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关于北方民族文化相似性的问题

文化是人类长期创造、积累的结果。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文化创造的因素不同，如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以及文化传播等，人类的文化创造又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因自然因素起作用而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类型，是决定不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容和特质的极其重要的要素。一定的经济结构孕育出一定的物质和思想文化，经济结构的类型和特征，往往影响到物质和思想文化的类型和特征。民族文化行为和心理素质的类型，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类型中历史的积淀和选择的结果，不符合生存和发展环境（自然的社会的）实际的文化，是不会凭空产生的，《礼记·王制》中讲：“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反映的就是在不同环境生息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特点，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同时，在同一种自然环境中经长期创造与发展，各种文化内容在不断地整合、传承、定型，最后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文化体系的构架。因此，人类文化的创造都不是零散的，而是以体系为单位存在，它是相对独立的，以区别于其他体系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系统性和区域性。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久远而广阔的时空范围。在悠长的历史过程中，曾有过众多的古代民族驰骋在北方大地上。这些古代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几经分合聚散而延续下来，而更多的则是悄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甚至走得无影无踪，给后人只遗留下一些扑朔迷离的足迹。但是，当后世的学者们来追寻这些踪迹的时候，不仅会赞叹这些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丰富的文化内容，而且还会发现他们虽种类繁多，但在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文化要素方面呈现出许多相似性或趋同性，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体系，和南方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世界，在中华大地上构成了农耕和游牧两大文化区域。北方民族文化内容上的许多相似性或相同性，这是件耐人寻味的人文现象，值得探究。归纳起来，似乎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问题的答案。

首先，这是由于这些文化赖以产生的游牧狩猎经济基础相同。如“逐水草而居”，居穹庐，食畜肉，衣皮革，披毡裘，可以说这是为任何游牧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游牧民族衣、食、住等方面的相同情形，是游牧经济生活所使然。成吉思汗的母亲以凶猛的风驼（发情期儿驼）为比喻，告诫儿子不要为恶。我国柯尔克孜族着名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形容英雄阔克确发怒时“象发情的公驼狂吼”。耶律察割“貌恭而心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说他“凶顽”、“目若风驼，而有反相”。契丹人女里“善识马”，见数马迹而辨其何者为骏骑；耶律爱奴视马踪而知家马与野马的区别；萧挞凛父术鲁列，因“善相马”而“为马群侍中”。凡到过牧区的人都知道，蒙古族对于牲畜习性，特别是对马的了解，远比农夫对农作物的了解深刻透彻，尤以对马蹄迹的辨认（他们称之为“辨踪踪”），几乎到了神奇的地步。作为游牧民族，古代阿拉伯人也具有敏锐的眼力。古代阿拉伯名着《黄金草原》记述说：“在吉法尔地区，也就是在展延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沙漠中，有一些具有如此洞察力的阿拉伯人，他们如此精明以至于当一个人从其棕榈树上偷摘几个棕榈果，然后多年离开其故乡，甚至使他们不致于看到他和不能欣赏其面部轮廓。但当他们在经过长期分别之后而偶然遇到他时，便立即会辨认出他们的小偷来，甚至不会有任何错误。他们在这方面的灵巧的程度是有口皆碑的。在看到脚印时，他们几乎始终都能辨认出谁从哪里经过。……这些人在沙漠中沿人类和动物足迹转几圈就能向营地的首领们指出谁在这些地区溜达过，虽然他们未曾见过后者，而仅仅是根据对足迹的观察作出判断。这肯定是一种神奇的本领和一种极为敏感的嗅觉。”像这样，游牧民族都了解牲畜的习性或眼力发达，擅长辨踪和识马，也是由于他们从事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掌握、积累了相同的畜牧业知识的结果。至于精骑射、坐高车（大轮车）、弹乐器等，只要过游牧生活，恐怕任何民族也都会创造出此类文化的。

其次，在相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使不同游牧民族在宗教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点。

天地鸿蒙，混沌初开，人类的初民时期，社会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严酷的自然环境时刻威胁着尚处于襁褓时代的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中，人类不得不对决定他们命运的自然环境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于是产生了以自然崇拜为代表的原始宗教，诚如费尔巴哈说过：“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自然崇拜是人类原始宗教中最早、最普遍的形式和最初内容。我国北方各民族也不例外，他们信奉的是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为主要内容的萨满教。

近年以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萨满教分布区域广泛，“甚至从非洲经北欧到亚洲再到南北美洲这一广阔空间所居住的各族，都存在共同的萨满教”。但萨满教主要盛行区域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和原始森林地带，应是事实。因为无论是游牧生产还是狩猎生产，在古代社会里它不像农耕生产那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积极利用大自然，以抵御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而完全是消极地依赖大自然，可谓是靠天吃饭。因此对于游牧民和狩猎民族来说，大自然的阴晴不定，对他们的生存和生产更具有强烈的影响；而他们游不定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使他们比起定居的农耕民族，能更频繁地接触到大自然中的各种恶劣现象，更有机会遭受大自然的肆虐和狂暴。比起农耕民族，游牧狩猎民族对大自然产生更强烈的畏惧和崇拜心情。这是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和原始森林地带成为萨满教主要盛行区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的萨满教在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中的发达，使得他们敬畏和崇拜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大致都是同样的，无论是何种游牧民或狩猎民，他们无非是把那些与自己生存具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进行神化，加以崇拜，如日月星辰、天地山川、怪树奇石等等。因此，普遍崇奉萨满教的我国北方民族，在宗教文化上也应具有许多相似或完全相同的现象。匈奴人“举事常随月，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唐人裴催曰：“急闻窥月满，相聚寇云中”，是也）。匈奴人的这一习俗，在以后的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中也有。突厥人“候月将满，数为寇抄”；《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纪一》太祖广顺元年（915年）正月癸酉日下胡三省注：契丹“用兵以月为候”；《黑鞑事略》称蒙古人“择日行事，视月盈亏以为进止，见新月必拜。”明人岷峨山人解释游牧民族的这种习俗时说：“或曰月阴魂，虏阴类，故视盈亏为进退，一说乘月入敌境，则夜可自防。”未必精当，许多游牧民族都视月盈亏决定军事行动，恐怕更多的是和他们共同崇拜日月的萨满信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