而是被逃往了契丹。谣言言之凿凿，说石介是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意图内外勾结谋反。

富弼

夏竦意图通过利用石介之死，将富弼牵连进来，彻底打垮富弼。

“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家得介书，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

为了验证真伪，夏竦请求开棺验尸。宋仁宗不得不采取措施，将其妻儿进行异地管制，并于庆历五年十一月下令开棺验证其存亡。

杜衍上书作保，兖州官员龚鼎臣“以阖族保介必死”，兖州提点刑狱吕居简对前来查验的宦官说：“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

于是兖州数百人作保说石介已死，最终石介免于斫棺。

此事成为当年一个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它的轰动之处一是党争，二是开棺。宋优待士大夫，开棺是严重冒犯文人尊严的行为，何况为一谣言要对一理学大师开棺，激起文人不忿。

同被夏竦诬为“朋党”的欧阳修听闻此事后写下一首长诗：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欧阳修

石介以学问家身份显世，他的思想“开宋明理学之先声”。也正因为他执着于学问，对治世有一种美好的向往，对庆历新政热切期望，为之呐喊欢呼。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党争是北宋致命的问题。庆历新政无时不处于党争的阴影之下，最终也因党争走向失败。

这是范仲淹等改革派的悲剧。

石介塑像

更悲剧的石介本人，他的死也成为党争利用的工具，差点被开棺曝尸。

从石介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党争的阴暗面，更可以看到庆历新政等改革失败的原因。

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终究敌不过以私利为己任的士大夫。

尽管他们都是士大夫，都是赵宋皇室优待的对象。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只是有些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打着“为天下”的幌子，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容不得皇帝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