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道武帝为何要创建“子贵母死”的制度？

“子贵母死”制度源自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初行此制时道武帝拓跋珪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拓跋珪这样一个“出自结绳，未师典诰”的野蛮人，居然找到偶见的汉代典故作为口头依据，虽有“太子”的强烈反抗而不回头，并且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一定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

拓跋珪属于鲜卑族拓跋部.拓跋旧制，“七族”、“十姓”血缘相近，“百世不通婚”，拓跋婚姻必取之拓跋以外部落。拓跋部世代与周围部落酋长通婚，其祖母是燕国慕容氏(就是天龙八部中的姑苏慕容，历史上是鲜卑族的一大部落)，母亲和老婆是贺兰部贺兰氏(匈奴族)，另一个老婆是独孤部刘氏(匈奴族)。

按习俗，这是一种政治婚姻，它能巩固婚家部族利益，也有利于部落联盟的维系与巩固。事实上，有不少部族与拓跋是世代通婚，包括娶后和嫁女。君后有强大的部族背景，部族也因君后而增加影啊。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的过程中，得到了慕容燕国、贺兰部、独孤部的很多帮助。但当羽翼丰满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拓跋珪不惜对原来帮助过自己的亲人下手，先后打散、消灭了慕容、贺兰、独孤三大部落，将原来的部落民变成了普通市民，原来的部落酋长变成了北魏任命的官员。

道武帝依靠后族支撑自己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完全没有问题，但要靠它树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专制君权，却是办不到。道武帝必须有一个集中权力的过程，其中包括剥夺母后和母族权力，特别是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力。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为了一劳永逸的根除后患，拓跋珪推出了“子贵母死”制度。先是赐死了刘氏，又把贺兰氏关了起来。

“初，帝母刘贵人(案：刘贵人出自独孤部)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魏书·太宗纪》。

一个野蛮皇帝对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引汉典为据，表面看来说的是汉武帝故事，实际上却全是拓跋宫廷内情。所谓妇人与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后宫母强立子的惯例;所谓外家为乱，指的就是几代以来各外家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

细审道武创业战争的主要攻战对手，叔父窟咄除外(这正是由于拓跋部并未建立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拓跋珪不被一致认同为当然继承人的缘故)，几乎都是与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即道武妻族独孤刘氏诸部，母族贺兰贺氏诸部，祖母族慕容诸部，其中并没有一个是拓跋部的宿敌。这正证明了，拓跋珪创业的主要障碍不是别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

拓跋珪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不惜以杀妻为代价来巩固北魏帝业，正是有鉴于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

也许是报应吧，因为对自己的亲人、恩人下手太狠，拓跋珪不久就开始精神失常，最终被不忍心看到自己母亲被赐死的贺兰氏之子杀死。但“子贵母死”制度却延续了下来。

这一违背人伦的制度，在后来被宫中野心家利用，竟实行了上百年，沿袭了七代。

这里要重点说一说文明太后冯氏，就是《锦绣未央》里李未央(冯心儿)的原型(从奴婢到皇后再到皇太后，最后为太皇太后，传奇的一生)。

冯太后本是汉人，出于北燕皇族，入北魏后坐父诛入宫，因缘而为皇太后，又由于特殊机遇得到弄权机会，但并无外家实力支撑。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权力欲望极强。在短暂执政之时，就为自己长久之计进行筹画。

她从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启发，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养皇储，从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这等于是掌握了政局的未来。恰在此时皇子宏(即后来的孝文帝)生，冯太后“躬亲抚养”，这一没有母亲的幼小皇子就成为冯太后手中“奇货”。她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之母以外，甚至诛戮至于储君的母族。孝文即位，冯氏为太皇太后，她牢固控制孝文帝，而且进行下一步筹画。孝文产子，“生而母死”，就是说不待立储之日，母林氏即被赐死。孝文帝曾经想废除此制，挽救妻子林氏生命，以不能逆冯太后旨意而未能成功。冯太后不但自己掌握了两代储君，还引诸冯氏女入宫，其中二人后来相继被立为孝文皇后。

而且，这些冯氏女当权后也效法其姑故伎，夺取新产皇子而母养之，赐其母死。

因此，由文明太后开端，诸侄效尤，子贵母死之制不但未得废除，而且更形巩固，并演化为强人倾轧的残酷手段，阴毒恐怖气氛弥漫于迁洛以后的北魏后宫之中。

孝文帝临死前才下决心揭除冯氏内外势力，但未及正式宣布废止子贵母死之制。直到宣武帝后宫胡氏产子逃过了各种暗算，三岁时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孝明帝，储君之母胡氏亦未赐死，即以后的明太后。胡太后是北魏一朝唯一凭血缘关系擅权的母后。至此，实行了百年的子贵母死之制事实上被废除了，但是北魏国祚事实上也终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