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安禄山”郭药师，对童贯只做一事，金人安心探路，放心侵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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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1125)，还在正月里的时候，北方又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一直龟缩于夹山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辽朝天祚帝，以一种荒谬可笑的自投罗网式的举动，被金军俘获。
其时金朝的战略目标已经转移到了宋朝身上，粘罕为此而暂离云中，回国谋划。根据马扩《茆斋自叙》的记载，当时天祚帝从鞑靼借得三万骑兵，腰板突然硬了好多，自我感觉良好，复国信心极度膨胀，正好又打探得粘罕不在云中，以为山后地区金人兵备空虚，可以乘机下手，便率契丹、鞑靼之联军直扑云中。
金军代理元帅兀室算得上是文武全才的人物，他略施小计，以一套“组合拳”让前来攻取云中的天祚帝一败涂地，最终束手就擒。
当时金军在云中一带尚未集聚起大军，又兼粘罕返朝未回，所以，面对气势汹汹的天祚之兵，兀室没有硬拼，而是采取了伏击的战术。
他首先迅速调集蔚州、应州、奉圣州以及云中府的汉儿乡兵，并将这些战斗力相对较弱的兵马作为抵敌的先锋，却将精锐的一千多女真骑兵埋伏在一个山谷间。汉儿乡兵与契丹、鞑靼的联军接战后，果然不支而退，联军乘势追击。
就在天祚帝以为得计时，那埋伏山间的一千多女真骑兵突然从联军的背后杀出。遭到意外打击的鞑靼骑兵首先溃乱，大败而逃，剩下的天祚帝怎经得住女真精骑和汉儿乡兵的夹攻，往南冲着宋朝边镇武州方向落荒而逃，复国的美梦瞬间破灭。
1、徽宗的败招——招降天祚帝
兀室的精明与果敢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举击败联军后，他几乎没有歇口气，便极为英明地分出刚刚杀败鞑靼人的一半骑兵五百人，命孛堇娄室率领，穷追天祚帝。
天祚帝往武州地界逃奔是为了南投宋朝。
按照蔡京之子蔡絛（tāo）《北征纪实》的说法，天祚帝最初躲进夹山不出，童贯就“遣人诱之”，徽宗甚至还与天祚帝约定，只要他归顺大宋，徽宗愿“待以皇兄之礼，位燕、越二王上，筑第千间，女乐三百人，礼待优渥”。
天祚帝闻讯后“大喜”，并且即与宋人“约期相接”。而此番童贯撬走谭稹，再度出山，径往河东履任，其实便有冲天祚帝而去的目的，是为了“密迎之”。而金人也早已掌握了宋朝与天祚帝暗中勾搭的全部实情，只是因为一直无法攻入夹山，是以任由往来，以待天祚帝有朝一日自己走出夹山，再将其一举擒获。
从天祚帝这次一场大败即南奔武州的举动来看，蔡絛的这一记载还是符合事理的。
武州在今山西神池东北，金太宗即位之初将它和朔州一起还给了宋朝，其东面相距当时宋朝在这一地区经营多年的重镇代州也就百余里。
当时金军的五百追兵同样也是疲惫之师，根本不可能对武州或是代州构成军事威胁。所以，天祚帝几乎已经是到了宋朝地界，几乎不用再坚持多少时间，就有可能得到曾有百年盟好的兄弟之国大宋的庇护，从而摆脱金军的追击，历史也许还会给他翻本的机会。
2、半路杀出的和尚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名僧人，让曾经丧失了太多机会、如今早已没有什么机会的天祚帝，从此再也没有了任何机会。
这名僧人一直追随于天祚帝左右，眼见得一行人将至宋境，他突然拦住了天祚帝的去路，大声劝谏道：
“陛下不能去南朝！南朝为懦弱之国，必不敢收留或隐藏陛下！”
这位没有留下名号的僧人似乎早已听说了张瑴的故事，他直截了当向天祚帝指出了投奔宋朝的危害：
“陛下倘或投宋，必遭女真索取！”
这番话是有新近活生生例子作背景的，由不得天祚帝不信。僧人进一步建议道：
“投宋已是耻辱，为女真所获也是耻辱，同样是耻辱，却不可一辱再辱！不如径直投归女真，也不失为王爵之封。”
就像当初徽宗许诺天祚帝归宋以后位在赵氏贵族燕王和越王之上一样，僧人最后这句“不失为王爵之封”的话，还是打动了天性自私贪婪的天祚帝的心，他终于下了决心，原地稍息，不走了。
真的是没过多久，穷追穷寇的金军骑兵出现了、追到了，天祚帝未作任何抵抗，束手就擒。娄室见到天祚帝后，还是给予了不同一般的尊敬，他跳下战马，然后出人意料地向这名已经穷途末路的皇帝作了一个跪迎的动作，然后自己北面以对天祚帝，接受了天祚帝的“拜降”。
娄室俘获天祚帝后，兀室即派兵专程护送这名末代皇帝到金朝的东北故地。金朝果然封天祚帝为“海滨王”，让他在东海之滨的一隅了此余生。
天祚帝被擒，宣告了辽朝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罕有其匹的中国北方王朝灭亡了。天祚帝“有幸”成为辽朝的亡国之君，为辽朝的历史作了一场无人喝彩却是必不可少的“谢幕”。
不过，如果将天祚帝的这场“谢幕”看作是与宋人无关的、仅仅是辽人和金人之间的“二人转”，则未免太小看了这最后的“谢幕”对于历史的深刻影响。
随着辽朝的覆灭，维系宋金之间友好关系的最后一纸，即在“海上之盟”签下的早已薄脆得不行的夹攻辽朝“协议书”，也算是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宣告终结。
金人对于宋人的使狠、施暴和入侵，从此之后连一张薄纸的阻拦也不存在了，一个盟友从此全力以赴发动了灭亡另一个盟友的残酷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祚帝很不自觉地在为一出悲惨闹剧完成“谢幕”的同时，又为一出新的血腥大戏的上演揭开了“序幕”。
3、郭药师的“迷魂汤”
三月间，童贯安排准备了一批银绢，离开太原，东越太行山，经真定府、河间府、莫州和雄州，于二十九日（辛丑）入燕山府，名为犒赏常胜军，实为整治燕山军政，打算狠狠收拾一下郭药师，至少也要煞煞他的威风。
童贯刚到燕山府辖境时，就吃了郭药师的“迷魂汤”。
那时，郭药师只带了数骑随从出迎童贯，礼节上似乎很简慢。但到了易州地界时，已经行过见面礼的郭药师突然向童贯行了个跪拜大礼。
这让童贯很是惊异和纳闷，问道：“你现在也是太尉官衔，和我都一样的，为何出此大礼？”郭药师答得很认真：“太师乃是我父，药师只知跪拜父亲大人，焉知其他？”
如此亲生儿子一般的孝敬之言，让这辈子早已断子绝孙的童贯感到非常受用，飘飘然昏昏然，早将原先马扩等人对他的提醒抛于九霄云外。而且，郭药师还让童贯见识了一下自己的用兵之才。某天，郭药师邀请童贯检阅常胜军，一行人到了郊外山野之间，却不见人迹。童贯又很纳闷，便问郭药师咋回事。
郭药师卖个关子，笑而不答，自己下得马来，然后走到童贯跟前，突然拿出一面小旗子挥动了一下，霎时，四面山上铁骑滚滚而出，却不知有多少人马，日光照射之下，铠甲闪亮，军容赫赫，致使童贯一行人“皆失色”。
就这样，郭药师及其常胜军给童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童贯幕僚后来有机会见到徽宗，还十分卖力地为郭药师说话，声称郭药师绝对有能耐抗拒金军。
童贯在一手操纵任免蔡靖和王安中的同时，又奏请朝廷在河北路设置了四大总管，即中山府辛兴宗、真定府任元、河间府杨惟忠和大名府王育，这总算是听从了去年马扩对他的建议，为燕山府一路的防御构筑了有一定纵深的依托体系。
然而，这四大总管在具体治军方面，却以一种敷衍了事的做法，将马扩最初勾画的“选精锐马步十万”的美好蓝图一笔勾销了；四镇筹划边备，在最基础的征兵选兵上，皆采取了招集“逃亡军人”以及“诸处游手人充军”的办法。
这等于是，四镇的设置纯粹是摆摆样子的（中山府辛兴宗后来报告了许多金人入侵前的情况，总算还干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工作)，网罗一批逃兵和游手好闲者凑个数，算是有行动可交代了，至于练兵强兵之举，先歇着吧。
就在金军加紧军备、边警日近之际，宋朝的国防兵备和国家利益，却被这些国家“干城”视同儿戏一般对待，整个河北地区便如上演了一出空前的“空城计”，其规模越大，危害越大，灾难越深。
也难怪后来金军一动，所向披靡。而即使金军不来，有朝一日郭药师做了“安禄山”，反戈一击，河北之地恐怕也无人能挡。由此而见，北宋的灭亡，其根本原因并非金人的强大，而实在是自己的无能和不作为。
童贯浑然不知业已种下如此重大的祸害，眼前所见便是自己日渐丰隆的爵禄。五月五日（乙巳），徽宗朝廷将收复燕山府的这笔莫大的功劳算在了童贯名下，打算兑现当初神宗皇帝的遗训：“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
六月六日（丙午），童贯在东京被进封为“广阳郡王”。徽宗终于无畏于朝野内外的冷嘲热讽，为一名宦官加封了空前的爵位，童贯也走到了其宦途的极致。
4、金人的“幌子”
天祚帝被擒，是在宣和七年正月间的事儿，金人一直到这年七月间，才以“告庆使”的名义派来了渤海人李孝和与王永福，通告灭辽这桩宋人早已知晓的“旧闻”。
按照宋人朱胜非的说法，金人擒获天祚帝后，“即谋南侵”，当时一共派了三拨儿使者往东京跑，第一拨称“报谢使”，使命为通好宋金双方关系；第二拨就是李孝和与王永福的“告庆使”，向宋人报告捉得天祚帝的喜事；第三拨称“贺天宁使”，是天宁节时的常规礼节性贺使。
这三拨儿使者让宋人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但叫宋朝破费几贯小钱并非金人的本意，这些外交使者均另有“窥觇道路”的使命，为今后金军大举南侵打探路途远近、地势险阻，使者之名不过是为了不引起宋人怀疑的幌子而已。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李孝和与王永福在马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东京“告庆”，徽宗诏令官衔更高的宇文虚中和高世则作为金使的高级“全陪”。
而就在同一天，河东地方长官向朝廷报来了两条关于边务的信息，一条是，粘罕这次回到云中，必有图谋入侵的异志，当务之急宜调集西军十万，出巡边境前线，这样做不但可充实边备，同时也可以弹压威慑胆敢轻举妄动者，但是童贯就是“不听”。
另一条是，粘罕回到云中后，着力于筹划南侵，颇下功夫。虽然相关史料记载中并未说明河东这些情况是谁报来的，但从完全掌握童贯与马扩的谈话内容，而且洞悉粘罕近况来看，奏报者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河东安抚使张孝纯。
这次，河东奏报引起了徽宗的重视，当即诏令童贯行使宣抚使之职责，再去太原走一趟，对金人是否真有入侵之意查个究竟。童贯受诏还没有离开东京，徽宗又接到张孝纯的奏报，称有金使至太原，指名要见童贯，乃是要商议如何向宋朝交割云中山后之地。
徽宗十分相信金人要交还山后土地的“诚意”，马上又诏令童贯赶快出发去太原与金使商谈山后交割事宜，无得逗留。
可是，不久从中山府接二连三发来的金人最新动态则完全不是这回事儿：
十月五日（壬寅）中山府奏报：探报，粘罕与耶律余睹统领女真军马前来蔚州柳甸，正在大点军兵；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报：探报，金人选派女真军兵一万五千人，以及辽东一路选派的渤海军五千人、奚军两千人、铁离军两千人，分道前往平州和云中府，并已屯驻于两路；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报：探报，金人正在本国选派女真正军以及汉儿军，渐次前来云中府等处。又奏：金人于蔚州和飞狐县等处屯驻聚集军马，收集粮草，各路探报均称金人欲来侵犯边界；十一月三日（庚午）中山府奏报：探报，粘罕下达行文命令，要求云中府所辖各县主管之乡军，每人均要带足规定的军械物品以及行军营帐，赶赴云中府缴纳，并于山西一带增派屯驻兵马；十七日（甲申）中山府奏报：探报，金人平州都统命令所属各县选派丁壮充军，并有一路军兵前来奉圣州屯驻。
中山府报来的这雪片似的军情奏报言之凿凿，全都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金人已在东西两线厉兵秣马，全面备战，这不能不让人对金人交还山后土地的“诚意”发生怀疑。
其实，金朝内部在粘罕和斡离不两位实力派人物的竭力倡导下，早已确定了侵宋的方略，十月七日（甲辰），金太宗正式下令，“诏诸将伐宋”，已经单方面拉开了全面战争的序幕，金人声称要交割云中山后之地，实为蒙骗宋人的烟幕弹。
然而，徽宗朝廷还真让金人给蒙住了，毫无积极对策，即使哪天金人真的动手了，“惟仗药师，谓必能与之抗，不足忧也”，以这样的侥幸心理赌徒似地押宝在郭药师一人身上，以致“内地略无防御”。
5、金人的“宣战”
倒是去了太原的童贯此刻却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先前徽宗诏令要他去搞清楚金人是否真有败盟之意，这会儿又诏令他与金人商议，要收回云中山后之地。金人要侵宋就不可能将山后之地还给宋朝，而要将山后之地还给宋朝就不太可能侵宋，所以，这几乎是相矛盾的两个诏令。
于是，十一月十九日（丙戌），童贯以宣抚司的名义差遣马扩和辛兴宗为使副，持军书（即宣抚司文书）前往云中粘罕军前，只说圣旨要求讨还蔚、应两州以及飞狐、灵丘两县，其余州县则悉还金国，暗中则窥探粘罕有无南侵之意。
粘罕是位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的厉害角色，他笑道：
“你家是不是没有人可以使唤了，只将大事委任宦官？”
粘罕先是对宋朝的用人之弊不痛不痒地讽刺一下，然后再转入正题道：
“山后土地归于贵朝最初是答应过的，那是因为本朝大圣皇帝之恩情，只为报答赵皇‘海上之盟’交往情义，而且各自也立下誓书，要永远和好。但没想到，大圣皇帝刚刚驾崩，棺椁未及运归本国，原先议定之两国边境土地均未交割完成，贵朝就违誓背约，暗中接纳张瑴，接纳燕京逃去之契丹职官和民户。本朝累次前来追取，贵朝只是虚行文书，夸耀幅员万里，国富民众。本朝虽然是个小国，却从来不敢失掉道理，现如今正想要同贵朝大致辩个是非曲直。”
粘罕话说得非常文气，一点儿没有咄咄逼人的火药味，但这最后一句话则明摆着已是在向宋朝宣战了。
前不久驻扎在隆德府的义胜军叛逃，虽然太原方面派了王禀和耿守忠追击，但仍有三千人逃到了金人一边，而且将宋朝边境的虚实和盘托出。还有驻守易州的常胜军首领韩民义，因为与守臣章综有怨，竟然率其部属五百人逃去金营，见了粘罕道：
“常胜军只有郭药师还有报国之心，其他将领如张令微和刘舜仁之徒，因为张瑴被杀一事对宋朝都心存怨望。”
因此，刘彦宗和余睹之辈力劝粘罕图谋宋朝，而且不必召集很多人马，筹集很多粮草，大军所到之地因粮就兵即可搞定。
在刘彦宗和余睹等人的鼓动下，粘罕决意入寇，是以就有了这番意同宣战的说话。
对于粘罕的极端无理和恣意挑衅，马扩仍以最大的诚意为挽回局势作最后的努力，马扩的回答既指出了金人的无情无义，也作了适度的针锋相对，但最后，还是归结为较有诚意的劝告。这在金朝灭宋的立场尚未明确和确立时，或许还有点作用。然而，金朝现已做好了全面侵宋的准备，寒光刺眼的长刀已经出鞘，战争的车轮已经启动，因此，马扩这番“苦口婆心”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无济于事。
翌日，马扩等人准备告退，但出乎意料的是，金人设在使馆中的饯行宴席非常丰盛，洋溢着的热情跟粘罕言语中的强硬态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而意想不到的事还有，作陪的撒卢母在席间闲谈中突然忍不住露出笑口，对马扩道：
“我家招待使人只此一回了！”
这句话等于赤裸裸地地宣告：金人已决意入寇！
由于童贯对于金人入侵之事始终心存侥幸，以致金军斩关破城，长驱而入，宋人方才如梦初醒，才知大祸临头，而此时此刻为时已晚，惨重代价不可避免。
一个民族陷入妻离子散、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国家陷入国土沦丧、国破家亡之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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