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儒学的玄学化，走上玄远道路
东汉末年以来的儒家政治的软弱无力、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发展的颓废气象，使得东汉末年的激荡人心的社会批判思潮，开始指向占据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学说。
这些批评者认为，儒家理想过于看重政治家的人格，过于依重政治家的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去作为整合社会的力量。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家的个人人格微不足道，政治的发展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各个政治集团以及政治家个人实力的对比。这样对儒家理想的怀疑，实际上启导了后来重才轻德的用人观和魏晋玄学。
汉末以来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道路受阻，“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从“党锢之祸”到曹氏、司马氏屠戮士大夫，士大夫以名声求权势，以权势保优裕生活的常规亦相继破灭。再加上战乱的频繁、疾疫的蔓延使生命短促，死亡的威胁不仅使社会下层，连上层士大夫也有了强烈的感受，士大夫在思考死亡、反思人生后选择了一条及时行乐、委顺世运的人生之路，思想上追慕老庄，崇尚虚无；政治上“口不臧否人物”，自在逍遥；生活上饮酒服药，谈玄说老，放情肆志，潇洒脱俗，鄙弃儒家经典，习染玄风，即便入学也只是走走形式，“莫肯用心儒训”，“唯谈老庄为事”。
魏晋时代的混乱使士大夫政治境遇每况愈下，他们所追求的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破灭，普遍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自身价值难以获得社会实现的压抑和苦闷心理，因而出现脱离现实生活，走上玄远道路。
儒学的玄学化以道家的虚无为本，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末，这样一来，尽管汉儒神秘、繁琐、迂腐的风气开始消失，但是沿之而行，势必推导出重道轻儒乃至于取道废儒的发展方向。如胡毋辅之与谢鲲、毕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号称“八达”，散发裸裎，酣饮无度。谢鲲不知廉耻，因调戏邻家女被其投梭折齿，还自我解嘲说：“犹不废我啸歌”；毕卓纵酒荒放，任吏部侍郎时夜半盗酒被捉竟不以为意。《晋书·五行志》上亦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欢，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这些“口习丑言，身行弊事”种种行迹全然失去道德自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
不过，魏晋时期，社会仍需要用儒学去维系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玄学家尽管打着道家旗号，却从未否定儒家思想。而崇奉儒学、恪守传统之士为博得时誉也渐入玄风，他们推崇儒学但并不摒弃玄理，兼具儒学内涵和玄学表现。亦儒亦玄、儒玄兼修的作法，既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又促使儒道两大哲学思潮内在地沟通起来。经过玄学的补充和改造，流于形式化、教条化的儒学吸取了养料，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对以后儒学的生存、发展和宋明理学的出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士大夫家族内部开始了礼法的复兴，再由家族至于国家、社会。世族内部推崇儒家道德并以其为家传门风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励俗敦风的作用，并成为伦理道德在全社会渐次复位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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