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起义这么多，为什么朝廷宁愿招安也不剿灭

撰文：琴剑霜月

编辑：吃硬盘吧

插画：发达蚊

说起宋朝，我们脑中大概会有这样几个印象：从《清明上河图》中反映出的汴梁繁华；从宋词射出的缕缕书卷气；以及从契丹南侵、靖康之耻中折射出的宋朝重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军队羸弱——大宋富而不强，是我们给这个将近四百年王朝最普遍的定性。后世较少提及的，反而是历代大一统王朝都绕不开的农民起义问题。

大一统王朝走到尾声的时候，总会蹦出几个“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乱世豪杰，从“祖师爷”陈胜吴广，到汉末的张角兄弟，再到吃人肉的黄巢还有“石人一出天下反”的韩山童，杀进紫禁城的李闯，乃至自称天父之子的洪秀全……他们都将各自所在的时代搅得天翻地覆，纵然最后没能坐拥江山，却也让华夏历史的车轮转了方向。相比于他们，两宋的农民起义就没有那么大的阵仗了。是因为宋朝富庶，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就不愿扯旗反朝廷么？事实上，恰恰相反。

#01：

繁华盛世，百姓买单

对于知识分子和商人来说，宋朝是一个昌明自由的时代。文人可以畅所欲言，商贾可以赚得盆满钵满，那些网文作者们都喜欢让笔下的主人公纷纷穿越到大宋，体验一把东京梦华。但所谓的富庶自由，只是针对社会上层阶级而言的。

在土地政策上，唐朝初年实行的是重农、护农和取农的策略。基于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国家以租庸调制农业赋税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只是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局势不稳，土地兼并越发严重，租庸调制才被破坏殆尽。而宋太祖赵匡胤刚刚黄袍加身，为了稳定政局，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便奉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然而到了北宋末年，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程度，没了地种的贫苦人怎么活呢？造反呗。

这还不算，宋朝之所以看上去富庶，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了中唐以来的两税法，获得极高的税收。本来就乏田可耕的农民，除了要按期向国家缴纳赋税外，还被摊派各种额外的杂税，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到了宋徽宗登基，这位爷喜欢园林建筑，手下的童贯等人到全国各地搜刮奇花异石，以逢迎圣上，而这些费用也很自然地摊派到普通百姓的头上。如此层层重压，百姓安能不反？

事实上，两宋319年的国祚，就出现了大小农民起义434次，平均每年就有1.4次。可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宋朝的大小战争主要都是发生在国境线上抵抗外族入侵，而国内似乎风调雨顺呢？或者说，这大大小小的四百余次起义，为什么都没有刮起黄巾军、红巾军那样全国性的风暴呢？

#02：

天下兵马，聚之汴京

首先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原因——宋王朝对兵权和兵器的强大管控。

东汉灵帝面对遍地黄巾军束手无策，命各地自行招兵买马，剿灭寇匪，结果引发了全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三国乱世由此初见雏形；唐末黄巢一度杀进长安，唐僖宗仓皇入蜀，依靠朱温、李克用这些地方武装平定乱军，却也将历史转向了五代十国的碎裂。对这些往事了如指掌的宋太祖先是通过杯酒释兵权，杜绝了手下臣子叛变的可能；随后设立枢密院，“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皇帝得以直接掌握兵权，军中却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最后，各州县的财赋“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种种政策在杜绝地方割据火种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中央的力量，借由农民起义引发的藩镇林立、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宋朝就很难出现了。

此外，宋朝实行严格的兵器管理制度，以稳固国家秩序。政府通过军工业官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兵器的控制权。兵器产出后，保存在各地的甲仗库、军器库，地方官员负责监管兵器，以防止兵器滥用。军队中设立借支制度，士兵禁止长期存留武器；民间更是严禁私藏和买卖兵器，可见，《水浒传》中“你使一柄朴刀，我执一杆钢枪”这种江湖对打的场面，在宋朝多半是不存在的。没有兵器在手，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又能强到哪里去呢？

#03：

招安制度

宋朝起义军之所以不成气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朝廷的招安方略。而提到招安，我们首先会想到宋江，以及伟人那句著名的点评：“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那么真实的宋江起义究竟是怎样的呢？

北宋宣和元年，宋江等三十六人啸聚梁山泊，随后四处攻略，在今天河北、山东一带打了十余个州郡，闹出了不小的动静，这也大致与《水浒传》中梁山大聚义之前的打青州、攻大名府等章节相符。可仅仅两年后的宣和三年二月，宋江进攻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被海州知州张叔夜击败，宋江等遂投降。至于投降后，这些“梁山好汉”们也并未去打方腊，而是童贯领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带着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将方腊军一路击溃，最终在帮源峒将老方生擒。话说回来，宋廷为何会倾向于执行招安制度，又是否有“以贼攻寇”的做法呢？

前面提到，宋廷为了防止地方坐大，严格执行“强干弱枝”的策略，除了禁卫军装备精良外，主要的军费都花在抵御辽夏入侵的边军上，而地方上的守备力量十分虚弱。宋真宗咸平三年，黄州知州向朝廷上奏时就提到“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须知此时还是北宋立国初年，地方武备就已经有如此严重的问题，到了后期更可想而知。中央军虽然装备精良，可冗兵冗费现象严重：在宋朝当兵只要混混日子，就可以获得不错的待遇，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是江河日下。深感困扰的宋朝统治者们，除了王小波、方腊那样必须剿灭的义军外，对于很多尚不成气候的小股贼寇则是能招抚就不斩尽杀绝，等于将可能燎原的大火消灭在火苗阶段。毕竟以宋军的能耐，无论是抵御外侮还是镇压内乱，都缺少必胜的把握。而起义的领头人中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并没有什么“再造河山”的远大志向，无非是活不下去了才做这没本钱的营生。朝廷给一颗甜枣，自己何必还死梗着呢？

除了军队战斗力堪忧外，北宋倾向招安的另一个原因是文人士大夫执政。

赵匡胤登基之初，便信誓旦旦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两宋也的确是文人雅士最为享受的时代。无论太宗朝的吕蒙正、仁宗朝的晏殊、还是哲宗朝的司马光，都是苦读及第、满腹经纶的宰执。一方面，这些重臣有很多出身底层，懂得民间疾苦，对于为了生计铤而走险的民众怀有恻隐之心，不忍杀戮；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文臣集团不希望武将们通过剿匪平乱得到提拔，获得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机会，即便这些武将是在文官的指挥下作战。更何况，动用武力是个烧钱的活儿，砸进去大量的物资也不见得能补上窟窿，说不定国家还会要求大家捐出自己的小金库。而招安与之相比，实在是性价比极高的选择。北宋末年名臣李纲以抗击金兵入侵而载入史册，却也在他的《论盗》中如此总结过招安的好处：“以弥内乱，一也；以御外敌，二也；善良胁从者，可散而归田亩，三也；强猾勇敢者，可籍以备行阵，四也；以盗贼攻寇仇，胜则享其功，败则不足惜，五也。”可见能招抚就不剿灭，是宋朝士大夫们的共识。

招安被宋朝皇帝频繁使用，屡试不爽，的确暂时平息了乱局，但土地兼并这样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百姓心中的愤懑就如同一簇簇火把，虽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却也在不断烧灼这个王朝的根基。虽然两宋都是亡于外族入侵，但败亡之根本仍在其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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