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之务实的“仁宣之治”
随着成祖逐渐衰老，皇位继承问题成为困扰他的心头病。长子朱高炽，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14岁的他便被太祖立为燕世子。但是朱高炽不仅性格文雅，而且身形臃肿，在各个方面都不类于自己，根本就得不到成祖的喜爱。成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像他一样，能够以武功定国，次子朱高煦在这方面颇合他的胃口。不仅身材魁梧，而且武功盖世，在两军阵前斩大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更为重要的是，朱高煦曾三番两次救过自己的命。从各方面来说，朱高煦都深得成祖的喜爱。
可惜朱高煦恃才傲物，不满文臣放在眼里，结果作茧自缚。在文臣的心目中，他们需要一个温文尔雅的皇帝，能够以文治国，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他们梦想中的盛世。面对把砍砍杀杀放在嘴边的朱高煦，文臣们一点都不喜欢他。于是满朝文臣向成祖痛陈废长立幼之害，支持朱高炽继位。为了摆脱文臣的聒噪，永乐二年（1404），成祖最终把皇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
此后，虽然成祖不再被继承人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如何保证明朝能够长治久安，又让朱棣坐卧不安。特别是永乐十九年，成祖突然中风，他深感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于是不顾大臣的反对，连续三年对蒙古用兵。为了弥补皇太子功绩不足的缺点，他把希望全部放在皇太孙朱瞻基的身上。朱瞻基自幼跟随成祖长大，深得其宠爱。成祖在永乐九年（1410）又册封朱瞻基为皇太孙。自永乐十二年（1414）开始，成祖就让16岁的朱瞻基随军出征，让他熟悉军务，接受战火的锤炼。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带着未能扫平蒙古的遗憾，带着对“肥仔”朱高煦的不放心，在第五次北征的路上逝世了。忍受了近30年煎熬的朱高煦终于即位，是为仁宗。在他和儿子宣宗朱瞻基手中，明朝终于远离了枪林弹雨的战争硝烟，开始朝和平年代迈进，通过父子俩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明朝走上了正轨，终于开创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一个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二帝在位前后不足11年；相对于延续了270多年的明朝来说，不过只是转瞬即逝的瞬间。与太祖、成祖相比，他们既没有祖辈开疆拓土的气魄，也没有异域扬名的壮举，在威望、才能和治国经验上，都要相差很多。但正是在这二人统治时期，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一改以往注重军事的政策，转而强调以文治国，遂使明朝逐渐从创业阶段向守成阶段过渡。
仁、宣掌政之后，首先从安抚官员入手，解决以往的遗留问题。经历了太祖、成祖的肆意屠杀，官员们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被屠杀的恐惧中。在朝堂上，官员们噤若寒蝉，时时刻刻要看皇帝脸色行事，阿谀逢迎而不敢“逆龙鳞”。这样固然让皇帝的耳根清净，却也限制了官员为直言进谏。
仁、宣二帝针对这一弊端，一改祖辈轻辱大臣的做法，对大臣采取宽仁的态度。仁宗继位后不久，就下令宽宥建文诸臣的家属，每家只留一名男子戍边，其余全部放还为民。宣宗更进一步，凡是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功臣家为奴”的建文诸臣的家属，通通赦免。不仅如此，仁宗一再宣称“方孝孺辈皆忠臣”，宣宗也称他们“忠贞不已，为国良臣”。他们都希望大臣能以方孝孺等人为榜样，为明朝尽忠。这实际上是为昔日的政敌平反昭雪，从根本上否认了成祖的滥杀。这些举措，为大臣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促使他们甘心情愿地为皇室卖命。
与此同时，仁宗在用人上起复一批忠直老臣，如被罢免的夏原吉、杨溥等人纷纷官复原职。历史证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同时，仁、宣二帝还选任了一批贤臣。况钟任苏州知府长达13年之久，为政清廉，一心为民。为解决苏松地区的重赋问题，他蠲免了各种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况钟几次升官，都因为苏州民众的挽留，而继续留任。后官至正三品，仍任知府事。顾佐长期任职于监察院，疾恶如仇，执法如山，不论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违法乱政，他都当廷弹劾。时人把他比作为包拯再世。
为了让这些大臣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仁、宣二帝还鼓励大臣劝谏。成祖晚年固执己见，听不进大臣的直言，朝政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贿赂公行。仁宗继位之时，就下诏要求大臣上言时政之得失，并指出“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他敏锐地察觉到，正是由于言路不畅，才导致明朝没有起色。为了促使风气的转变，仁宗特意赐予杨士奇等人“绳愆纠谬”的图章，鼓励他们见到政事有所阙失，即用此印密疏上奏。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宣宗时也未改变。皇帝多次下诏，号召群臣上书谏诤，不必有所顾虑，并指出这是报答皇恩的最好方式。纵观仁、宣两朝，虽有个别大臣因直言进谏而获罪，但总体而言，仁、宣二帝在重大问题上还能采纳大臣的建议。
在刑法上，这个时期也改变了原来用刑过重的情况，废除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和“连坐之法”。对于司法的公正性，也一再加以强调，要求官员要秉公执法，不得擅自法外用刑。对于死刑的判决，更是要慎之又慎。而对于贪污官员，则是进行严惩。
在军事、外交方面，此朝也一扫成祖好大喜功的作风。郑和下西洋，虽然显示了中国的富强，促使远方国度慕名来朝，但由于航行只有单纯的政治目的，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日益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正如大臣刘大夏所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从实事求是出发，仁宗在继位的诏书中，就明令“罢西洋宝船”。
军事上的穷兵黩武，也被扼制住了。虽然永乐时期五伐蒙古，削弱了蒙古的势力，巩固了明朝北部边防；但是后遗症也凸显出来。长期征战，导致军费开支膨胀，不仅大量消耗了明朝有限的财力，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加之灾荒连年，在永乐末期，出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此外，远征安南，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同时新占领的地区也日益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当时调运粮食的总量，远远超过了对南京、北京的数额。就此情况，宣德二年（1427）十月，撤去了交趾郡县，恢复了原有的宗藩关系。在蒙古问题上，也从战略进攻变为积极防御。宣德五年四月，放弃了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等边防据点，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防御。这一切措施，虽然使得明朝在疆域上有所缩小，却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保持了边疆稳固安定的局面。
至于经济方面，更是仁、宣二帝的主要改革领域。永乐时期，成祖一直大兴土木。为了营建两京的宗庙、宫殿、王府，被役使的工匠数以万计，民众更是不可胜数。这既导致国库空虚，又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仁宗继位后，果断下令，停止了不必要的工程。洪熙元年六月，还召回了所有在外采办皇家物品的太监。宣德元年七月，“罢湖广采木”，五年二月，“罢工部采木之役”，停止了大规模伐木。可以说，永乐时期的劳民之举，大部分都被叫停了，转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任用了一大批熟悉财政的专家。例如夏原吉，在永乐时期主持策划了五次远征、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等一系列的后勤供应工作；仁宗一继位，即把因言事入狱的夏原吉官复原职。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永乐以来的国匮民穷的局面才开始扭转，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
在处理流民问题上，仁、宣二帝也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永乐时期赋役繁重，民众勤勤恳恳耕种一年，到头来仍不免冻馁之忧，因此大量农民被迫四处流亡。而成祖不仅不加以赈济，反而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处，强令其回到原籍。直至仁宣时期，还有大臣采取这一暴力手段解决流民问题，如南阳府就派官吏抓捕流民，对于那些回到原籍的流民，追征历年所欠钱粮。仁、宣二帝并不认同这一做法，而是强调从源头上治理流民问题，对灾区及时而有效地加以赈济。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永乐时期的战时体制终告结束，明朝重新步入正轨。不见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也看不到了健儿驰骋异域的雄姿，疆域的拓展也就此止步，但人民却真真正正地从中得到了实惠。不见了猛于虎的苛政，也听不到了催粮差役的凿门声，人民终于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明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众的幸福，才是国家强盛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