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的规制与管理：从汉魏到隋唐，“寺院”的发展经历了什么

（佛祖像）

一、唐以前寺院——“伽蓝”、“祠”、“浮图”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经早期古印度人民的广泛传播，逐渐遍布于世界各地，成为多个国家的重要精神信仰。大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我国，被汉代民众看作是一种神仙方术。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我国逐渐经历本土化转变，由外来文化转变为国内宗教文化的一种。

（魏晋时期地图）

寺院是佛教文化的基本承载方式，作为一种佛家弟子聚居之所而存在，供佛家子弟在此诵读佛经、修身养性。寺，即僧人习佛经之所，院，则是寺周围的建筑回廊等。“寺院”这一名称是在佛教其传入我国后本土化而来，起初被称作“伽蓝”、“祠”、“浮图”等。前期很多人认为，寺院缘起于汉明帝时期，但其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不同的质疑。

唐朝人士舒元舆指出，寺院正是我国古代府寺中的一种，由鸿胪寺演进而来，形成于晋朝和宋朝交接之际。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创造伽蓝》条云：

“寺者，《释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本是司名。西僧乍来，权止公司；移入别居，不忘其本，还标寺号。僧寺之名始于此也”。

《大宋僧史略》卷上 内文图

这一观点受到广泛认可，并且被记录于《广韵》、《释氏要览》、《翻译名义集》、《辞源》等重要书籍之中。

在谭世保看来，寺的由来则与我国汉魏时期僧官制度的发展有关。在东晋十六国以后，我国僧官制度发展完善，所有僧团居所被列入僧四管辖之官舍，传统的浮图、佛图皆改名为寺。也正因如此，我国晋朝以前的史籍中几乎没有“寺”的说法。

汉魏南北朝高僧

北魏兴安初年，我国寺院分布呈现出网状结构，文成帝下诏，要求每个州和郡县，都可以在民众的生活居所，修建佛寺区，打开了寺院普及的发展局面。孝文帝迁都洛阳，针对寺院制度在《都城制》中创立严格规定：

“洛阳城内建一永宁寺，郭内建一尼寺，余寺悉建城郭之外：又令外州造寺须“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

为当时的寺院建造设置审批制度，使得其更加正规化。

二、唐代寺院——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

随着寺院在我国的广泛流传和不断的本土化，使得我国皇家统治阶级对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且逐渐将寺院划归国家统一管理。

（皇家寺院法门寺）

武德贞观之际的《沙汰僧尼道士女冠诏》中写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说明在这一时期，朝廷对寺院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州设立寺院，并且依照地方大小确定具体寺院数量，使得其寺院发展到更具规模性和有序性的地步。当然，有些狗血的是，这一明确的寺院规定没有完全执行，只是在后期执政者的统治期间得到了承袭。

仿唐寺院 实拍图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我国寺院高速增设，一度达到数千所的规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足以证明这一外来事物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认可，并且获得官方支持。

看过《至尊红颜》、《武则天传奇》等影视作品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曾经有过一段较长的寺院经历，加之历届唐代统治者对于佛教文化的认同和支持，使得这一宗教文化在中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至开元末年，我国寺院数量达5358所，达到顶峰，不过在后期因为部分政治原因而遭到统治者削弱。

一代女皇武则天 画像

那么，唐代社会为什么对佛教文化如此重视？总不能单纯是因为统治者勤学好问、喜欢钻研这一外来文化吧。

其一，政治动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对于具有强大精神支撑作用的佛教文化带有精神寄托，希望以大范围的佛教文化助力政治事业的巩固发展。“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诏兖州置观寺各三所，其观以紫云、仙鹤、万岁为称，其寺以封峦、非烟、重轮为名，各度七人，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各度七人。”寺院的存在能够帮助帝王巩固权威，传播“君权神授”的神秘思想，为国家政事提供一定的支撑力量。

（唐朝护国寺院青龙寺）

其二，祈福动机。古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尤其在医术方面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广大百姓为取得心灵寄托，自然更加愿意把心中的美好愿望寄托于神秘而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宗教文化之中，以心灵寄托消解肉身痛苦。唐高宗为了给儿子祈福，建立灵安寺、楚国寺；太宗为给父亲祈福，修建龙田寺，为给太穆皇后追福，修建弘福寺。

弘福寺庙

一个奇妙的现象是，大家都有向神明寄托心愿的取向，但修建寺院者却大多为皇家贵族，这是为什么？一来呢，修建寺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普通民众根本承担不起；二来呢，修建寺庙需受到皇家政权的严格管制，普通百姓无权无势，恐怕是有这心思也审核不下来吧。既然如此，等别人修好，直接进去拜佛祈福，岂不是更加妙哉，自然也就不必亲力亲为啦。

当然，寺院的建设还有一些纪念功德、追悼亲人的功用，在古代社会为广大民众带来无限心灵慰藉。

三、等级划分和赐名给额——赦王公以下，不得辄奏请将庄宅置寺观

唐朝寺院繁荣发展且受到严格管制，衍生出明确的等级划分规则。

在唐朝武德贞观年间之前，我国寺院大多依照“名分”划分等级，通过其建造者的身份贵贱区别寺院登记，在其后，则大多通过“政区”为核心依据进行区分。正如唐天宝年间，京城的寺院称为“京寺”、其他地方的寺院则成为“诸州寺”。“其玄元宫宜为太清宫，西京改为太清宫，东京改为太清宫，天下诸郡改为紫极宫，两京宫内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余于新度人中简择取，添满三七人为定额”。

（传统僧人）

寺院在唐朝的扩张速度惊为天人，统治者为有效管理其寺院避免形成泛滥，决定以赐名给额的方式对寺院进行严格管制。

“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凡是经官方给与指标、词语名字的可以称作是寺院，没有经过官方正式审批和赐名的，则属于非法寺院，只能叫做招提和兰若，为这一时期的寺院发展奠定了明确的管制基础。

结语

寺院从外来事物到本土化转变，历经多年，指导唐代时期，经我国统治者不断对其实施严格管制，设置僧侣入门规则、寺院修建规则、名额管制、名称管理等，使得其形成系统的宗教文化体系，为后期我国宗教的发展事业奠定基础。

唐代寺院风格

唐朝对于寺院的管理措施主要体现在设立准入规则和数量管控及等级划分方面，使得原本混乱无序的寺院规模得到有序管理，维持稳定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