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出现了三名叛徒,而且还各个身负要职,那么,这些人都是谁呢?他们的最终下场又如何?
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军8万兵力的围追堵截,这一切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其目的就是想让新四军投降。
纵然敌众我寡,但新四军的全体指战员还是坚持浴血奋战了7个昼夜,最终2000余人突围成功,一部分被俘,大部分战士英雄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场事变中,新四军内部出现了3名叛徒,他们的行为给部队和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首先是赵凌波,他是新四军军部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随后加入国民党皖南绥靖指挥部,并担任反共副专员,在安徽繁昌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从事“清剿”活动。
1942年5月,赵凌波大摇大摆地来到新四军在湖阳冲的驻地,他说是跟部队走散了,所以特来投奔。
而赵凌波实际目的则是侦察军事情况,结果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他加入国民党以后,新四军内部将领和干部就已经知道他是叛徒了。
第57团2连指导员董南才更是将其当场认出,随后赵凌波便被押往七师师部的。
途中,赵凌波趁人不备,突然朝着国民党军的黄洛河据点拼命逃跑。押送人员及时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奋起直追,经再三呼喊,赵凌波仍旧不肯回头,于是众人索性开枪,将其射杀。
第二个叛徒是赵希仲,这个人在早些年就曾经做过叛徒,在1929年秋收起义被捕后变节,旋即加入国民党将领杨虎城部队,担任警备第一旅任上尉连长。
1935年,杨部在与红25军作战时,赵希仲再次被俘,他虚报经历,博得我军同情,因此又回到红军任军事教员,随后在新四军军部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皖南事变”后,他第三次被俘,和以往的情况一样,他几乎没怎么经受皮肉之苦就变节了。在审讯中,赵希仲供出了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以及很多重要干部的姓名与特征等信息。
对此,国民党甚是满意,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叛变,他们特意安排赵希仲担任上饶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工作任务就是专门策反被俘人员。
1942年5月,日军进逼上饶。赵希仲先后两次被日本人抓去,直到1946年初才被释放。
1968年8月,居住在老家陕西夏寨村的赵希仲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其原因就在于他担心自己隐瞒经历的事情被人们发现,最终他承受不住精神压力,在一天深夜,投黄河自尽。
最后是刘厚总,他是项英的随从副官。在皖南事变中,刘厚总随项英突出重围,但此时的他已经对新四军失去了信心,转而羡慕起了国军的高官厚禄。
1941年3月13日凌晨,刘厚总在赤坑山枪杀了项英和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随后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但刘厚总的言论并没有得到对方的信任,反而还被军统关入了重庆渣滓洞看守所。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之际,他才被释放。
离开监狱的刘厚总根本不敢回老家,于是他只好辗转来到江西新余县,在此处找到一家盐铺,当起了管账先生。
然而1952年的一天,曾担任周子昆警卫员的黄宜蕃在新余县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在进行户口核对工作时,他看到了叛徒刘厚总的名字。
7月28日,逃亡已久的刘厚用被警方逮捕,数天后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这3名叛徒的结局都十分凄惨,天道好轮回,自己作下的孽是迟早要还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危急时刻才能知晓一个人最真实的品质。
通过这三人,我们更能感受到烈士刘胡兰等人的伟大。革命先辈们坚信,一个人的肉体可以被毁灭,但精神绝不能被打败。因此,无论遭到怎样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他们都毫无畏惧,誓死不屈。也正是无数先烈们的英勇牺牲,我们才得以安享如今的繁华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