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远征日本本土计划！
自万历十九年（1591）四月以降，日本正着手准备倾国进犯明朝的各种情报不断传入明朝，引起了整个明朝朝野的震动，朝中大臣乃至民间人士纷纷上书言事，为即将爆发的御倭战事出谋划策，其中就有在日本动手发动侵略之前积极征讨日本本土这一先发制人的战略提议。
不堪大用的朝鲜王国
同年的四五月间，朝鲜使者金应南来北京汇报日本情报。在完成使命即将启程归国之际，金应南等人接到了一则出人意料的“天子敕谕”。
所谓“天子降敕谕”，即明神宗要求朝鲜联合暹罗、琉球等国兵力，先发制人地出兵征讨日本本土。但该敕谕中并无出动明朝本国武力的意向。因为当时明朝盛传朝鲜已经成为日本侵略向导的流言，该敕谕似乎包含着更多试探朝鲜立场的意味。
朝鲜方面并没有积极响应明神宗提出的征讨日本本土号召。反而马上派遣冬至使再赴北京，以朝鲜“短于柁橹，不习下洋”为由，婉拒了明神宗提出的征讨日本方案。明神宗的这一先期勤王性质的战略考虑，结果未能得到重要参加国朝鲜的积极响应。
据上可知，明朝征讨日本本土的战略考虑由来已久，早在万历朝鲜战争前夜的万历十九年就已经出现了相关提议。除了民间人士和封疆重臣的提议外，明神宗亦有借用朝鲜、暹罗、琉球等国兵力先发制人征讨日本本土的战略考虑。但总体而言，这种战略考虑停留于最初的提议阶段，而明朝自身也并无动用本国武力的意向。
“征倭捣巢”正式廷议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明廷于当年七月十八日召开“五府九卿科道”会议商议对策，最后由明神宗圣断决定出兵抗倭援朝。
但是，明朝内部的动议并不仅限于此。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表示，只要事关国事的有益建言，不拘朝中大臣还是民间人士，一定会多加采纳并予重用。在此背景下，时任太仆寺少卿的张文熙建言“征倭捣巢”，提议合浙、直、福、粤东南沿海四省水师之力泛海征讨日本本土。
张文熙“征倭捣巢”建言的大致内容为以下四个方面：于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四省每省动用一万五千兵力；以此六万远征军越海攻入日本本土；这一“征倭捣巢”战略的既定作战目标为牵制侵朝日军，并切断其退回日本的归路；而这一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杜绝日本侵犯明朝，永远解决倭寇问题。
对于张文熙的“征倭捣巢”之议，徐桓认为“其策甚奇”，但却“难行”。他认为张文熙提出的“远渉大洋，深入日本”这一征讨日本本土战略不一定能“取胜万全”。
张文熙指出，实施“征倭捣巢”之策，通过“调集四省舟师，奋勇捣巢，以牵其东归，杜其内犯”，能从根本上解决倭寇问题，可收四大利益。对此，徐桓承认张文熙的“征倭捣巢”之策虽系良策，但其却难以顺利实施，并指出如下五点理由：
倭人有如“犬羊异类”，亲属有难，亦不相顾，纵使明朝远征军倾覆其本国巢穴，侵朝倭军亦不肯回师相救，捣巢之策并不能牵制倭军；
倭人精兵为数尚多，且以逸待劳，明军以劳攻逸，未必能胜，况且跨海远征，风涛凶险，捣巢绝无胜算；
泛海征倭，运输不便，粮草难以接济；征倭为必死之役，无人肯舍生勇往，势必别生事端，结果外患未除，内忧先生；
闽、广、浙、直四省各调一万五千兵泛海征倭，为空垒而出之举，势必造成沿海地区海防力量的弱化，而倭人全民皆兵，远征军绝非对手。
闽、广兵数，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逾万尔，今每省调一万五千，则必空垒而出，防守者何资？况倭奴人人能战，而以六万师捣之，众寡不敌，胜负易分。
徐桓以上述“五难”之说驳斥“征倭捣巢”方案，认为张文熙的提议“未深长思”。他继以中医学的“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理论来分析当前形势，指出“征倭捣巢”虽为“治本”之策，但以目前紧迫的战争形势来看，当采先声以夺其气，用间以离其党，迎击以挫其锋，伏奇以蹑其后”四项“治标”之策。
很快张文熙的提议在接下来的朝议中被定性为悠谬不经之论，以“骚动江南”的嫌疑被负责“言路”的给事中弹劾罢行。
在徐桓弹劾张文熙的当月，张文熙上疏乞罢并奉命致仕。
“用间、备御、征剿”
万历二十一年（1593）夏，在兵部尚书石星的授意之下，福建巡抚许孚远将一批明朝间谍遣入日本。次年正月以降，这批以史世用、许豫、张一学等人为首的间谍组成员陆续归国，带回大量日本情报。他们所刺探到的日本情报在明朝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日战略。
根据明朝间谍所带回来的日本情报，许孚远认为丰臣秀吉有“奸雄之智”“攻伐之谋”“窥中国之心”，实是明朝的强劲对手。但许孚远分析指出，丰臣秀吉在日本国内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他在奏疏《请计处倭酋疏》中说道：
丰臣秀吉是一个荒淫无耻、嗜杀成性的独夫民贼，他与日本的地方大名有着很深的内在矛盾，他侵略朝鲜之暴举弄得日本举国鼎沸，尤其不得民心。许孚远反对朝廷以封贡为条件与丰臣秀吉进行和谈，认为日本“山城君（天皇）”尚且在位，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情理不合，而另一方面，丰臣秀吉为人贪得无厌，与明朝议和也素无诚意，因此他建议朝廷停止对日交涉。
许孚远认为当前正确的对日战略应为“用间、备御、征剿”三项，强烈建议朝廷出百万军费、2000艘战舰、20万精兵直捣日本，以最严厉的军事手段惩治丰臣秀吉。针对时论所担忧的军费和航海风险问题，许孚远多方辨证，认为实施“征剿日本”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在操作上也绝对可行。
关于军费问题，许孚远分析指出：臣等计之，山东、浙、直、闽、广备倭兵岁饷不下二百万两，积之十年，则二千万两，又积之三五十年，其费不可胜穷。今征剿所费，不过一岁之需而足，若倭奴荡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处岁派饷银可以坐省其半，一劳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举者矣。
关于航海的风险问题，许孚远分析道：臣等又闻元世祖曾以舟师讨倭，致溺十万众于五龙山下，谈者恒以为口实。臣窃料世祖虽雄，其实虏人，不谙海上形便，当时将帅，必多达官，彼以不习波涛、不识风汛之人而驱驾海洋，直颠倒沉溺，虽百万何用？今在东南而用舟师，则大不然，必习波涛，必知风汛，乘时而往，无忧覆溺。试观沿海商民兴贩各国者，百鲜失一。故元事非所论于今日也。
间谍战正式开始
许孚远将《请计处倭酋疏》呈递朝廷的同时，抄录了同样内容一并转呈内阁首辅王锡爵、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石星很快复函许孚远，通告他朝廷已经采纳其请求罢行封贡的建议，而其所提议的“用间、备御、征剿”三策，则仍然处于朝议阶段。同时石星还透露出“以用间为急务”的廷议意向，许孚远复函称将在六月中旬以后再度派遣间谍潜入日本。
事实上，许孚远所提议的“用间、备御、征剿”三项对策中，“备御”已为朝中共识，“征剿”却遭否决，“用间”则得到了朝廷的正式采纳。
许孚远于当年六月再次向日本派出以刘可贤、姚士荣、许豫等人为首的间谍，积极实施对日“用间”战略。这批间谍除搜集日本情报的任务之外，其还肩负策反日本九州萨摩大名岛津义久的任务，通过挑拨日本地方大名与丰臣秀吉的矛盾，诱使日本内部发生火并，进而颠覆丰臣政权。
这次“用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次年，间谍刘可贤带岛津义久军师玄龙返回福州，为明朝与日本地方大名之间的军事合作带来了一次重要转机。但遗憾的是，当时明朝的对日战略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明神宗在旧年年底已经确定册封丰臣秀吉，主张对日“用间”的许孚远被调离原职，而刘可贤等人则以私自交通日本之罪被朝廷下狱论处。
战事反复，征倭捣巢正式实施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再次侵略朝鲜，明廷内部再次出现了各种征讨日本本土的议案。明朝政府最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采纳了福建巡按徐兆魁的提案，正式决定征讨日本本土。明廷将征讨日本的实施主体定为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则打算联合日本国内反对丰臣政权的地方大名、在日明人、近洋各国的势力、往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商人四股力量，并保证在具体实施行动上给予三省绝对的自主权，绝不掣肘其军事行动。
在采纳征讨日本本土建议之后，明廷组织和实施的相应征讨举措表现为以下几件事。
一、浙粤易帅。明廷定议征讨日本本土，将其实施的重点定位在浙江，并首先在征讨日本的大帅人选上作了特殊安排。在正式发布征讨日本决议的前一天，明朝为了贯彻征讨日本的“捣巢之策”，作了如下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
调广西总兵童元镇于浙江，调浙江总兵李应诏于广西，各镇守。兵部言：“关白（丰臣秀吉）发难，佥谓捣巢可以牵其内顾。童元镇熟识岛情，往年曾与捣巢之议；李应诏清介不扰，适与抚蛮相宜。”故互相更调。
朝廷已经决定在浙江重点开展征讨日本本土战略，勒令童元镇“星夜抵浙”。但是在调令正式下达之后，童元镇却迟迟未到浙江上任，浙粤易帅之事拖延数月之久却毫无着落。
童元镇之所以逗留广西不发，是因为广西爆发了瑶民（当时官方蔑称之为“猺贼”）叛乱。当时的广西巡抚戴耀奏题暂留总兵童元镇，请求“待猺贼事宁赴浙交代”。这一请求得到了明神宗的允准，结果易帅之事漫为迁延。
考虑到浙江方面的军务也不可疏虞，浙江巡抚刘元霖上疏朝廷，要求朝廷催促童元镇于当年十月汛前速赴浙江履任，如若实在难以做到，则请将原总兵李应诏留任在浙。结果，当年十月，童元镇最终未能赴浙履任，明廷的“征倭捣巢”第一步不了了之。
二、再兴对日间谍活动。如前所述，明廷定议征讨日本，系采纳福建巡按徐兆魁提案的结果。明廷正式决定实施征讨日本本土战略，倡言“举事莫先于浙，尤莫便于闽、广”，将福建指定为重要的实施主体之一。对于朝廷的征讨日本本土号召，福建方面也做出了响应。福建巡抚金学曾为了实施朝廷提议的“捣巢之策”，派遣了几批间谍顺利地潜入日本。他们以搜集情报为主要活动目标。目前能够判明的对日间谍活动有如下几起。
（一）福建方面。漳州海澄县儒生林震虩一行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受福建巡抚金学曾之命潜入日本，除了搜集相关的日本情报之外，他们还与在日明人许仪后取得了联系，通过许仪后等人的从中转圜，促成了侵朝日军中岛津家军团的撤军。
（二）两广方面。浙江绍兴人吴汝实时任两广制府参军，他奉总督陈大科之命潜入日本打探情报。吴汝实滞日期间得到丰臣秀吉病毙的消息，于是携归万历二十一年（1593）碧蹄馆之战中明军所亡失的部分火器回来复命。但是，因为朝鲜战事在其回国之前已经戛然而止，吴汝实最终未得叙功，而其所打探到的日本情报自然没了用武之地。
（三）南京方面。曾于万历二十一、二十二年（1593、1594）主持过对日“间谍”活动的福建巡抚许孚远虽然后来被调为留都南京的闲职，但其一直留意日本动向。许孚远在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亦曾派遣间谍龚威卿潜入日本。
龚威卿的间谍活动不得其详，只知道他也打探到了丰臣秀吉病毙的情报。另外，许孚远在留都南京积极募兵、选将、造船，其是否为响应朝廷征讨日本号召之举尚未可知。
不了了之的征倭捣巢计划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童元镇最终没有赴任浙江，浙粤易帅之事不了了之；沈有容潜入日本的预定计划也未能成行；福建、两广、南京三方都向日本派入了间谍，但其所收集到的情报跟不上时势的发展，对朝鲜战局并未产生影响。而在另一方面，侵略战争的主谋者丰臣秀吉已于当年八月十八日病毙，日本的朝鲜侵略军也很快于当年十一月从朝鲜全线撤兵。除了十七日的岛津义弘部在露梁海战中遭到重创之外，其他各路日军均顺利撤回本岛。朝鲜战争戛然而止。
对于侵略军的全师而退，曾以通信使身份随同明朝册封使者赴日交涉的朝鲜官员黄慎不无痛愤之至：“伏以三路凶酋一时网漏，虽有南洋之捷，不足以泄此愤。岂不痛哉！”黄慎认为：“天兵今日退去，则此贼明日必至。寇在一日之程，望救于数千里之地。吁！亦非计也。”故而他提议，明、朝两国应该即刻联合出动水师征讨对马岛，“选浙兵七八千，与我舟师协势进驻，一举渡海，掩其无备”，认为如果能够成功讨伐对马岛，可保朝鲜“十年无事”。但是，黄慎的建议，并没有引起两国政府的重视。
明朝早有直接征讨日本本土的战略设想早在万历朝鲜战争前夜的万历十九年（1593）就已经出现了相关方案。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征讨日本本土战略在明廷内部反复提议，不断变迁。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明朝正式确定实施征讨日本本土方案，并一度将之纳入实施程序。
征讨日本本土无疑是最为严厉的对日打击手段，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明朝马上就弃之不用，可见明朝并没有吞并日本的战略意向，其目的仅仅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东亚海域的日本（倭寇）问题，最大程度上确保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的安全。
抛砖引玉，未来可期
虽然明朝征倭捣巢计划戛然而止，但对未来行动未必没有指导和参考意义。
“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
炎运宏开世界同，金乌隐匿白洋中。从此不敢称雄长，兵气全消运已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