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和刘蓉残忍地杀害了石达开，事后却高度评价石达开的人格
民初政界要人费行简曾以沃邱仲子之名写有《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主要记述石达开被俘后的一些经过。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费行简坦承：“太平天国诸王……政绩战功传播都极为普遍，不愁文献无征。惟有翼王远征川滇，被害成都，道路非常遥远，他和骆秉章，崇实问答之词，又经骆幕沈吟删改了大半。咨送军机处的，已经面目全非。而川籍文人，又绝少注意及此，恐怕年代久了，想追迹一二，也非易事。笔者先世，原居骆幕，目睹事实甚多，项治太平史者，方搜罗轶事，特就我所闻所知而又确有根据者，写出数则，以供诸君参证。”
费行简的父亲曾为骆秉章幕僚，对擒杀石达开的过程比较了解，而费行简本人在黎元洪主政时期，曾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参与商讨组阁等事宜，即在四川属于头面人物，要搜集前清掌故比较容易。还有，费行简曾于1897年从军署印房档案中分三次抄出当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和成都将军崇实会讯石达开的四次口供；另外，还翻阅了大量当时的公牍。所以，写出的这篇文章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是骆秉章对石达开的审讯，共有三次。
第一次：
崇实问：是否想步蜀汉后尘，偏安于蜀地？石达开未予理会。
骆秉章问及太平军情形及对其将来成败的看法。石达开起初亦未做答，骆秉章再三追问，石达开遂反问道：“譬如今日之局势，北有捻军，陕西，甘肃，云南有回民义军，别处尚有苗族义师和众多铤而走险者，诸公自忖能斩尽杀绝吗？如此兴衰大事，成败自有天理，你我都很难说。”(据载，石达开问其“能斩尽杀绝吗”时，骆秉章点头答以“难，难”。)
第二次：
骆秉章对石达开说，如愿归降，不但死罪可免，还可以先授一武职，立功后即可超升。并且说，“你不见唐提督么？(唐友耕)，他投诚不到六年，已经官至一品，他的部下众多副将，参将，游击，都是当初的盗贼。你的学识及一切都高于唐友耕，本朝深仁厚泽，从不杀降，你切不要自暴自弃，失此机会。”
石达开答：“我旧部将士尚有五百人，均是久共患难，不与他们商议，我不能独自决定。请先让唐友耕送他们前来成都相见，再做决议。”
崇实：五百人这么多，怎么能都来成都？
石达开：五百人你就嫌多了，然则我所部成千上万将士，又置他们于何处？
骆秉章这才明白，石达开是故意揶揄，暗含讥讽，见崇实还想与石达开争辩，忙示意他不要再驳了。于是另外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便匆匆退堂。
第三次（骆秉章病，刘蓉，杨重雅代讯) ：
当时石达开已经知道两千余部在大树堡被杀之事，因此词气极是强硬，说“骆秉章不是说‘本朝从不杀降’的么？而今又如何？天下有本事推翻满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达开不可！”杨重雅欲与之辩，石达开竟拂袖而起，二人只好命人将石达开送出。
后来得知泄露此事的是按察司司狱张某，此人原是金陵人，曾与原文作者见过面。据他说，太平军在金陵不事焚掠，远胜湘军，极不忍心见翼王之死。
关于骆秉章对石达开的劝降，朱诒孙曾负责对石达开当面开导。事后朱诒孙连称晦气，自谓“降未劝成，反大讨没趣。”人问其故，答说：“石达开对我讲，‘昔日曾与你在湖南见过面，但迄今尚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我说是扬州人。他就问我，‘你读过(扬州)《十日记》’吗？这不是当面骂我吗？直到他走了，我脸上还觉得发烧。”(注：扬州口音那么特别，石达开肯定早就听出他是扬州人了，因为不想就劝降之事与他多费唇舌，才故意拿这话把他堵回去，让他劝降的话说不出口去。而此人竟虑不及此，挨骂实属活该！)
必须要注意的是，费行简在文中还提及石达开写给骆秉章商议谈判事宜的书信，但他强调，他本人没有看过原件，则“近人天国文稿裁其全文，不知根据所在。”
费行简的叙述应当是符合客观史实的，据记载，石达开当时的确曾致书骆秉章(一说唐友耕)，但绝不是现在流传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费行简提到，参与对石达开劝降的张仙洲曾读过原信件，里面有“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之语，而如今流传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却没有，则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很可能是后人伪造的。
张仙洲说的“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是有事实依据的，当时，骆秉章就任四川总督，暗中派人在民间散布童谣“若要川民乐，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角”与“各”谐音，“马生角”就是“骆”)给自己造势。石达开说“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那是在反问骆秉章，“你杀了我，四川就能“太平”了吗？”此语与审讯中所言的“天下有本事推翻满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达开不可”的语气如出一辙。
唐友耕的弟弟唐友忠也是当时阅信人之一，他曾回忆信中内容，说：“他（指石达开）硬气极了，没一句软话，还带着点讥诮之词。”
反观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中那种“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之类唉声叹气的句子，十足十的“软话”，哪儿“硬气”了？
还有，同为当时阅信人之一、刘蓉的亲家翁，回忆石达开在书信中，是要求骆秉章对所部“勿快意杀戮，请遣送回桂，湘，黔诸省”，这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中的“量才擢用”的说法大相径庭。
另外，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曾被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在给唐友耕编的《唐公年谱》辑录中出来，改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上款为：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也很有问题。须知，根据太平天国颁布的《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亥改用开字”。则太平天国的“癸开”纪年绝不应该书写成“癸亥”。石达开作为金田起义首创者之一，是不可能把纪年写错的。在五月初九日的前半个月——四月二十三日，《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中，署信日期表得很明白——“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再有，这一年的“五月初九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是不可能写谈条件的信的。而信中又写“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这又是一大错误，因为石达开是不可能称清帝为“主”的。而且，果真的“依书赴奏”北京的清朝皇帝，公文往返至少在一个月以上，又岂能解决当时的两军军情？就算石达开的脑袋已经糊涂透顶，也不会说出这种话。
最后一点，信中居然还用了大部分篇幅絮絮不休剖析自己的思想问题，哀伤无限，沮丧无比，弥漫着一股懊恼悔恨之情。这样一种情绪，分明就浸染着浓重的投降思想。
我们不妨来看看骆秉章在上奏给清帝的《奏为生擒逆首并剿灭发逆巨股疏》中是怎么样描述石达开的：“臣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实督饬在省司道亲提该犯鞫讯，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鼠扰擾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
曾随四川布政使刘蓉去大渡河前线阻截石达开的黄彭年写有《黎雅纪行》一文，其中提到，五月初五日，石达开被唐友耕解送到雅郡荣经，“刘公传迅，枭杰之气，见于词色”。
黄彭年还代刘蓉之手写《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里面提到：“据供自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决非他贼所能假冒。”
稍后，刘蓉本人曾作《复曾沅浦中丞书》致信曾国荃，信中也说“（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看看，“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哪有半分乞降之态？！而且，“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又哪像贪生怕死之辈？
即如今流传下来的那封充斥着投降思想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属于后人伪造，石达开，实为世间罕见之奇男子、伟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