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朱熹：易学理象数思想研究

引言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结合义理与象数的易学思想构建出其独具时代特色的儒学新体系。

朱熹的易学思想，被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他结合佛、道、儒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思想主张，系统梳理《易》的全貌，通过理象数解析《易》的本质，对于易学的继往开来和传承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熹理学思想探究

“理”即是“义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是包括宇宙观、天道论、本体论、阴阳辩证等在内的《易》的哲学观。

《易》因卜筮而作

遍观包括《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朱文公易说》在内的朱熹有关《易》学著作可以发现，他始终坚定不移的认为《周易》是古代的卜筮之书，并且从两方面来证明这一观点。

一方面，从史实出发，上古时候的《周礼》明确记载《周易》是由太卜掌管，而太卜是周朝专门设立的掌管卜筮的官员；到先秦时期，在《国语》《左传》中也都有提到易是卜筮之书；

另一方面，分析易的经传文本，以益卦卦辞“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为例，说：“《易》本为卜筮设。

更明显的是，在《周易》文本卦爻辞中经常出现的的“吉凶悔吝”，这些都是卜筮用词。

在确认易为卜筮之书之一基本点之后，朱熹开始探讨卜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即义理是由卜筮所衍化之卦象所产生的。

意思就是说，古人多淳朴，思想简单，对于自然、事物的认知浅薄，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喜欢通过卜卦问签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

针对此种情况，圣人为了给民众的行为一个正确的指引，便也采用卜筮的方式帮助大家预测解惑。

卦象的好坏带来的结果与人的品德是有关系的，德行好，卦象就算不好带来的结果也是虽凶犹吉。

在这里，卜筮的作用不单单是解惑避凶，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导人向善的作用，将圣人的意志与想法通过卜筮这种手段，传导给民众，这样才能实现由卜筮显示象数，再从象数通达义理。

朱熹认为，纵观前人作易，哪怕是孔子这种侧重义理不专于卜筮的，也是承认易的卜筮性质为前提的。

朱熹的这个“《易》因卜筮而作”的观点，可以说是撇开所有旁支末节，直指易之本义，与以义理注释卦爻辞的传统解易相悖，令人耳目一新，对当时的传统易学非常具有冲击性。

区别对待三圣易

对于“三圣易”，朱熹坚持认为三圣作易时的时代背景、所思所想、具体内容都是不同的，故而应区别对待三圣易。

伏羲作《易》八卦，通过卦象直接教人占筮，文王作《易》撰卦爻辞，即在卦象的基础上增加了卦辞和爻辞，预测吉凶。这两者都仅止步于卜筮，并未阐述原理。

而孔子作《易》在卦象的基础上开始阐述道理，告诉世人为什么是这个卦象，出现这个卦象的原因。

就如《朱子全书》中说的，“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

宋朝的儒家学说十分兴盛，主流学说尊崇孔圣作易，将《易》完全理解为一本哲学思想书，而忽视了易最初的样貌，朱熹坚持追本溯源，分开理解三圣易，无疑具有积极的易学史意义。

易之太极阴阳

太极阴阳之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源头，他在《太极图说解》中将太极看成是天地万物之理。

而《易》蕴含的内在机理是为阴阳，太极是理，阴阳是气，理和气共同作用，产生世间万千事物，生生不息，以此将理学和易学完美融合在一起。

太极之理为形上本体，这种理和气在时间上无先后之分。

在气分阴阳之后，阴阳交感而产生万千事物，理亦随之散在万千事物之中，成为万物产生之根据，万千事物之理皆是太极之理的体现。

朱熹在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以及邵雍的“心为太极”基础上提出了“太极即理”的思想。

贯通“理”与“太极”之后，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阐发，以太极为理，以两仪为气，太极生两仪，而气则分阴阳，太极之理决定了阴阳之气，将理气范畴全面确立为其哲学总纲，从而完成了理本论的哲学体系构建。

不同于一般经典著作的先有事，以事即人、以事即理，《易》是先有理，再有事，故能形成卜筮之能。

易的理是早已存在的涵盖天地万物的太极阴阳之理，直指万事万物的本质，是静态的。

而万事尚未具体出现之前，则是动态的。在朱熹看来，易的太极阴阳变化即是“理”，是天地自然化运转的模式，其早已存在，静待世间事按此运转。

朱熹在太极阴阳理论上颇具有创新性观点，以《易》的太极阴阳之理作为理学的核心基石。

同时将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纳入自身的“理本论”体系中，统摄形上学与形下学，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将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朱熹象数思想探究

“象”是《易》的符号表达方式，主要包含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图像符号。“数”则是《易》的数理表达方式。“象”“数”一起构建宇宙基本的运转模型。

易乃卜筮之书，而卜筮的根本是象数，利用占筮求卦获得象，运用归纳演绎获得数，寓其理于象数之中，用此独特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表论宇宙万物的规律，就是朱熹的象数思想。

《易学启蒙》是一本专论象数的专著。《易学启蒙》中的象数之学，包括了先天象数学、后天象数学。

河洛之学

河洛之学是朱熹象数易学系统的基础与核心。

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的开篇就是“河图”与“洛书”两幅图案，在《易学启蒙》首篇也是着重阐述河洛之学，此间种种均能看出朱熹对河洛的重视。

蕴含十数、九数的“河图”与“洛书”自出现后引起颇多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宋人在研究先秦汉唐思想史中数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关系之后创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两张图传自上古时候。

朱熹称河洛之学为《易》的源头，是“天地自然之易”“画前之易”，同时其验证了天地自然之道。

而且，自先秦汉唐的儒学界公认的点是，八卦源自河图洛书，通过河洛之学，可见天地阴阳造化和吉凶消长本源。

另外，朱熹追根溯源，融合河图洛书与太极阴阳的衍变次序并明确提出“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

即河图以十数图代表，以五生数统五成数，揭示天地之数的“体”，故河图。而洛书则以九数图代表，以五奇数统四偶数，揭示阳以统阴的法则和肇其数变之用。

同时，朱熹还提出河图是“数之体”，洛书是“数之变”，二者虽然先后多寡的不同，但都是天地之道的反映，故二者可以互通。

朱熹认为，河图、洛书则是对天地自然之象的描绘。

以“河图”“洛书”为天地自然之易，乃是对《易》文本的终极理据的追寻，这一点突破了人文义理的限制，将《易》归于自然，暗合《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精神。

先天学与后天学

对于先天和后天的说法，朱熹解释“《文言》之云‘先天’‘后天’乃左右参赞之意，如《左传》‘实先后之’意思，即在中间正合天运”。

先天是指在天时或天象之先。而先天学的“先天”既有“出于自然、不用安排”之意，亦有“本始”原样态之意。后天学则是相对于先天而言的。

先天学指的是针对先天伏羲八卦的研究之学，又叫“先天象数学”，后天学指的是后天文王八卦系统，两者共同揭示世界万物的客观规律与发展变化。

朱熹的先天和后天易学思想多是承袭邵雍，他认为先天学是反映天地自然状态的，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个揭示了伏羲画卦机理，是宇宙的生成模式，也是天地自然间的至理。而后天学主要是从先天学转化而来，虽然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来自于太极阴阳之理。

在朱熹看来，先天学是《易》之根本纲领，虽然没有文字却彰显出天然的象数理，宇宙天地奥义尽在其中，而后天学则是在卦画的基础上就其卦爻含义加以推理解说。

后天学由先天学推衍而出，前者蕴示宇宙理数之自然，后者则蕴示天人气数之变化。由先天八卦之本演变为后天之用乃是阴阳进退交合变化的必然。

先天八卦方位呈现的是太极生阴阳的自然理序，乃是宇宙阴阳生化的基本原理。

而后天八卦方位呈现的是阴阳交合进退后的情状是先天太极阴阳之理的发用，是宇宙万物生化的结构性图式。前者表诊的是理数之本然，后者表诊的则是气数之变化。

朱熹在各种著作中也反复强调，《易》不可脱离象数，若未洞晓圣人作《易》本意，纵使道理讲的再好，也与《易》不相干。由此可见象数思想在朱熹易学中的重要地位。

义理和象数构成《易》的核心框架，囊括了宇宙天人的主要元素。

在朱熹的两大著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中，其在肯定河洛之学、先天学、后天学的同时对易的义理进行了新的阐发。

整合义理与象数

在《易经》的研究历史长河中，关于义理与象数的分裂问题争议不断，尤其到了朱熹所在的宋朝，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儒家中关于义理与象数的见解与矛盾几乎不可调和。

因理念、视角、时代的不同，整个易学研究逐渐分化成义理派和象数派。

就在两派分歧越来越大时，作为一位忧国忧民情怀的思想家，朱熹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兼容并蓄，百川归海，融合象数与义理，才能实现《易》的回归与繁荣。

于是诞生了极具包容的朱熹易学思想。

他打破了两派壁垒，从《易》因卜筮而作这个本质出发，直指《易》之本源，揭示了象数与义理的初始关系，整合象数派与义理派，统一易学理象数思想。

朱熹易学的核心点是太极阴阳之道，这也是其理学和易学的共通点。朱熹始终坚持“太极即理”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构建其诸多理学概念，打破门户之见，融合象数与义理。

纵观朱熹一生，都在致力象数与理学思想的构建与融合，其作《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新的道路，给予新的指引，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莫大贡献。

梳理象数与义理的关系

易之象数分先天象数学和后天象数学，前者是针对伏羲画卦，是单纯的展示天理自然，文王在此基础上加入卦爻，根据卦爻推演是为后天象数学。

在朱熹看来，二者都是展现太极阴阳之道，前者表现的是理气关系的本质，是太极生阴阳的自然理序，后者表现的是理气关系的交错变化，是先天太极阴阳之理的发用。

从象数角度出发，太极是“画前之易”，是卦爻象产生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之源。从义理角度来看，太极是宇宙至理，是人心性情至善和万物阴阳消长的依据。

朱熹象数学将象数学纳入到了理学系统中来赋予了象数学更深刻的哲理内涵。

象数和义理之间，存在“先与后”的关系。在朱熹看来，先有象数，才有义理。

象数是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他本身就存在，不以任何事物为转移；而义理是对象数的理解与阐述，是基于象数的基础上，认为赋予的道理与思想。

同时，象数与义理也是互为依存的关系。

义理的源头是象数，义理无法脱离象数，如果仅仅重视义理，而忽略象数，则义理则好似无源之水，无法令人信服，研究象数的最终目的是义理，象数是为了更好把握义理而服务的。

义理与象数缺其一，都不是真正的易。义理和象数都是易的外在体现，两者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

明确易的本质

朱熹作《易》摒弃前人论断直探《易》书的本来面貌，他通过考察相关的历史记述以及对《周易》文本的深入研究，从而确认易的本质是卜筮之书。

他从三圣作易开始，追溯易学的历史演变，观察其从卜筮之书演变成天地人义理之学的转换，在深入了解三圣易因时代变迁而带来的教化方式的变化的同时注意其始终不变的太极阴阳之道。

作为“卜筮之书”，《易》以象数为其根本，以卜筮为其用处之实。本质在于太极阴阳之道，其象数以及从中阐发的义理都是太极阴阳之理的呈现，天人宇宙的终极存在根本。

在朱熹的易学思想系统中关于“《易》乃卜筮之书”的论述最有创见，朱熹在《朱子别集》中说想要真正了解他的这一论断“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

这在易学史上发千古所未发的论断，也是朱熹易学的一大特色及贡献。

结语

朱熹以《易》因卜筮而作为基，融合易学的义理与象数，从而构建整合起一个完整宏大的易学体系。

其上到伏羲先天八卦、下到二程义理之学，中间还包含文王八卦系统、太极阴阳之道，内容之广博精细，让人叹服。

他从易学的理象数三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自己的治易理念，追本溯源，打破常规思想，完整还原易之本来面貌。

再以《易》为纲领，辅以四书五经，从而构筑了一套完整而庞大的理学体系，为中国文化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熹在义理中导入了象数，将象数学纳入到理学系统中，互相补充容融合，将易学与理学完整融为一体，建立独特易学理象数思想体系，为后世易学打开了思路，开创了典范。

参考文献

《朱子全书》

《朱子语类》

《朱文公易说》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