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离经叛道”：李贽为什么自杀而死？

在明朝嘉靖年间，正当全国道教泛滥的时期，朝中出现了一位“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同情百姓疾苦，被当时一些人称为“离经叛道”的学者李贽。

李贽是明代者名思想家，号卓吾，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幼年家道清寒，七岁丧母，跟随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嘉靖三十一年考中举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当了河南共城县教谕，后改任礼部司务。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三年服满，回到北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但他一无门路，二没钱打通关节，只好干等，一等就等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他只好以教书糊口，有时一天只吃一餐。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使他逐渐认识了人生，得到了磨炼。

后来，他终于分配到国子监当博士了。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李贽从小就不信学（学，指的就是儒学），却又让他讲“学”，这个教官还能当好吗？

他去给监生们上课了，他幽默地说：“有人讲：‘天下生仲尼（孔子），万古长如夜。怪不得羲皇时候的人，白天还要点着灯笼走路呢！”监生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李贽讲：“有人宣称孔子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至圣至贤。不管干什么都得照着孔子的去作，凡事‘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那么孔子以前的人又去依仿谁呢？”他又接着讲：“天生一人，便有一人的人格。全靠依仿别人而生活，你个人的人格何在？前人之是非是一是非，然而今日不是前日，前日之是非又怎能作今日衡量是非的标准呢？”

李贽是五经博士，是要他向学生讲授“五经”的，他倒跟“五经”唱起反调来了。国子监赶忙请吏部把他调走。因此，李贽只教了三个月的书，便被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了。

南京刑部的职务清闲，使李贽有时间读书，也使他有时间写书。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有人赞同他，有的人反对他。但他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见解。

到了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50岁了，才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不过李贽当知府的时间并不长，只两年多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受不了上级的勒索和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他把头发剃光了，僧不僧，俗不俗，就那样往大堂上一坐，问起案子来，一时舆论哗然。

巡抚把他叫了去，问他：“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难道想当和尚吗？”

“非也，天底下并不是只有和尚才准许剃头的。而且朝廷只对各级官阶的朝冠、绶带和官服的服色、绣文作了规定，却没规定各级官员头发的长短。因此下官此举，只是个人的癖好，似乎与官衔无关。”李贽的一番话，气得巡抚嘴唇也哆嗦了。

李贽回到任所，知道巡抚不会放过他，便主动离职，并从此不再作官。他觉得作官太不自由，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万历十二年，他把妻子儿女送回老家泉州，自己来到湖广麻城（在今湖北省）周思敬的家里。他看到这儿有一处叫龙湖的湖泊很美，便准备在这儿定居好着书立说。于是，他便给朋友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他那时已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高官。不久，援助的款项来了，他便在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为“芝佛院”。

芝佛院并非正式的寺庙，因为他没在县里的宗教衙门“僧公司”或州的“僧正司”以及府里的“僧纲司”任何一处登记，因此只能说是私人的佛堂。芝佛院中有一座正殿，供奉着佛祖；左右有偏殿；还有一排专为招待来访客人的房舍。因为李贽那时的朋友上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进士举人、县学生员，这些人常跑来向他请教。他自己则住在山顶的一间精舍里，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和《史观评要》等着作，大部分是在这里写成的。他把他的书起名为《焚书》，意思是说，他书中的观点一定会有人反对，说不定那些人气急了便把书付之一炬，因此叫焚书。

李贽是在穷困中长大的，深知民间的疾苦，他同情人民，憎恨官府的腐败，特别是对那些盗匪，他认为大多数是被官府压迫得无法生存，才铤而走险的。他曾说：正是由于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不戚，直驱为盗也！”

李贽不信学、不信道，主张个性自由发展。他本人也放荡不羁，不拘小节、不恤人言。因此，他的作法和主张，都是和当时的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相悖的。因此，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公开挑战，当权者岂能容他自由自在的存在。那些反对李贽的人买通地方上的无赖，晚上放火将芝佛院烧毁了。而李贽也被锦衣卫逮捕入狱。

负责审问的李官员大金吾未能从李贽身上获得什么口供，他打算将李贽遣回原籍。过了几天，圣旨也未下达，李贽在狱中作诗读书自如。一天，李贽叫侍者为他剃发，待侍者离开后，李贽拿剃刀朝自己的喉咙割去，自尽而死。那年是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

李贽虽然死了，但他的着作却未能焚毁，被他的亲友保存下来，一直在人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