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驾崩后有更换新君的说法，但遗诏和《皇明祖训》确保英宗登基
当年22岁的建文帝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即位，尚且被认为主少国疑。而此时距离靖难战争结束，也不过才30多年。这大好的江山，难道就要交到朱祁镇这样一个黄口小儿手中么？为何大明不能吸取教训选一位成年亲王来继位呢？
其实这个事情说简单也不简单，说复杂却也不复杂。之所以不别立一位亲王继位，有两个障碍。而之所以放心立九岁的皇太子登基，有两个保障。
障碍一：先帝遗诏
朱祁镇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年他老爹朱瞻基29岁，登基也已经接近三年。皇长子的出生，让苦于皇嗣乏人的皇帝和太后都欣喜若狂，当即下诏大赦天下：“阳德初复，长子肇生。邦家之本攸隆，中外之心咸属。宜施霈泽，覃被多方。今大赦天下，所有合行事宜，条示于后。”
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才刚过百天的朱祁镇就被册立为皇太子。甚至由于太子是孙贵妃所生，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嫡庶之争，宣宗干脆废黜了原配胡皇后，改立孙氏为皇后。
朱瞻基
当年宣宗在做皇太孙之时，有一支五倍于普通卫所的皇太孙亲军。而在册立太子之后，朱瞻基有样学样，也给朱祁镇设立了一支随侍东宫的幼军，人数多达七千一百一十二人。宣德九年（1434年）三月，八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在文华殿正式受朝，接受文武百官八拜大礼。
文华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左顺门以东，与武英殿东西遥对。在明世宗嘉靖朝之前，文华殿的宫殿屋顶覆绿色琉璃瓦，而非现在的黄色琉璃瓦。主要原因在于从五行之说来看，位于紫禁城东部的文华殿五行属木，色为绿。何况其又是“太子视事之所”，规格本来就要下天子一等。
宣宗发病之时已经接近年底，到了新年正月初一日元旦节，按惯例要在奉天殿举行大朝会。朱瞻基深知自己已经危在旦夕，为了进一步巩固朱祁镇的地位，他下旨让文武百官在元旦节当天去文华殿朝见皇太子，事实上已经告诉众臣嗣君的人选。《明宣宗实录》记载：“癸酉朔，上不豫。免正旦贺礼，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
因此当朱瞻基在正月初三日驾崩后，留下的遗诏理所当然是命皇太子朱祁镇嗣皇帝位：“长子皇太子祁镇天性纯厚，仁明刚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协心辅佐。务以安养军民为本。毋作聪明，以乱旧章。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职，效忠嗣君，毋忝朝命。”从礼法上来说，大行皇帝遗诏具有最高优先级，哪怕是太后也无权对其进行否定。
障碍二：皇明祖训
《明史》在张太后本传中有一条记录，显示太后在宣宗驾崩后，曾对新皇帝的人选有过犹豫。这当然在情理之中，大明的天下由九岁的皇帝来执掌，确实不怎么令人放心：“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群臣呼万岁，浮言乃息。”
襄王府
这里的襄王，是仁宗朱高炽第五子朱瞻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流言，是因为襄王是宣宗皇帝亲弟弟，是张太后的第三子。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驾崩和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造反之时，襄王曾两次奉旨居守北京，具有极其丰富的政务经验。那么问题来了，30岁的襄王既是太后嫡子、大行皇帝亲弟，又正当壮年，且素来还有“贤王”的美誉，为何不能以“国赖长君”的理由立他为帝呢？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于皇室而言，家规即是国法。当年开国太祖朱元璋在世之时，曾经编写了一本《皇明祖训》，作为“垂范后世”的典范，谆谆教导后世子孙“一字不可更易”。明朝皇帝素来以“孝”治天下，如果皇帝自己带头不遵守《祖训》，还怎么来管理天下百姓？那么《祖训》对于帝位传承又是怎么说的呢？《皇明祖训》说：“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
朱元璋在大明开国之初册立皇太子之时，便声明了本朝册立储君的原则：“居嫡长者必正储位”。换句话说，皇太子的标准就是既嫡且长。万一皇帝无嗣，即所谓的“朝廷无皇子”怎么办？就一个办法，兄终弟及。
所以如果张太后想让襄王继位，她就必须套用《祖训》之中“兄终弟及”的条款。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宣宗有儿子，还有两个，不符合“兄终弟及”的前提条件。其二襄王虽然符合“嫡母所生者”这一要求，但是伦序在他之上的还有张太后次子越王朱瞻墉。
事实上相比已经到湖广长沙就藩的襄王（此时尚未迁国襄阳），身处京师并未之国的越王才是“长君”的第一人选。而且可以毫不怀疑地指出，正是因为宣宗两个儿子年纪太小，越王才始终没有前去衢州府就藩。他留在京师的终极目的，就是做一个备胎。
王缜
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宫发生火灾。皇宫火灾，一向被认为是皇帝失德，所以才会上天示警。于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缜趁机上奏，把武宗继位多年始终无嗣拿出来说事，反过来证明了当年之所以留越王在京，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因此朝廷虽然遵循宣宗遗诏封皇太子为新天子，但并非没有备案。《明武宗实录》记载：“丁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缜以乾清宫灾，陈言四事：一正大本以安天下。臣惟储贰者，天下之根本。乞诏勋戚辅导及部院等臣讲求我朝留亲王之意，参考宋仁宗育宗室之典，以固根本。”
保障一：太皇太后辅政
宣宗遗诏中有一条重要内容，就是所有的国家重务，都要请示皇太后和皇后之后才能施行。这里的皇太后，即仁宗皇后、宣宗生母张氏。皇后则是宣宗继后、皇太子生母孙氏。朱祁镇登基之后，张氏进位太皇太后，孙氏进位皇太后。
虽说宣宗在遗诏中将皇太后和皇后并列，但是孙氏无论从礼法还是从个人能力以及威望来说，都无法与张氏相提并论。当初燕王朱棣举兵靖难之时，张氏就帮着夫君燕王世子朱高炽一起镇守北平。当夫君成为皇太子后，又是她尽力于孝道，小心翼翼地弥补着强势公公朱棣因太子肥胖而产生的厌恶感。甚至于宣宗在登基之初，还经常找母后商量军国大事。
因此朱祁镇虽然年幼，但有张氏把握大政方针，大明乱不了。而太皇太后也没有辜负儿子的期望，在她辅政的八年时间确实把朝政管理得井井有条。正统七年（1442年）张氏崩逝之后，已经亲政的朱祁镇对祖母给予自己的帮助，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朕以冲人嗣大历服，夙夜遑遑，罔知攸济。仰赖我圣祖母以教以育，备极恩勤。一话一言，咸出致爱。于今八年，家国宁敉，民庶乐生。福被朕躬，爰及天下。”
保障二：宗室势力微弱
到了宣德时代，内阁的运转已经相当成熟，朝廷之中以文制武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皇太子虽然幼年登基，但是有太皇太后以及内阁的辅佐，基本不太可能发生武将干政的风险。而原本实力强大的藩王，经过朱棣和朱瞻基这一对祖孙的接力削藩，已经没有资本像当年的燕王那样再来一个奉天靖难了。
朱高煦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太宗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起兵造反。宣宗御驾亲征，几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平定。次年二月，太宗第三子赵王朱高燧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主动向朝廷上交赵王府护卫官军。至此，太宗一系再无有威胁的藩王。
宣德二年（1427年）四月，太祖一系藩王中最具实力的晋王朱济熿因为曾与汉王勾结谋反，被废为庶人。晋王府太原三护卫官军也被一并削除。《明宣宗实录》记载：“晋王济熿谋为不轨，得罪天地、宗庙，具有显征。已恭遵祖训，免为庶人，安置凤阳。其护卫官军，除旧拨侍各郡王者不动。其原在大同守备官军四千人，令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就彼分拨卫所，家属随住。见在太原护卫官军内调三千人，连家属住宣府听总兵官、都督谭广分拨卫所。”此后的数年时间里，面对朝廷方面给予的强大压力，秦王、楚王、蜀王、肃王等实力强大的太祖系亲王纷纷主动上交护卫。困扰明初数十年的藩王问题，在明宣宗手上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至于宣宗的弟弟、朱祁镇的叔父们，他们在就藩之时本来就没有护卫官军，拿什么来造反？
虽然宣宗驾崩之时，皇太子朱祁镇只有九岁，但只有立他为帝，大明朝局反而才能稳定。若是强行让一位成年亲王登基，无论这个人是太后的亲儿子越王还是襄王，一来不符合大行皇帝遗诏，二来也违反了《皇明祖训》。
如果可以用嗣君幼弱的借口另立皇帝，那可不可以用皇帝昏庸的借口再重新立一位呢？明末的时候虽然北方一片糜烂，崇祯帝甚至被逼在景山自缢殉国。但南方未经战乱，陪都南京城内又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可以说比“泥马渡江”的宋高宗赵构形势要好得多。结果东林党人为了党争，就是不愿意奉伦序当立的福王朱由崧（崇祯帝堂兄）为皇帝，而是想以“立贤”的借口来奉朱常淓（崇祯帝堂叔）为皇帝。结果南明就此陷入内斗，后来甚至连远支宗室唐王也能称帝，鲁王也能监国，最终抗清大业因为这样无谓的内卷而惨遭失败。
虽然朱祁镇后来因为土木堡之变而成为战俘，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不能倒果为因，就认为当初不应该让他当皇帝。在内有太皇太后以及内阁三杨辅政，外无强敌逼迫，此外武将无力干政，宗室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非要以“国赖长君”的借口另立一位成年亲王，反而会从根本上动摇大明皇室统治的正统性，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