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的故事

当一批批文人为了建文帝纷纷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还有一些年轻的文人却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朱棣的怀抱。杨士奇（13651440）、杨荣（13711440）、杨溥（13731446），此三人合称“三杨”。“三杨”都出自建文帝时期的翰林院，踏着方孝孺等人的鲜血，他们在永乐朝升任内阁大学士，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仁宣时期，在摆脱了以武治国的朱棣后，他们才真正施展其才能。此间，三人恪尽职守，深合皇帝心意，为“仁宣之治”的开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宣宗驾崩，三人又辅佐幼皇英宗。但此时“三杨”却昏庸懦弱，对权宦王振听之任之，以至王振败坏朝纲，唆使英宗北伐，酿成“土木堡之变”。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杨”在位30年，身上带有明朝前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三杨”的宦海沉浮，也具有颇多代表性。他们的思想变化，正是这一时期朝臣心理变化的缩影。

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进士，当年便进入翰林院。杨士奇就没有他们两人顺利了，由于家境贫寒，他无力参与科举，只能教授生徒来维持生活。但艰苦的生活并未阻碍杨士奇奋发图强，他一直满头经书，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由于工作量大，被迫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与编修工作。因为学行出众，杨士奇也在应征之列。杨士奇以此为契机，以布衣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在这里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建文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识英才，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

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从这里走出的都是高官显爵。这一切都表明，三杨是建文帝看重的人才，他日的栋梁。此时的翰林院人才济济，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缙、金幼孜等人都在这里任职。“三杨”在他们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们本人也尽心尽力，颇有一番报国之志。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杨士奇，工作勤奋，深得方孝孺的信任，仅一年便提拔他为翰林院副总裁官，审定各地所上书稿。“三杨”荣膺重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但靖难之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仕途。建文四年（1402）夏，靖难大军逼近南京。面对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究竟是以死报效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还是顺应潮流投靠燕王朱棣。此时杨士奇37岁、杨荣31岁、杨溥更是只有29岁，他们正当风华正茂之时，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大好的前途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效力，一展身手。让他们选择死亡对他们来说，简直过于残忍了。更何况他们只是小官，没有为建文帝殉难的必要。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的皇位之争，只是朱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达到国破家亡的程度。经过深思熟虑，“三杨”与翰林院的众多大臣一道出城迎降。这一选择，为他们叩开了未来的大门，但也让他们丧失了立场。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三杨”，肯定会为自己未能贯彻忠义，不能实践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内疚。他们只能期盼着事业上的建功立业，为自己洗去耻辱。

与“三杨”的选择不同，翰林院中与“三杨”关系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等大臣，却对朱棣誓死不从。“三杨”的好友周是修在燕军进入南京城后，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建文帝，自尽而死。当初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破时正在外募兵，听到消息后，悲愤投河而死。对“三杨”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辞激烈触怒朱棣，被朱棣诛杀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面对同僚的死难，我们不知道“三杨”作如何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让他们对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认识，谨小慎微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

此后“三杨”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样“不识实务”，加之自身才华横溢，从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迁。三人进入事业的第一个小高潮。杨溥于永乐二年（1404）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杨荣在永乐元年，被成祖命为“侍皇太子讲读”，并负责起给“诸皇孙讲学”的责任；杨士奇更是平步青云，在永乐元年（1402）十一月便被任命为东宫侍讲，主要负责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参与机密。命运把他们与朱高炽捆在了一起。

“三杨”获得了成祖的青睐，但他们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杀成性的性格。在处理成祖交给的任务时，他们小心谨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满。永乐九年（1411），杨士奇主持编修《太祖实录》。为了迎合成祖，他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成祖的内容。在对太子、诸皇孙的教育上，“三杨”也是尽心尽力，口传身教，深怕有负于成祖的重望。加之太子朱高炽比成祖仁义宽厚，对儒学非常感兴趣，政治主张上也与“三杨”十分相近。在东宫教学期间，“三杨”与太子相处得非常融洽。马上皇帝不能给予他们如鱼得水的感觉，而在这位太子身上他们却看到了希望。从这时起，“三杨”和一批东宫僚属成了太子朱高炽的有力支持者。但朱高炽的地位不稳，也给“三杨”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成祖即位后，因为北征和营建北京城，长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主管朝政。太子监国期间，严惩酷吏，压制太监，施行了许多仁政。然而，这些举措在强调“高压治国”的成祖眼里，却无异于“犯上”（大逆不道）。太子与成祖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次子朱高煦又战功卓越，性情上与成祖相类，成祖便想废掉太子另立储君。作为太子的老师――“三杨”，朱棣自然也就对他们颇为不满。不要说对其重用了，此时“三杨”的性命都悬于一线。此刻“三杨”已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保全太子的储君之位。杨士奇因一再上言为朱高炽辩解，两次牵连入狱。杨溥因在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时，迎驾迟晚而获罪，在锦衣卫狱中关了十年，几乎丧命。同僚陈善、解缙也相继遇害。“三杨”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他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当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此时与成祖随军同行的杨荣沉着果断，对成祖死讯密而不发，连夜骑马赶到京城，与在京的杨士奇积极配合，妥善处理了迎丧、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帮助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仁宗即位后，立即释放还在狱中“苦读”的杨溥，令其官复原职。

此时，杨士奇60岁，杨荣54岁，杨溥50岁。本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各具才能的“三杨”，在成祖的高压政策下难施才华。如今他们已经步入暮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三杨”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身处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么多同僚的死难，让“三杨”深知臣子身份的渺小。虽然仁宣二帝同他们共患过难，虽然二人也以“仁慈”闻名，但“三杨”仍在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侍奉着“神坛上的君主”，在皇权允许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杨士奇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节，兢兢业业，体恤爱民，主张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流民，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经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等人，日后都成为了明朝名臣。但杨士奇却从不因功自傲。杨荣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伤杨士奇；宣宗告之情况后，杨士奇不但不愤怒，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杨荣。杨士奇能够荐人之长，克人之短，不亏为“三杨”之首。

杨荣虽在为人上不及杨士奇，但其思维敏捷，机敏多谋，通晓边务。他曾跟随成祖五次出塞。年过六旬，还两次跟随宣宗巡边，深得皇帝信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未恃宠骄矜，坚持“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杨溥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他操守极好，作风低调，每次上朝都沿皇墙而走，以示遵守礼制。他对仁宗忠心不二，出狱后更是勤勤恳恳，成为朝臣的典范。

在“三杨”执掌内阁期间，大明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取得，“三杨”可谓功不可没。

宣宗去世以后，年仅9岁的英宗继位。太皇太后张氏出于对老臣的信任，推举“三杨”主掌朝政。“三杨”虽然推行了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稳定了政局，但“三杨”年事已高，不愿介入朝堂之争，希望能够明哲保身。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趁杨荣回乡扫墓，在朝堂上揭露杨荣接受边将馈赠良马的事实。杨荣听说后羞愧难当，加之年事已高，竟在回京途中忧愤而死。

杨士奇之子杨稷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正统八年（1443）又犯下命案。王振借机攻击杨士奇。这件事对谨慎了一辈子的杨士奇来说打击太大了，从此一病不起，次年三月就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正统十一年（1446），“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也因病去世了。至此，王振便更加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明朝也开始露出衰亡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