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邱庄禹作敏，92年敢私设公堂，扣押干警13个小时，下场如何

到了会场所在地——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放进了禹作敏，却把他的保镖拦下，明言：其他人不能入内。

禹作敏心里产生了一个不祥之兆，但也只能客随主便，服从安排。

车子在院内停稳后，他进入指定的房间。

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会场，也不是领导，而是多名荷枪实弹的威严干警。公安人员在他面前出示了拘留证，拿出了一副手铐。

禹作敏当即瘫坐在地，有气无力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他说得不错，他从春节前就感觉到了危机，且开始布局，但终究还是难逃法网。

1993年春节，神州上下一片祥和欢乐气氛，天津“首富村”大邱庄却阴云密布，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村民被干部们从梦中喊醒，被告知说，上千名“军人”要“围村”了。于是村民被动员起来，男女老少拿着铁锹、斧头和洋镐开始挖掘“战壕”、竖起路障、拿出气枪、猎枪、砍刀等武器，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而谣言的始作俑者和行动的策划者，便是大邱庄一号人物，有“庄主”、“土皇帝”之称的禹作敏！

其实当时村外根本没有一名军人，禹作敏这样说，纯粹是造谣，是故意煽动村民的敌对情绪。事实上，当时村外确实聚集了数百名警察，但参与包围计划的警察们并未进村，只是在大邱庄三公里外的范围集结，防止嫌犯漏网。

在得知村民的抵触情绪和对抗行为后，为避免误伤不明真相的村民，他们又撤走了一批。

但是大邱庄内还是戒备森严，不让警察进村。因为村里民兵也配有枪支弹药，加上部分村民还有气枪、猎枪等各种武器，警察一直被阻滞在外。

禹作敏是谁，他做了什么，让警察如此兴师动众？

禹作敏可是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和电视新闻中。

天津静海大邱庄这个万余人的村子，一度拥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数以万计，固定资产总值超过万亿。

短短十年间，大邱庄的资产增加312倍，工业总产值增加将近900倍。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禹作敏。

1930年，禹作敏出生在天津静海大邱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兄弟四个，家里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

禹作敏聪明过人，母亲是清末破落贵族的女儿，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据村里老人回忆，他4岁就会背《三字经》，5岁背唐诗，7岁时就能给大家讲岳飞、杨家将的故事。

据他父亲禹来福说，他出生前三日，屋顶有一白鹤久立不走，算命的从此经过，说将有“贵人”出世。

禹作敏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先是日寇铁蹄践踏京津，后是解放战争硝烟弥漫，他根本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想成为贵人，只能是南柯一梦。

建国后，聪明过人的禹作敏，准备开启自己的致富之路，买牛买骡跑运输、加入合作社当会计。

可是后来在运动中，禹作敏被人举报贪污，被搞下台，弄得灰头土脸。

此后，他再度“崛起”，以中介身份出现在牲口交易市场，收入比县长都多，他是全公社（乡）第一个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的能人。

1974年，禹作敏被平反，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了几年，还是默默无闻。

时势造英雄，真正成就他盛名的，还是改革开放。

80年代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禹作敏受到鼓舞，站在村里的戏台上，喊出了“谁受穷谁狗熊，谁致富谁英雄”的口号，开始他打造“首富村”的光辉历程。

当时的农民害怕提“致富”二字，国家一再提倡，村民也不敢放开手脚，害怕政策变动，因此各地政府到处寻找并树立敢想敢干的典型，鼓励农民快马加鞭致富。

禹作敏看透形势，一马当先、鹤立鸡群，自然受到上级肯定，被树为典型，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有了上级支持，禹作敏如虎添翼，在致富路上迈开大步向前狂奔。

上面提到的骄人成绩，就是在80年代取得的，那个时代堪称禹作敏、也是大邱庄的黄金十年。

那个时代，周围数百里的人都抢着来大邱庄打工，方圆百里的姑娘都抢着嫁大邱庄的小伙，连村里那些鳏居多年的老光棍，也枯木逢春、有了心爱的女人。

当时别的村子里，农民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报酬不到30元钱，他们村一个孤寡老人，每月的福利就是100块，一个劳动力的月工资达到了300元。

所以，那时大邱庄小伙子最烦心的事，就是上门说媒的人太多，男孩到十六七岁就有人来提亲，十八九还没结婚的男孩家门槛都被媒婆踢破。

而带来这一切巨变的，正是禹作敏。

当时中国的有千千万万个村子，向大邱庄这样搞出名堂的不多，因此禹作敏开始走红，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名誉。

从1983年起，禹作敏年年被评为市劳模。1987年9月，禹作敏当选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1988年，当上了政协委员。

1989年2月5日，禹作敏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应邀出席春晚，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脸，摄像师的镜头对着他，停留了至少好几秒。

1992年底，被某杂志评为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当时，全国各地到大邱庄取经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宽敞的大马路，竟然天天堵车，要靠交警去疏导、维持秩序。

大邱庄，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农民致富的典型。

这样一个时代宠儿，为什么会身陷囹圄？

说到底，还是太过狂妄。

禹作敏头顶光环，无数荣誉加身，野心就开始膨胀，发狂，久而久之，变得为所欲为。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法制意识淡漠，大搞私设公堂，形同一名土皇帝。

说白了就是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不听话，看不顺眼的人，绝对下狠手，不容情。

他首先将矛头对准的，是华大集团的负责人。

该集团是村里的龙头企业，为大邱庄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勋卓著。

该集团的一把手名叫李凤政，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禹作敏的指示总是有保留的执行。

因此，禹作敏武断地认为，在华大集团，存在着一伙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他早就想拿掉华大这帮人，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

1992年11月，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李凤政突然病故，他被安葬之后，禹作敏吹响了集结号，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开始了。

首先是华大管理层人员全部被免职，资产被肢解，资产被村里其它四个集团分管了。

然后华大管理层被剥夺自由，投入黑屋，被施以各种刑罚。禹作敏亲自坐镇，对这些人实施“审讯”。

“私设公堂”在古代就非常敏感，是触犯天条的，更甭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了。这个道理连普通百姓都懂，见多识广的公众人物禹作敏又怎会不明白，但是他有了权力之后早就飘了，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开始了作死节奏。

天津的冬季，气温很低，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天寒地冻，禹作敏为了让原华大领导人认罪，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脱掉他们的衣服，在低温中被冻得瑟瑟发抖。

当公司负责人田宜正辩解说自己很清白的时候，禹作敏说：“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没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比如婚外情、私生子。”

田宜正苦笑着说：“我都六十多了，哪来的私生子？”

禹作敏说：“我说有就有，你赶快老实招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当田宜正表示真没有啥交代的时候，禹作敏勃然大怒，抬手就是两耳光，然后恶狠狠地说：“不老实交代，就别想站着走出这个大门！”

禹作敏说到做到，田宜正被非法拘禁14天，其它几个负责人居然被非法关押达三四十天。

在此期间，他们不是被电击就是被皮鞭抽，或者用皮鞋踢。

禹作敏担心部下心慈手软、下不去手，就采取现金奖励的办法，谁打人的时候最无情，谁得奖金最多。

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打人时出手最狠，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

在禹作敏的公然鼓动下，部下开始了打人竞赛，如此一来，不出人命就怪了。

12月13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华大公司的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危福合年仅26岁，进去的时候，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来的时候已经成为四肢僵硬，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据知情人说，十几个人轮流对危福合拳打脚踢、皮带抽，整整殴打“审讯”了7个小时。

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但是绝不是大邱庄的第一起命案。

早在1990年4月，禹作相听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负过自己的女儿后，勃然大怒，带人前去复仇，将刘金会活活打死。

禹作相为什么如此嚣张？他是禹作敏的堂弟，有“二庄主”之称。

后来的结果是，7名打人凶手被严惩，全部被判刑入狱。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司法机关这样处理无可挑剔，但是禹作敏却觉得有关部门这是不给自己“面子”，心里极端不爽，产生敌对情绪。

他将这些被法办的凶手当成英雄，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亲自出面安慰凶手家属，给他们颁发巨额奖金，还让各企业负责人发起为凶手募捐的活动。不仅如此，禹作敏还发动群众对死者进行批斗，组织员工进行游街活动，根本不把司法机关看在眼里。

禹作敏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子民，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大邱庄的繁荣是自己带来的，所以就该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想怎么处置就这么处置。

对于前来大邱庄取经、学习的人，禹作敏同样毫不客气。

1992年11月下旬，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来这里学习参观，因为村里某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不好，与其发生争执。

禹作敏闻讯后，让自己的部下将其全部扣留，下令打手对这些学员进行“教育”。

对学员们进行一顿毒打后，还要被迫写道歉书，承认自己在大邱庄喝酒找事、对女的耍流氓、毁坏公共财产，不然不让出去。

结果27名教师、学员被禹作敏的打手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北京的干部学校，是为机关培养干部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员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禹作敏连他们都敢打，普通百姓落到他手里，下场可想而知。

人们说，在大邱庄没有“王法”，或者说禹作敏的话就是“王法”，因此说禹作敏就是大邱庄的“庄主”、“皇帝”，他的次子禹绍政在村里也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被称为"少庄主"。

危福合之死，并未如禹作敏所愿，能一手遮下整个事件，再大的乌云，毕竟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这个太阳就是“法制”。

尽管禹作敏在出了人命后伪造现场，说是关押期间，突然闯进去一伙陌生人将危福合活活打死。

由于当时没有监控，禹作敏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蒙蔽公安机关，逃脱法律惩罚。

但公安干警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在尸检后发现，死者身上的那么多处伤痕是多次殴打形成的，这说明禹作敏在撒谎。

经过现场勘查，干警们初步掌握了证据——刘云章等四人才是真正的杀人嫌犯。

此时的禹作敏已经疯狂到不理智的地步，他再次做出惊人之举，将天津市公安局的刑侦技术干警扣押，不让他们与外界联系。

直到天津市相关领导给禹作敏打去电话，干警才被释放。

此刻，他们已经失去自由13个小时。

公然扣押办案中的公安干警，这说明禹作敏的大脑已经彻底失去了心智，衍变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昔日带领人民致富的模范，已经蜕变为人民的敌人，成为一个社会毒瘤，到了非清除不可的地步。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等4名嫌犯应依法予以逮捕，敦促公安机关将四人抓获归案。

由于禹作敏对四人一直采取包庇措施，大邱庄又曾经设立过治安派出所，村里有15支收不回来的警用枪支、2000发子弹，村民手上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和气枪，公安机关不能不有所准备。

为了应付突发事件，2月17日，市局派出了400名干警前往，在距离大邱庄3公里外形成了天罗地网。

禹作敏得知后，对公安部门进行公然威胁：“我是大老粗，不懂啥法律，群众也都是大老粗，你们硬要进村的话，我可不敢保证你们的安全啊。”

与此同时，禹作敏又吩咐下属在群众中造谣，说大邱庄外"集结了1000多部队"，号召村民进行对抗。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大邱庄村民动员起来，对抗村外并不存在的“部队”。

事实上，执行搜捕任务的警力始终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嫌犯潜逃，由于害怕演变出严重后果，队伍始终未靠近大邱庄。

后来由于担心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蛊惑，矛盾激化，数百名干警被撤走，只留下30人。

可是禹作敏把公安干警此举当做软弱的表现，他在当天晚上发表讲话，继续煽动群众对抗，安排青壮年在各个路口严阵以待。

在此情况下，天津市相关负责人也向禹作敏下达指示，要求禹作敏在19日18时让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

19号下午17时，20多名干警被允许进入大邱庄，但是他们一进村，就被大批前来“欢迎”的豪车队伍挡住去路，阻挠执行公务。

禹作敏愚蠢嚣张到什么地步？他后来竟然炮制出来一批文字材料，说是有一股暗流要来“扑灭”大邱庄的改革，要汇报给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给评评理，“讨个说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觉醒，不再为“土皇帝”禹作敏背书，占到了法律这一边，不少群众积极向司法机关检举禹作敏的罪行。

4月15日，文章开篇的那一幕发生了，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一周后，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

在预审中，这个不可一世的“庄主”终于低下了头，认罪伏法，连声说：“我交代，请求政府宽大。”

8月24日，禹作敏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低头认罪。

3天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所作所为被多家媒体痛批，说大邱庄是“土围子”、禹作敏是“土皇帝”。

服刑期间，禹作敏给儿子写信说：“父亲是因为不懂法才栽跟头的，你别重蹈覆辙，要多学法。”

1997年10月2日夜里，禹作敏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在3日凌晨一点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坊间传说，他临终留下遗言，不许村民来奔丧，不设理事会，也不收礼。

禹作敏出殡那天，不少上年纪的村民还是颤颤巍巍地前来送行，年轻人对此却反应平淡。

凭心而论，禹作敏确实给大邱庄做过一些好事，历史上也会记住这个名字，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也需分明看待。人狂必有祸端，法治社会、朗朗乾坤，又怎能容许这种土皇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