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贞观修律
唐律在贞观年间（627～649）修改最大。唐太宗即位之初，即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议定律令，修订高祖时制定的《武德律》，主要是放宽刑罚，将部分死刑降为流刑；废除连坐具死；确立比较宽平的五刑制度，即《贞观律》。比隋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旧唐书》卷50《刑法志》）贞观修律是一次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大修改，到贞观十一年（637）才告完成：定律500条，分12卷；定令1590条（一说1546条），分30卷；从武德贞观两朝的诏敕中定留700条，编成格18卷；定式33篇，分20卷。
贞观修律不仅为贞观之治提供了法制保障，同时也是唐太宗法制观念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首先，唐太宗主张简明划一，相对稳定。他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可见，唐太宗制定律令，本意是要官吏依法断案，依法断狱，防止官吏遗忘或为奸。但是“法由君出”的立法与“一断于律”的执法过程本身存在的矛盾，必然导致君主凭个人意志“以敕代法”。历代君主都如此，唐太宗也不例外，只是他在大臣的谏诤下，较为重法尊律，以法断狱。
其次，依法慎赦。他认为：“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并申明“绝不放赦”，因为放赦囚犯“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贞观九年（635），功臣高甑生不听统帅李靖号令，反诬告李靖谋反。高甑生罪当徙边，有些人再三为他求情，唐太宗坚持不赦免，认为旧时功劳当然不能忘怀，但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
第三，量刑执法，公正平允。贞观元年（627），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应召入宫，未解佩刀，及至出阁门才被监门校尉发觉。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没有发觉无忌带刀入宫，其罪当诛；无忌带刀入宫，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大理寺少卿戴胄提出异议，认为不应以身份地位的悬殊而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唐太宗接受戴胄的驳议，并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并最终免去了校尉的死罪（《旧唐书》卷70《戴胄传》）。
第四，审慎执法，确立死刑五覆奏制。唐太宗认为，人死不能复生，断死刑应该审慎,必须经中书、门下四品及尚书、九卿议定并三次覆奏。错杀大理丞张蕴古，引起唐太宗的反思。他认为奏决死囚，虽然三覆，但执行者往往从严执法，三覆一日即了，未暇审思，纵有追悔又于事无补。为更加慎重处理死刑，特意建立了二日中五覆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