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历史事件介绍 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及后果

藩镇割据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外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持续百余年直至唐朝灭亡，但存在争议，因为藩镇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时期严格来讲只能算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前后各30年，合计约60年，而非持续百余年直至唐朝灭亡。

其发生的直接原因为安史之乱。唐朝政府在平叛期间为尽快收拾残局被迫增添了许多节度使。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朝中央政府本希望通过藩镇来平定安史之乱以及其后陆续爆发的各种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1]。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唐亡以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直至宋太宗979年灭北汉[2]。藩镇割据的问题对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产生重大影响[a]。

藩镇割据即是把藩镇与割据联系在一起，因而产生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已经是四分五裂，气息奄奄的误解，而且也模糊了对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的政治风潮、经济变革、制度更替以致文学艺术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其实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复杂历史称作藩镇割据仅仅是一种较为笼统的称呼。唐代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也就是所谓的“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黄巢之乱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接于五代十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另一番境地。

实际上，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到唐僖宗在位期间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年间，大约110多年时间里，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藩镇数目最多也大体固定在46个左右。不仅如此，地方节度使也不能世袭，除了河朔三镇（今河北）的节度使曾世袭过几代人，其余藩镇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唐朝中央决定（流官制）[3]。黄巢之乱以后，李唐皇室大权旁落，无法完全控制节度使，但即便在唐朝灭亡前夕的30年里，节度使也不像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般，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黄巢之乱后大部分藩镇逐渐走向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五代十国。

起源

唐代藩镇设立之前，唐朝政府在边地上设置有守捉、城、镇、军，总体称为道，惟疆域辽阔难以有效管辖。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镇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b]。

唐玄宗即位后，开始置有大量的藩镇。例如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灵州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即朔方节度使）。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718年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天宝十节度）：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节度使。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4]

天宝末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连陷洛阳及长安，唐玄宗奔蜀。而太子李亨得灵州（即灵武、朔方）将士的拥立而登基为唐肃宗，史称灵武登基。期间安氏节节败退，原本降唐的史思明又再次起兵反叛。经过多次的动乱后，唐朝接受一些安史的部将的投降，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以河北三镇为最强大，而且更有反抗中央之心，后来这些节度使自行世袭，又或由兵变自立，中央无法插手，只有追认既成的事实，但这些节度使亦无足够力量叛乱，其余大多节度使也是受唐朝任命。

割据

中唐

泾原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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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时期，河北一带的藩镇叛乱，用来镇压叛军的一支部队趁势占领京师长安，德宗逃到汉中，用了4年的时间才平定，史称泾原兵变。这虽然是藩镇割据初年的叛乱，但是范围却越来越大。

河朔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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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宪宗派兵平定了藩镇割据，但根子却并没有除掉，许多藩镇趁平定民变之机，扩大势力范围。817年冬天一个雪夜里，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师道。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全国表面上维持统一，是为“元和中兴”。

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镕“献马牛戎械万计”。[5]

唐末

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民变爆发，唐朝中央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镠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公元881年，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

黄巢叛将朱温投降唐朝朝廷，并且平定黄巢军，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温做了节度使，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时控制范围最大的藩镇李克用。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到了唐昭宗时，朱温还把朝政大权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后到了唐哀帝（唐昭宣帝）。藩镇并未随着唐朝灭亡而消失，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都可以视作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6][7][8]只不过部分藩镇选择不承认中原政权而完全独立，建立王朝或帝国。

争议性的割据

藩镇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一部藩镇史似乎就是混乱割据的历史。但这实际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50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最多不过8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中晚唐时期藩镇可分为四种类型：[3]

河朔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河北北部），大多是安史之乱后的旧部归降者，其代表则是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这里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赋税不上供中央而由将士瓜分，代宗至穆宗朝时期，朝廷曾数兴讨伐之师，无不以屈辱容忍而告终。[3]

中原防遏型，非割据性藩镇，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这些藩镇一般由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特点是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严备常若有敌”，是重兵驻扎之地。这里的赋税基本上是当道自供。中原镇既是唐后期收功平乱的重要力量，又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3]

边疆御边型，非割据性藩镇，主要集中在广阔的西北、西南边疆，其中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唐代京西、京北地区本来是朔方军的天下，唐德宗时朔方军被肢解，神策军的势力控制了这一地区，从而巩固了关中的军事地位。重兵驻扎和仰给度支供馈是这类藩镇的两大特点。[3]

东南财源型，非割据性藩镇，主要在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有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八道。这里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安史之乱前的采访使，只是管地较小。特点是兵力寡弱和财富丰厚，是唐王朝的“赋税之地，与关右诸镇（西北边镇）及河南（中原镇）河北（河朔镇）有重兵处体列不同”。所以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3]

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河北藩镇割据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在政治上，节度使不由中央派遗，而由本镇拥立，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前后凡57人，唐廷所任者仅4人，其余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裨擅立。二在财政上，赋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三在军事上，违背中央意志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倚之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凭借。是否因此就把河朔镇视为唐朝境内截然不同之二分域，显然不能；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唐代各地藩镇具有区域性与制约性统一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把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一概视为割据；而河朔区域的割据又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割据绝对化。唐代藩镇形势作如下申述：[3]

第一，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权，不是割据性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其动乱只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3]

第二，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虽然不属割据性质，但是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特点影响了唐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关系。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河朔割据形势的变化也取决于上述三类藩镇的动向，可以称之为藩镇割据的制约性。[3]

第三，各类藩镇之间的总体关系，在唐代宗时业已形成，最后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格局：举足轻重的中原型藩镇大部分被野心勃勃的朱温吞并；李克用、李茂贞据有河东及西北边镇之一部而与之抗衡；东南型藩镇也不再供给唐朝的财源。五代十国的历史仍然明显地受到唐代藩镇格局的影响：北方相继递嬗的五个小朝廷的激烈争夺和南方若干小王国的相对安定，实际上多多少少反映着唐代北部藩镇（河朔、中原、西北边疆型）重兵驻扎、动乱频仍和南部藩镇（东南型）驻兵寡弱、相当安定的差异。[3]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见在唐代后期近50个藩镇（元和四十八镇）中，真正割据的主要是河朔型藩镇，唐宪宗以后（820年），基本上只有河北三镇而已，其余中原、边疆、东南藩镇都不是割据的。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从物理上巩固了关中，而中原藩镇则具有镇过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作用。这样，河朔镇与中原镇在割据与防遏割据的相特关系上，中原镇与边疆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镇、东南镇与中原镇在物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关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从而维系唐朝相对稳定统治了100多年。唐代完全依赖藩镇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才得以维持下来，一直到黄巢之乱冲垮了这种平衡。[3]即使是这样，公元885年唐朝号令所在仍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9]

影响

藩镇割据造成了唐朝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比盛唐时大幅缩小，吐蕃、回鹘等过去臣服于唐朝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吐蕃甚至与唐朝发生过对立冲突，使得陇西一带丧失大半。[10]淮西久为吴元济所据，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11]

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15道71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12]。方回《瀛奎律髓》称：“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然而若细究，西夏（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以及越南（今越南北部，即前北越一带）的丁部领等人，其实都算是唐末藩镇割据的遗留。西夏原本是在黄巢之乱中协助唐室的党项羌人，被唐室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因宋朝有并吞之意而独立建立西夏国。越南北部的地区则原是静海军节度使，后来渐渐独立建国，脱离中国自汉朝以来近千年的统治。而宋代时，丁部领夺得政权后，登极为大瞿越国皇帝，被宋册封为交趾郡王。

注释

^宋朝欲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与辽朝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仅军费一项开支就至少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陈襄《论冗兵札子》说：“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天宝末年，军费只有一千四五百万贯，还不到北宋庆历中的养兵费的三分之一。北宋大量养兵，“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于是“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

^节度使始置于何时，史籍记载互有出入。《资治通鉴》卷210（唐睿宗景云元年十月）：“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