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庆历新政”始末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岳阳楼记》

我们认识范仲淹基本就是从这一篇《岳阳楼记》开始的，范仲淹将岳阳楼描绘的绘声绘色 ，跃然眼前。

但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而仅仅是凭借一幅画来写出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来。

范仲淹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政坛颇有建树，甚至还领导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几次重要改革之一——庆历新政。

而我们所熟知的《岳阳楼记》就是在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以后，谪居在邓州时所作。

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推出庆历新政，这次改革又是为什么失败的呢？

改革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凭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轻易夺取后周政权，建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为避免成为下一个短命王朝，宋太祖采取系列防弊之政，自太宗起，被奉为祖宗之法。

随着时代发展，因循之法弊端愈显，北宋社会兵败、财困、民反的情况日益严重。

为此，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改弦更张，实施变法。

宋仁宗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进行一番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推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主角范仲淹，自幼家贫。在外读书时，提前一夜将粥煮好，第二日用刀把凝固成块儿的粥切成四份，配咸菜作为一日三餐。

但是清贫的环境并不能阻挡他求学的心，数年的寒窗苦读，范仲淹已博通古今，精于儒学，身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志。

入仕后的他并非一帆风顺，高歌猛进，经历过多次贬谪，使范仲淹更加成熟老练，对于社会境况也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

当时内忧外患，社会危机日益凸显，一心为国的范仲淹为使国家摆脱困境，不顾自身荣辱安危，针对当时的矛盾，他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于1043年九月向仁宗皇帝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书》，这也是此次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包括十方面的内容。

改革内容：

其一：“明黜涉”。北宋对于官员的升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如何，到期限便可按例升任。

在这种因循风气下，官场上全然没有锐新之风，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对此，范仲淹提出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按照政绩优劣判定官位升降，这对提升官员素质、整顿政风都是有利的。

其二：“抑侥幸”。北宋自开国以来优待士大夫，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扩大取士名额，此外推行恩荫制。

到了北宋中期，恩荫泛滥。恩荫即为现任高中级官员的子孙提供出仕机会，此外还可以荫及旁亲，这就使官员数量日渐冗烂，真正有才能者，却并不随之增长。

范仲淹因此提出限制恩荫人数，或对恩荫子弟进行考试，取合格者授予官职。

其三：“择官长”。即给予各路监司更大的权利，同时兼按察使、转运使等职，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甄别、选拔和监督。

不任事者罢黜，优秀者予以升迁，以保证官员素养，提高地方行政效率。

其四：“精贡举”。为了选拔真正适合国家发展的有才之士，范仲淹提议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进士除了诗赋以外，还要考策论，如此一来，就能更好地选拔出治国之士。

第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作为北宋官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是往往分配不均。

此法就是平均分配外官职田，改变收入不均的境况，令官吏的收入足以养廉。

第六：“厚农桑”。加强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增加粮食产量，以发展农业经济，维护社会稳定。

第七：“修武备”。当时西夏势起，蠢蠢欲动，不时对北宋周边进行侵扰，北又有辽的威胁，面对此种情境，范仲淹主张招募强壮之士为卫兵，三季务农，一季教战，增加军力，节省军费。

第八：“减徭役”。合并县邑行政机构，减轻民众的徭役负担。

第九：“覃恩信”。朝廷免除多年积欠的赋税，地方官执行要求取信于民，有违者依法惩处。

第十：“重命令”。国家令出必行，各级官吏必须认真遵行有关的法令条文，提高行政效率。

从上可以看出，范仲淹新政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经济、提升军事力量等方面。

他认为政治改革是系列措施推行的基础，本着“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的理念，将改革重心放于此。

失败原因：

然新政条令的实施，触犯了大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朝政斗争愈发激烈。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与范仲淹站在同一阵营的欧阳修，向仁宗上《朋党论》，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并将之分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大加阐论。

身为皇帝，最为忌讳的便是朋党，欧阳修此举无疑触犯了仁宗皇帝的逆鳞。

当仁宗当面问范仲淹朋党之事时，他的回答与欧阳修如出一辙，这就必然引起仁宗的猜忌。

保守派深知朋党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要害，且清楚皇帝最为防备朋党，便借此大加发挥，对改革派进行更加疯狂的打压和攻击。

在封建社会的改革，由于中央集权下的皇权独裁，统治者的态度往往能够决定一次改革的成败，乃至一个国家的存亡。

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底层的矛盾是决定一个朝代兴旺的主要因素，但也不可因为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

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燕齐之战，燕昭王在世之时全力支持乐毅伐齐，燕昭王死后，新王猜忌，临阵换将，原本只剩下两座城池的齐国才得以逆风翻盘，恢复了齐国的领土。

当然也有人死事成的，比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上扬的改革措施得以施行，虽然也触及了守旧派的利益，但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秦孝公的铁腕之下，守旧派也不敢泛起什么浪花。

但是秦孝公一死，我们的商鞅就遭到了秦国守旧势力的反扑，直接在秦孝公的遗体之前被抓捕，随后车裂而死。

但好在他的改革措施得以继续贯彻落实，秦国才能够不断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

但是宋朝的宋仁宗对反正演的支持就不是很稳定了，仁宗最初支持变法是想借改革来振兴朝政。

但看到改革的阻力这么大，仁宗自己心里也犯了嘀咕。面对有人弹劾陷害改革主刀人范仲淹的状况，立场立刻就动摇了。

虽然宋仁宗并没有提出来，但范仲淹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政治地位的风雨飘摇。

于是范仲淹不得不于1044年六月自请外出巡边，改革集团其他人物随后纷纷被贬出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遂告失败。

庆历新政过急地触损大部官僚集团的利益，招致四面楚歌的处境，且得不到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其失败是必然的。

出于改革派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范仲淹所代表的利益也只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其有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但改革想要触动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势必要让地主阶级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伤筋动骨，甚至遭受断腕之痛。

所以范仲淹代表不了广大农民阶级，已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没有也不可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真正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

真正解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注定挽救不了北宋衰颓的趋势。

结语：

但是庆历新政的精神却影响深远。首先，范仲淹一心为国，敢于破除守旧之风的锐意革新精神被世人所颂扬、传承。

继庆历新政后的王安石变法便是在继承革新精神上所进行的更为深入、宽广的改革，对北宋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庆历新政所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人民起到了有利的影响。

比如改革加强了对辽、西夏的防御能力，符合人民对于和平安定环境的要求；推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

最后，以范仲淹为中心的改革派并不是我们传统印象上的朋党，他们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的层面，对于当前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知。

他们怀有一颗爱国之心，面对困阻，迎难而上，不为权贵折腰，此等精神着实值得倾佩。

但历史总是存在众多偶然和必然，范仲淹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挽救整个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