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佛教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尊崇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登上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曾经大兴佛教，广修庙宇，刻印佛经，但是朱元璋究其根本，小沙弥出身，无法理解佛教的真正道理，鉴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威力，在当时佛教庞杂、混乱的情况下，他以控制为出发点，对佛教采取整顿，下令分寺院为禅、讲、瑜伽三类，各类僧分住其寺，各安本业，以免僧俗混杂，败坏风教。并令天下僧俗人等不得乱建寺观庵堂，度僧给牒须按有关规定。朱元璋对佛教的强化管理，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他还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力图引导佛教思想的统一。

明成祖用僧人道衍（姚广孝）之谋兴“靖难”之师，即帝位后因此礼敬佛教，亲为《法华经》作序，撰《神僧传》，尤重视西藏喇嘛教，迎哈力麻至京，赐号大宝法王。

明武宗，极喜佛教，托名大庆法王，度僧无数。嘉靖帝崇信道教，热心斋醮，佛教势力遭到遏制。而万历朝由于两宫皇太后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开经厂，印藏经，分送名山大寺，崇佛之势又炽。天启、崇祯朝，此风未减。可以说，明代佛教为大多数帝王所崇信。

明朝的佛教内部，由于世俗化的影响，除净土宗之外，佛教各派都已经衰落，禅宗的棒喝机锋在数百年的流传中，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成为不学无术者遮掩其窳陋的把戏，为有识者所深恶痛绝。他们呼吁由虚返实，在修行中增加信仰成分，反对纯务知解。在佛教的理论改造中，由于受到理学的强大影响，佛教的儒家化越来越明显，开始出现了“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同源论”。

三教调和论，也可以称之为“三教相资论”，最有代表的人物是云栖宏（莲池大师），他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在他所撰的警惕自己，奉劝行善的《自知录》中，许多条目完全是儒家伦理的翻版：事君王竭忠效力、敬奉师长、敬兄爱弟、居官视子如民等等。

“三教同源论”则比“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从内容上说，儒释道三家学说虽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世人进行教化，其善世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最高的追求，其不同只在于用以教化的方式和理论特点不同。在这一见解指导下，明代许多佛教僧人主张多读儒道之书，以增加通识。比如，认为精通《易》，可以使微密难见者显明，使显而易见者神妙。再如认为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掌握。

与“三教同源论”相适应的则是明代儒学也受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以佛教的一些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他自己曾说过：“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在王阳明的理论中，“性善”论与佛教的“本心清静”同出一辙，禅宗中的“直指本心”的修习方式成为儒者的最高境界“致良知”。与宋儒的理学相比，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受到佛教影响后，以直截了当而见长，吸引了一批士大夫学佛参禅，如董其昌、“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等等。

在“三教同源论”的影响下，结社念佛的信佛形式逐步在民间流行，这些信佛的人一方面有出家的欲望，另一方面却有严格恪守儒家的伦理观念，这样的双重性格被“三教同源论”完全调和，居家念佛的居士逐渐增多，慢慢地成了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适应不同层次信仰的佛教着述问世，现在将这些民间的着述称之为“善书”和“宝卷”，其内容将儒家伦理完全溶解到佛教教义，或以佛教故事阐扬佛教教义，这些传播方式对民间的社会生活影响极深。

但是随着佛教化的儒学思想逐步扩大的时候，王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会对思想的控制产生动摇，于是开始了对佛教的打击，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徐桓向皇帝上书，认为科举考试必须以阐发孔孟之学为准则，不得牵强附会佛教话头。尤其佛教与道教之间矛盾的扩大，统治者认为“异端之害，惟佛为甚”，严禁官员学佛，如有学者，就要解职。限制了佛教的发展与佛教思想改变的继续进行。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延续了明王朝后期的佛教政策，而且他们信奉的主要是萨满教和喇嘛教，因此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用不大，尤其在文化领域以理学为根本，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佛教自由的发展，只能承担统治的工具。

至于佛教在社会思潮中的作用，由于清代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重儒学经典，主导思想上恪守传统观念，讲求义理、训诂，因而佛教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一种补充，是他们闲暇时候表示恬淡的一种姿态，说到底，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