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出现灾荒，身为父母官的范仲淹带头花天酒地，背后却有大智慧

北宋期间，杭州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当时在任的官员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

出人意料的是，范仲淹作为当地的父母官，居然“不务正业”，偏偏在杭州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带头花天酒地，但这“奢靡”的背后却藏着常人难以想到的大智慧。

崎岖生长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代居住于苏州吴县。

在范仲淹幼年时期，他的父亲范墉就于淳化元年（990年）不幸离世，在那个年代，只靠母亲一人供养孩子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不久后他就随改嫁的母亲到了长山朱氏家里，继父为朱文瀚，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

直到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才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少年人心中总怀揣着梦想，范仲淹自小就期盼自己长大后能匡时济世，那时就决定离家求学。

待到学成之后，他的抱负又平增许多，而救世的前提则是应试做官。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用“朱说”的名字参加了科举考试，成为了一名进士。

范仲淹从九品芝麻官做起，虽然官职不大，但他处理案件仍然毫不懈怠。过了没多久，范仲淹就将母亲接来同住，俸禄虽不很多，但维持二人生活倒也不成问题。

天禧元年（1017年），此时的朱说因政绩优异已被提拔多次，他也在这一年重新用回了“范”姓，改名为原先的范仲淹。

杭州饥荒

然而实际上，范仲淹的仕途之路并不那么顺畅，因为他自身的刚正不阿和直言不讳，他曾多次遭到贬谪，但即使遇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也并不怎么在意，仍延续着之前的做事风格。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从邓州被调到杭州做官，那年他已经61岁，虽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年纪并不算太大，但在平均寿命普遍偏低的古代，范仲淹那时已经算是年事已高。

范仲淹“知杭州”的次年，吴州地区就爆发了饥荒，其中杭州尤为严重。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刚上任就碰上饥荒，任谁都要迷茫一会儿。

饥荒年代粮食最为短缺，百姓们吃不上饭，有不少人因饥饿而饿死路边，杭州一片惨淡。

照常来说，面对饥荒，当地官员的所做的正常流程应该是上奏朝廷，为百姓争取赈济粮食，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巧抬粮价

但范仲淹却一反常态，除了下令开仓放粮之外，范仲淹还鼓励百姓们储藏粮食，主张不要把粮食一次性全部拿出来。

灾难年代通常也是奸商们发达的“好时机”，不少商人为了从饥荒中大捞一笔，不出意外地开始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以商人要求的高价来收粮食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下去赈灾的银两早晚会花光。

让百姓们震惊的是，范仲淹不仅没有整治商人们的不良风气，反而还“助纣为虐”，他将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到了每斗一百八十钱，这比粮商的出价还要高了许多。

在众人一头雾水，以为这位清官也要赚一笔黑心钱的时候，范仲淹还贴出了多张榜文，其上主要详细记述了杭州的粮价。外地的粮商听闻杭州的粮食收价高，纷纷乘商船带着粮食来做生意。

收集到数量够多的粮食之后，范仲淹却调低了粮价。

粮商们哪里愿意，除了粮食，运输方面也花了他们不少钱，但要是把粮食原封不动地再带回去，也不是明智之举，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亏损。

再三思考过后，粮商们只得以每斗一百二十钱甚至更低的的价格将粮食卖出，这样一来，杭州的饥荒问题被解决了大半。

“花天酒地”以赈经济

在杭州大饥荒时期，范仲淹做了不少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除了上述提到的哄抬粮价之外，范仲淹还大肆兴建土木，花天酒地与民同乐，整天不务正业。

吴州地区的百姓多信仰佛教，修建了不少佛家寺庙。然而饥荒年代，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去祭拜佛祖的人就更少了，但范仲淹却在这个紧要关头，建议寺院的主持趁机修建寺庙。

用范仲淹的话来解释，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为了吃上饭，即使工钱比之前少也愿意劳作，所以趁着这时候修建寺庙可以省下不少钱。

如此一来，大兴土木就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样人们也不会买不起粮食了。

杭州地区的百姓有赛龙舟的习俗，但是在饥荒年代，人们也没想到范仲淹还有心思组织赛龙舟，他甚至还贴了告示，鼓励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来这里比赛。

赛龙舟活动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从春天一直开到了夏天，期间范仲淹和友人们整日穿梭于赛龙舟的队伍之中玩乐，还在周边的酒肆里肆意宴饮，整个杭州城一片祥乐，谁能相信这是饥荒年代呢？

有的官员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范仲淹是老糊涂了才会这样做，他们向皇帝上报，希望能罢免范仲淹。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范仲淹此举竟然振兴了杭州的经济。

原来是各地的人们都来到杭州看赛龙舟，大大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范仲淹设宴也促进了游客在酒肆餐馆里的消费，这样一来店里的生意变好，对人力的需求增多，也就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面对饥荒，范仲淹不按套路出牌，用了奇妙的“荒政三策”，竟然奇迹般地解决了杭州的饥荒问题，甚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让杭州地区的发展更上一层楼，由此可见范仲淹的政治才能之高。

结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从政以来一直秉持的原则，他向来以国家为重，体恤百姓，解决危机也自有高明之处；那些所谓的“花天酒地”也并非是为了自身享乐，从处理的结果来看，一切都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