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过大渡河会全军覆没的原因,老百姓最喜欢和最记得的答案是:大军抵达大渡河的当晚,石达开的小妾生了个儿子。为了给儿子庆生,石达开下令原地休息三天,结果错过了渡河最佳时机。三天后,大渡河河水暴涨,清军也已在北岸布防完毕,石达开无路可遁,只好束手就擒。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来自于许亮儒的《擒石野史》,其里面是这么记的:“当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部属均稽首称贺。以是传令稿赏,休养三日。”
老百姓看问题,喜欢直截了当。那些越是富于戏剧性、越是趋于简单化的解释,就越容易接受,也越容易视为颠扑不灭的真理。
比如说,你要问商朝为什么会亡?
他们会答:商纣王宠幸妲己。
又问:宋朝为什么特别富有?
则答:王安石实施了变法。
再问:明朝为什么会亡?
会答:崇祯杀了袁崇焕。
诸如此类,也不管答案准不准确,能一句话搞定就行。
说回石达开罹难大渡河的话题。
顺带说一下世人对石达开的一些误解。
石达开无疑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极为耀眼的一颗流星,解读石达开的专家、史家,都推崇其为军事家、政治家。
因为顶上了军事家、政治家的帽子,很多人都把石达开想象成老谋深算的中老年人。
央视电视剧《太平天国》的编剧和导演就闹这方面的笑话——找了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扮演石达开。
实际上,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至贵县邀石达开共图大事时,石达开才年方十六岁,真正的少年英雄;1863年抢渡大渡河时,石达开也不过才三十二岁。
关于石达开的出走,很多人是指责他在闹分裂。
真实情况却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忌恨石达开的威望,时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既不愿消极待毙,又不愿犯上作乱,只好离京避祸。
对于石达开的远征,人们又说他是搞独立。
世人还因为清两江总督何桂清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闹出了石达开已经另建一个“太平安国”、与洪秀全“太平天国”唱对台戏的大乌龙。
可是,现在所有可检石达开远征军文书中,写的全是“太平天国”,全无“太平安国”字样。
甚至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写给土司王松林的信中,仍然严格按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把“癸亥十三年”写成“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
还有人说,石达开远征时,从太平天国带走了二十多万人,而且全是精兵良将。这种说法,主要源于《李秀成自述》的一句话“(石达开)将合朝文武尽行带走”,
但石达开于10月5日离开安庆时,所率军队不过五六万人。
陈玉成带领的军队原本属石达开部署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但石达开并没有就近带走。
《李忠武遗书》记载,东梁山一带也都是石达开的部下,他们前来追随石达开时,石达开“劝令皆散去”。
另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以及梁立泰,陈坤书等等,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石达开也没有招呼他们同行,随行的只是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个当时尚没什么名气的偏将。
石达开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顾全天京防务。
当时,清军一方面发兵围困天京;另一方面狂攻重镇九江,临江,吉安。
石达开绕道抚州,前往临江和吉安,进军浙、闽。
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来是要让出以天京中心的根据地,避免因为“地盘”争端造成内部矛盾激化;二来是要在临近的浙闽地区建立长期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与天京势成犄角。
但是,洪秀全仍旧担心石达开在浙闽站稳脚跟后会对自己形成威胁,暗中使坏,釜底抽薪,收买了受石达开指挥、并已在福建开辟出滩头阵地的杨辅清,终使石达开“东进浙闽”战略前功尽弃。
这之后,石达开才把发展的方向锁定在四川。
石达开认为,四川位居上江上游,一旦拿下,正好与下游天京遥相呼应,也可从根本上改变全国反清的战略形势。
但是,石达开并未抓紧时间,抢在湘军尚未回师、四川方面来不及作出反应前一举定蜀,而是长驱入湘,在湖南腹地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宝庆会战”。
这样做的原因,是湘军倾巢东犯安庆,而安庆是天京上游的唯一屏障,石达开牵挂着天京方面的事业,为减轻安庆方面的压力,毅然发动了这场战役。
但是,攻城战是古代战争中最容易演变为持久战的战争,在长攻了六个多月后,石达开师老兵疲、久攻不下,且得不到洪秀全方面的策应,功败垂成,撤返广西。
广西民穷地困,并非开拓王图大业之所,且遭遇上天灾,军粮供应不上,部队被迫分散就食,于是发生了部将观天豫童容海串通豫爵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黄祥胜、黄五馥、李加胜、黄益先、杜大祥、余大林、汪海洋、汪花班等人“反旆”事件,各统手下将士,共十多万人,誓师回朝。
在广西驻留了两年之久,拖延到 1861年10月,石达开的入川计划才开始施行。
这时候,四川局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四川原本是清朝统治区中军政势力比较弱的省份,咸丰朝,四川总督平均每年一换,其中有多位未到任,而由成都将军临时代理。最高军政长官经常空缺,兵力空虚,基层地方官员昏庸无能。滇南,黔,陕等地反清力量空前壮大,其中李蓝义军入四川后迅速膨胀到几十万人,席卷半省,川军“疲玩已久,毫不足恃”。若石达开部能在两年前入川,则夺取整个四川绝非痴人说梦。
但清廷侦知石达开有窥蜀意图,已遣骆秉章入川布防,又调湘军入援。骆秉章到任,剿抚相济,恩威并施,很快就扑灭了李蓝起义军主力,沿长江北岸布防,严阵以待。
石达开这一去,其实是自投罗网了。
早在1860年10月,石达开军中宰制曾广依率领一支偏师,由泗城走西村、西隆一带,偷渡红水江,从广西进入贵州兴义府,转入四川綦江县。
这支队伍入川前不过数千人,攻克黔江之后,就猛增到了三万余人。
获悉这一消息,石达开才于1861年10月亲率本军五六万余人进军湖南,长袭四川,军行急如风雨。
曾广依则全军撤离黔江,进入湖北省境,克咸丰,来凤等县,恭迎石达开大军。
1862年1月31日,石达开、曾广依两军在来凤城会师。
两军合兵,人数超过十万。石达开率领这支浩荡雄师穿越宣恩,绕出黑洞卡,避开敌人的堵截,直趋利川。
1862年2月17日,大军胜利进入四川省境。
石达开踔厉风发、扬鞭跃马,剑指川边的第一座城——石砫厅。
但是,石砫厅一战,石达开未能攻克,遂经悦来场、鱼池坝等地抵长江南岸,沿江而上,准备抢涪州(今涪陵)为渡江基地。
道员章源率湘军军千余人守涪州,沿江有水师炮船数十艘,协助布防。骆秉章又增调皋司刘岳昭之湘军,副将唐友耕、知府唐炯之川军增援。
石达开围攻涪州十多日,自觉急切难以攻下,果断下令撤围,全军西进,入巴县县境,另觅渡口。
既入巴县县境,本可进取重庆,但湘军刘岳昭部已入重庆驻防,石达开于是弃而不攻,沿着长江南岸向上游进军。
4月25日,大军到达綦江。
石达开决定强攻綦江县城,一旦得手,便征用綦河的船只,顺流而下,回攻重庆。
但在綦江,石达开遇到了唐炯川军的强有力抵抗,屡攻不下。
也在这时,石达开先后收到了在叙府八角寨活动的李蓝义军、在江安一带活动的南溪地方起义张正洲部的合作邀请信。
石达开于是率全军南下,经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县)的山间小道,于5月20日到达叙永,与张正洲部顺利相会。
石达开与张正洲相商,准备合兵进取长宁。
长宁距长江只有五十里,完全充当渡江根据地。
6月12日,石达开军以火药炸开城垣,占据长宁。
可以说,渡江有望,大军已经看到了攻占四川的曙光。
但是,长江中下游各地战场的太平军处处失利:安庆已失,天京被困,英王陈玉成已经败亡。
清军开始抽调出更多兵力前来对付即将渡江的石达开。
为了堵截石达开于长江南岸,骆秉章调集了四川境内所有的湘军和诸部川军合力围攻长宁。
这其中,除了从涪州尾随而来的湘军刘岳昭部,川军唐友耕部,唐炯部,又调来了湘军道员增传理部,川军总兵熊焕章部,连日狂攻,至死不退。
长宁不过一弹丸之地,一下子云集了这么多清军,渡江已然无望,石达开只好于7月12日主动放弃长宁,经叙永向川黔边界转移,另觅渡口。
但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合江以下,重庆以上,清军处处设防,已无渡口可过江。
石达开只好绕道黔滇,向长江上游寻觅渡口,最后由燕子滩渡过横江,退入云南境内。
进入了云南,石达开主要活动于永善,镇雄,昭通,东川一带。
5月初,准备由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趋往四川宁远地区。
行动前,石达开多了个心眼,将军队一分为二,命令李福猷率领三万余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向贵州进军,经威宁,水城,平远,大定,遵义,仁怀,桐梓,绥阳等地,作出回攻川东和东趋湖南的姿势,以引开敌人,自己则率主力四万多人偷渡金沙江。
计虽拙,却收到奇效,敌人中招,傻乎乎地尾随李福猷而去。
石达开长吁一口气,神龙摆尾,摆脱了敌人的纠缠,轻松突破一年多来苦挣不破的长江防线,电闪雷击,攻克宁远所属的河西重镇,驻军樟木箐,准备奔袭成都。
在樟木箐,有当地居民赖由诚前来献策,说要北上成都,必须先渡过大渡河。此去大渡河的官路虽然好走,但沿途清军与彝兵处处防备,恶战必多;而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到大渡河边紫打地的小路虽险,却近,且清军尚未设防。
石达开听取了赖由诚的意见,大军径走小路,以尽快抵达成都。
石达开万万想不到,紫打地,竟然成了他的滑铁卢!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支流,古称涐江,又称银河,发源于青海,为高山峡谷型河流,地势险峻,水流汹涌,自古有“大渡天险”之说。
5月14日清晨,石达开军顺利到达大渡河南岸紫打地。
紫打地是番族(即今藏族)土司王应元的管辖区,北濒大渡河,西濒松林小河,东南两方都是崇山峻岭,是个绝地。
回到最初的话题,石达开“诞子误军”之说,果真确有其事吗?
《擒石野史》属于野史,系私家编篡,所载多属历史事件的片段或片面的情况,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并且会夹杂上许多作者妄加臆度和猜测甚至虚构的东西在里面,可信度较低。
民国初年,越西县大树堡乡村教师李左泉通过实地考察,认为《擒石野史》的许多记载不实,而着手整理,更名为《石达开涐江被困记》。皖籍学者都履和又在其基础上略予损益与校正,更名为《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饶是如此,后人经查阅相关史料和私人著述,并通过石棉、汉源、越西、冕宁等地实地调查,仍发现许多有错误。
按照《越巂厅全志》记叙,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到紫打地的当晚,“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不得渡”,即当晚大渡河洪水已经陡涨,已不能径渡了。
土人赖进学《述石逆被擒事》也称:“彼时两河水陡涨文余。”
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其《生擒石逆疏》也说:“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
在“大渡河水陡涨数丈”的情况下,石达开也没有说让大军停留、休整、观望三天,唐炯所著《成山老人年谱》记得分明:“石达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
实际上,结合现存的官私史料,石达开在安顺场盘踞一个多月(从公元1863年5月14 日至6月13日)的时间里,其每天活动历历可考,根本就没有为“诞子庆生”的任何文字记录:
1863年5月14日“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5月15日至17日,石达开多次作试探性抢渡,均不利。
5月21日,石达开军大规模枪渡,因洪水猝至,船破筏毁,5000精锐无一生还。
5月22日,石达开转而抢渡松林小河,也不利。
5月23日,移往松林小河河口以上10里磨坊沟抢渡,仍不利。
6月4日,最后一次抢渡大渡河,仍被清军击退。石达开这才决定向番族土司王应元赠金议和,请求让路。
6月9日,石达开两次与王应元谈判不成,遂决定率残军6000人冒死突围。
6月11日,石达开又被老鸦漩水势所阻,突围无望,遂与本地清军杨应刚谈和,希望以个人自刎和俱令将士“弃械投诚”为条件,以换取将士的一条生路。
6月12日谈判结果是,先遣散4000人,余2000人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待命。
6月13日,石达开携五岁的幼子石定忠和部下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人轻骑前往洗马姑与清军“订盟”。清军设伏于凉桥,将石达开俘获。
随后,清军背信弃义,全歼石达开麾下2000不缴军器的将士。
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受剐刑身死。
以上,便是石达开自离开天京后至大渡河成擒的全过程。
最后一个要澄清的问题就是:石达开抢渡大渡河,并没有二十万之众,总兵力不过四万余人而已。
石达开为什么会覆灭呢?
只能说:一、兵贵神速,石达开入川时机已贻误了差不多三年多;二、贻误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主要是广西的旱灾,军队筹粮困难;三、在天灾的影响下,有半数以上的将士对前途感到渺茫,以至发生了 童容海、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等十多万人的“反旆”事件,极大地动摇了军心;四、安庆已失,天京被困,英王陈玉成败亡,致使清军可以从容抽调出更多兵力前来对付石达开;五、苍天作弄,在抵达大渡河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
正所谓: 此天之亡石王,非战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