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盐商的崛起

关键词：明代；晋商；开中制

山西的自古就有历史悠久商业传统，在春秋时期，晋文公就推行过鼓励商业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到了宋朝，山西商人已初显身手，到了明清达到顶峰，而引领明代晋商兴盛的领头羊则是山西盐商。

一、明代初期历史客观环境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建立了明朝。明王朝是在朱元璋推翻元朝蒙古族政权后建立的，朱元璋为巩固明朝政权，持续不断的追击元蒙残余势力，并使他们被迫回到草原上。随后，元蒙残余势力分化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部，明朝政府对蒙古各部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限制中原与蒙古交易。蒙古军队不断骚扰中原内地，掠夺财物，除了局部的边境骚扰事件外，还有几次较大的攻势，例如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面对蒙古军队的不断骚扰，明朝不断巩固北部边防，形成了以九边镇为据点的北部边塞军事基地，史料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以这些军事重镇为核心，下设许多卫和守御千户所。

明政府在九边镇驻扎了80余万军队，面对如此庞大的边防体制，其边饷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边防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军事消费市场。而且，北部边塞，大多属于气候寒冷的地区，粮食缺乏，明朝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为此明朝廷做出了许多努力以解决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朝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初的筹措粮食办法是屯田制，但产量不多。不足以供军需，后屯田制荒废，便采用民运粮进行顶替，征用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农民运送粮饷，但耗资甚巨，最后朱元璋采纳山西行省的建议，实施“开中制”。开中制由此诞生。

二、开中制的实施为山西盐商的崛起提供了政策制度便利

山西盐商的崛起，明代初期开中制的实施功不可没。开中制为山西盐商提供了一个有力地条件和良好时机。“募商中盐输粟入边而给以盐引。始行之于山西”“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另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入之费用而军备之用充矣。从之。”可以看出，开中制实行早期主要针对的就是山西大同、太原仓的米粮。朝廷所给盐引是对商人“转输之费”的支付。商人所运的米，是朝廷于山西陵县、长芦征收积储“复行秋粮”即“官米”，并非商人所购之米。因此，开中制创立之初的进入门槛非常的低，任何人都可以报中，并不需要什么资格。即投身其中的商人从事的仅是简单的运输，只需要人力和简单的运输工具，不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为普通山西小商人逐渐积累资本提供了条件。由于纳粮中盐的报中地点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长时间宣府镇的粮饷也由大同镇供应），因而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逐步取得了贩运盐的特权，成为纳粮中盐的边商中的商人。伴随伴随着开中制的实行，山西商人迅速发展壮大，并且产生许多大盐商，尽管发展规模不及两准，山西盐业仍然取得了前所来有的大发展。由于食盐的零售完全由商人承担，盐业的大发展也伴随着经营盐业商人的大发展。

三、山西的地利和物产因素也促进了盐商的崛起

地域上，山西作为明朝的边境省份，本身就地处边关，其中大同镇、宣府镇和太原镇更是九边之三，属于需要实行开中制以补充军需两造的地区；山西解州盐池又是北方重要的产盐地，是着名的潞盐产区，不仅够本地消费，还可大量供应外省，其“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晋南地区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且距离边关比其他地方近，可就近输送军用物资于边关，输粮换引的成本低，能迅速帮助山西商人致富；此外平阳产铁和盐、泽州产铁、潞州产铁和稠。山西特有的地利和物产是明代盐商崛起的一个因素。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界”之优势，首得开中制之便利，率先中盐，成为集粮、盐商于一身而最早兴起于边界的地方商人。

四、山西的人力资本促进山西盐商的产生

元末明初，山西的人地矛盾非常突出，元末的战乱对山西的影响较小，明初山西的人口密度较高。山西的地形以山脉为主.适台耕种的土地较少，山西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贯穿于整个明代。这就直接促使了一部分山两人需要走出山西，谋求生路。山西人有着在边关与游牧民族互市的传统和经验，山西地处边关，与北部游牧民族以长城为界，自汉代以来就是边贸最活跃的地区。在明政府实行民运粮政策的时候，山西就有不少农民参与输粮，运粮经验丰富。因此，这就促进了一部分山西人响应开中制，逐渐成为盐商。（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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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玉明.明代盐政与宁夏镇边防[J].2012（1）

[3]杨梓润.开启第一座宝藏的盐商[J].2013（9）

[4]李心纯；林和生.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J）.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