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难怪范仲淹与他关系最铁，看看其表现就明白

范仲淹的同榜进士有197人之多，与他有交往及诗文唱酬的即有近30人，但与仲淹相知最深，关系最亲密的同年，首推滕宗谅。

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宋又称西京)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初仕潍、连、泰三州从事。天圣初，在泰州军事推官任，职事外，孜孜不倦，聚书作文章，“爱宾客”；与范同护海堰之役，海潮汹涌，处惊不变。仲淹知为“非常之才”而与之定交。后召试学士院，知太平州当涂县，移知邵武县、武阳县，迁殿中丞，擢左司谏，旋以言得罪，以祠部员外郎、知信州(治今江西上饶西北)，又贬监饶州(治今江西波阳)酒税。

通判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知湖州，时仲淹知越。西事起，以仲淹荐，调知泾州，会葛怀敏兵败于定川，西夏兵大举进攻。宗谅“以城中乏兵，呼农民数千，皆戎服登城”，唱起了空城计。

子京临危不惧，募士侦察敌情，檄令属郡犄角相援，措置得宜。仲淹时为环庆帅，率三路之兵四出袭扰，以缓泾州压力。局势稳定后，滕又以非凡之才，牛酒犒赏兵士，激励士气；为阵亡将士祭奠及安抚遗属。仲淹迁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遂荐以自代，充环庆路经略使兼知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子京也不辱使命。

时御史梁坚劾滕费用不节，用本路公库钱16万缗，实际上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正常军费开支，仅三千缗，为招待属羌酋长之费，也属公使钱开支范畴，不过有些铺张浪费而已。当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熟知边事，力为辩雪，奏章一上再上。

而梁坚卒后，台谏官固执梁坚之说，后朝廷以滕宗谅前守泾州(治今甘肃镇原东南)日，“馈遗往来逾制”为由，仍降一官，充天章阁待制、知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又移知岳州，迁知苏州，逾月即卒。滕宗谅“生平好学，为文长于奏议，尤工古律诗，积书数千卷”。

重视教育，在信州、湖州、泾州、岳州四郡，兴建学校，王琪、张方平、尹源、尹洙兄弟分别为《记》。范仲淹对其“名以召毁，才以速累”的坎坷深为惋惜；对其因“御史风言”，“投杼之际，迁于巴陵”的遭遇，极为感慨。

关于滕宗谅使用公使钱逾限一案，曾闹得沸沸扬扬。据《渑水燕谈录》卷一载：

庆历中，滕子京守庆州，属羌数千人内附，滕厚加劳遗，以结其心。御史梁坚言滕妄费公库钱，仁宗曰：“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如果真是这样，仁宗一锤定音，事情就不会变得如此复杂，这段记载似有曲笔。关于公使钱案的真相，当时，宰相杜衍听了郑戬、梁坚的意见，主张严惩，范仲淹则认为不过是铺张浪费一点，应阔略细故，富弼左右为难，石介首鼠两端，孙甫深为感慨。

说明君子无党，即使改革派，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绝非完全一致，他们有各自的立场和认识，绝不党同伐异，结党成派。

苏舜钦对这一事件的性质有很清醒的认识：

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巨万，复有入己；唯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实有所补多矣。国朝本以仁爱抚天下，常用宽典，今一旦台中蓄私憾结党，绳小过以陷人，审刑持深文以逞志，伤本朝仁厚之风，当途者得不疾首而叹息也。

欧阳修的认识更为深刻，认为这一事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梁坚、燕度等是别有用心，“张皇太过”，实乃“虚张声势，肆意罗织”，其株连过度，必然引起“边陲骚动”的严重后果，使张亢、狄青等名将心寒气夺。即使真有过量使用公使钱的过失，也不应追勘，比起抗夏大业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节。这不仅是滕、张个别人的处理问题。

尹洙也指出，滕宗谅案，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沿边将帅在教阅军员时特支犒设已是约定俗成。还以自己任渭州知州时每年需用四千贯公使钱犒设部属80余人的经历为例，说明前任王沿、先后任知泾州的郑戬、滕宗谅都按此规定处理，“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乃天经地义，并无不当。

狄青等使用公使钱也无不妥，“所费益多"，主要原因在于西线战事以来，军员、指使、臣僚等“数倍于旧。”如果责之细苛，对边境防务、军队建设均有妨碍。而郑戬正是主张按劾滕的发难者。

孙沔分析公使钱沿革一奏最为详明得体，他认为应罢作为恩例特支节度使高达万贯的公使钱，改为支拨前方用命的将帅，甚至为范仲淹等在西线经费拮据，公用匮乏大鸣不平他还提出了公使钱使用改革措施，以是否领兵守边作为支取公使钱的标准。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说滕宗谅滥用公使钱，实在是深文周纳，不过因为梁坚之死，台谏论之未已，而只能再贬岳州，这对于雄才大略的滕宗谅实在是个悲剧。

但滕在逆境中并未沉沦。在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余，重修岳阳楼，将唐宋前贤关于此楼的诗赋汇为一编，刻于其上。范仲淹应其之请，写来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滕修岳阳楼，很有办法，也颇有些经济头脑，据《涑水记闻》记载：

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岳阳楼记》中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两句，与先忧后乐思想最为警世。有论者认为这是责诫滕宗谅的，未免多此一举。这两句话有对同年挚友慰勉之意，滕被贬巴陵属罚不当罪，仲淹劝慰他不必沉面于一己的进退，而应振奋精神，一如既往，建功立业。

同时，这也是自励，是他无意于荣辱毁誉，唯以国事民患为忧心声的自然流露，更是他与天下人共勉，倡导不汲汲于个人的得失，才能心忧天下的高风亮节，这和先忧后乐思想构成完美的一种境界，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仲淹的这种思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的深思熟虑。他曾多次作过类似的表述：“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即使在贬黜逆境中这种信念也从未动摇过：“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栖栖吊形影。”这是他达观自信积极人生态度的执着表现。

如果说尹洙与范仲淹是义兼师友，其交往感人至深的话，那末范、滕则堪称心心相印，得一知己足矣的生死知交。二人在宦海风波中，情同手足，其真挚情谊称得上是“此意久而芳”。仲淹在泰州、润州、越州、邓州等地均和子京有唱酬之作。

范仲淹与子京亲若家人，曾去堂上拜望过滕母，子京去世，又主动负起教养遗孤的责任。他们生死不渝的情谊，为古今人际交往方式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