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晚清重臣,他拥有着一系列看似风光无限的“头衔”,他是道光帝和孝静成皇后的第六个儿子,是咸丰帝的弟弟,是同治帝的叔叔,也是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领班军机大臣、议政王、领班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可谓是晚清权倾朝野的权臣。一位叫马士的美国人曾说“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另一为叫何天爵的美国人也曾说“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心计又脾气暴躁……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不管如何评价,奕訢对于晚清的重要性的确不言而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正是他力主“攘外必须安内”的思想,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大患,而英、俄只是肢体之患,此时此刻需要做的就是先灭掉心腹大患,然后再对付英、俄,才最终有了后来清廷的“借师助剿”,并也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后,也正是在奕訢的支持下,先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再是“洋务运动”也得以顺利的展开,而随着“洋务运动”在清朝的推行,中国的近代工业化的建设也随之拉开序幕。但是无论奕訢对于清朝的贡献有多大,他始终都是臣子,他的权力是皇帝给的,所以皇帝想要拿回随时都能拿回。
其实正因为奕訢在咸丰、同治二朝的功劳越来越大,已经有点“功高震主”,再加上他曾经又是一位离皇位很近的皇子,所以他的为臣生涯注定会是“沉浮”的。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咸丰借口奕訢有“大不敬”之嫌,遂罢免了他一切职务。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狼狈逃出北京,前往承德,此时奕訢临危受命,留守北京被任命为“议和大臣”,而后在他的努力下,英法退出北京,清朝得以避免了亡国的命运。咸丰十一年七月,“辛酉政变”爆发,作为头号功臣的奕訢被授予议政王,同时掌控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宗人府、内务府等重要机构,自此奕訢不但控制了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同时还掌握了清朝的内外大权,可谓是权势滔天,之后在他的带领下,清朝步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同治四年三月十二日,两宫太后以“目无君上”的借口,免去了奕訢议政王之衔,并只保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职,其他职务皆被免去。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因投靠慈安太后,奕訢被加恩亲王“世袭罔替”,自此成为清朝的第10位铁帽子王,并再次执掌大权。同治十三年,奕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圆明园,因此惹恼了同治,遂即被革去“世袭罔替”,并降为郡王,八月初一,在两宫太后的干预下,赏还亲王世袭罔替。光绪十年,随着奕訢的靠山慈安太后在光绪七年的去世,奕訢在这一年被慈禧借口“委靡因循”的理由免去了所有的职务,同时他的亲信也都被一一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两个清朝的中枢机构。光绪二十年,因清朝所初的环境越来的糜烂,再是对列强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劣,不得已慈禧只能再次起用奕訢为“总理衙门大臣”,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步入官场。
在最后一次宦海生涯中,已经看透官场人情世故的他,已经看透慈禧丑恶嘴脸的他,已经被磨平了菱角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复兴大清的志向的他,开始变得保守,开始变得懦弱,开始变得庸碌,当光绪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之时,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又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时,奕訢却也是表示反对。就这样晚年的奕訢最后一次宦海生涯就是在这般庸庸碌碌下维持着,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当然死后的奕訢清廷还是给予了他该有的面子,慈禧也并没有因他们曾经的仇恨而剥夺他本该享有的一切。光绪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并赐谥号为“忠”,加恩进贤良祠,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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