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莫笑书生空议论
在后世的历史评论家眼里，明朝军事制度，还有一个被人诟病极多的问题文官带兵。
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这也和明朝的军事制度有关。明朝出兵打仗，施行的是“专征”制度，特别是在卫所制度稳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卫所出兵，组成军队，然后再由德高望重的大将挂帅出征。这样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除非将领本人极其厉害，否则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受损。明朝开国早期，承担“专征”职责的，多那些功勋卓着的功臣，比如徐达，李文忠，蓝玉等人，这些人有实力有威望，三军自然服气，打起仗来更是捷报频传。但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朱元璋死后不久的“靖难之役”里就暴露无遗，当燕王朱棣扯旗叛乱后，拥有全国军事力量的建文帝朱允炆，三次调动百万大军北上，围歼只有十数万人马的朱棣，他同样采取的是专征制度，但选择的人选，却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李景隆，结果明军大败亏输，近百万人被只有十多万人的朱棣打的全军覆没，最后连皇位都被朱棣夺了去。朱棣登基后改年号为永乐，作为一个马上皇帝，他登基后第一次对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当时他给予国公邱福专征大权，命他统兵十万征讨鞑靼，结果邱福轻敌冒进，反而全军覆没。后来的五次北征，吃了亏的永乐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亲力亲为，五次北征草原的壮举，成就了他“马上皇帝”的赫赫荣光，却也给他的儿孙“挖了坑”。他的重孙子明英宗也学他的模样亲自“专征”，结果没征赢不说，自己反而被敌人瓦剌给“蒸”了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专征的明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专征”这种模式，对于明朝来说是把双刃剑，本身专征军队的组建，就是以从各处调兵的方式完成，军队的团队凝聚力肯定会受影响，这就需要承担命令的将领拥有卓越的素质，可一旦给予将领的事权过大，就会造成专权，让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所以既要放权，也要节制权力，就成了这个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终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在军事指挥权方面动脑筋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信不过别人，那就皇上自己来，但有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后，自己来显然是不可能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想办法。
自从土木堡之变以后，明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从整个明朝中前期来看，除了皇帝御驾亲征的那几次外，通常承担“专征”任务的，都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将们，也就是说，如果你穿越到中前期的明朝，想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元帅，那么除了穿越成皇帝本人外，最好就穿越成有世袭爵位的公爵。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的话，却发现又不一样，担任专政统帅的，越来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后，几乎最高军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以强悍武功开国的明王朝，怎么又回到宋朝“以文制武”的轨道了呢？
说这个转变，还是要从明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明朝开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分权，放在中央，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权和行政权分开。可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这套分权制度的弊病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地方上，由于事权不统一，真出了事互相扯皮，结果事情办砸了，扯皮还没完。为了不扯皮，从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开始，明王朝就着手统一事权，在省里设巡抚，管辖兵马，民事，司法大权，然后又设富有管辖多省权限的总督。这两个职务，主要就是统一兵权，而这两个职务，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职的临时性职务，巡抚是由中央副部级（侍郎）文官兼职，总督是由中央部级（尚书）级别官员兼职。也就是说，地方的军权，随着这两个职务的设置，开始由文官来执行。之所以会做出这个选择，原因是很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各类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明初尤其是朱元璋时代，武将集团的话语权极高，开国六公爵，五个都是武将（李善长除外），可随着明朝政治稳定，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武将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随之下降。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力量迅速壮大。而从明朝中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有了以武举为代表的科举途径，而武科举不止考武艺，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也要熟悉兵法战策，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科举出身的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渐在文官手里。此外，明朝兵部的权限也逐渐扩大，明初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构架在卫所制度上的五军都督府，也日益虚化了，而兵部的权力却日益强化，特别是随着募兵制的推行，军队的供给，由原先依托卫所制度自给，变成了文官政府财政拨款，如此一来，文官集团对军队的话语权，自然也无比强大。而那些拥有世袭公爵的武将们，随着老一代的故去，下一代的能力，大多很难和上一代相比。也就是说，明朝建立后，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壮大的，传统公爵武将的力量，却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明朝逐渐开始用大规模的募兵制度来取代卫所制，由于募兵的统辖带兵，主要由武将来负责，为了制衡武将，势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权力，用文官来制约武将。于是以文制武的体制，就这样形成了。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还是帝王本人的抉择，对于帝王来说，文官固然讨厌，但是文官集团悠久的传统和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只是皇权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武将则不然，骄兵悍将在历代都是皇权大忌，从国家稳定和皇权安全性来说，文官是执行兵权的最好选择。明朝的军事制度，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轨道。与其说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监督体制的，首先就是“总兵”这个职务，这是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虚职），而它的地位以及权限，在整个明朝也是经历了一番变化的。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太监，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