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明明很屈辱，为何却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到了宋真宗，赶上萧太后大举入侵宋境，宋真宗在寇准的建议下，赶到澶州前线督战，在形势利好的情况下，却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国交钱进贡平息了两国战火。
从此，后世不少学者一提宋史，无不以“澶渊之盟”为耻，但随着近年学者们的研究，也有不少人认为“澶渊之盟”很成功。
究竟哪种观点更恰当，我们先看正反方所持观点的理由，再做简要分析。
正方观点：澶渊之盟很屈辱
认为澶渊之盟很屈辱的学者，大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就连宋真宗也这么认为。宋真宗在位26年，人也不坏，但也没有太好。
在后人的印象中，他基本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澶渊之盟，另一件就是“封禅泰山”，而这两件事却是有因果关系的。
澶渊之盟对于国家外交尊严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个辱国条约。它是宋真宗在有利军事形势下的屈辱求和，不仅没有收回燕云十六州，而且还要给钱给物。而对于辽国却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以外的东西。
之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也效仿了大辽，从宋真宗处也得了不少“赏赐”，直到南宋，又继续向金国纳贡。可以说，“澶渊之盟”开启了宋朝对外政策的一个模式，即花钱消灾，而这个模式带有很大的负面性。在外交立场上一味地采取屈从的态度，从长远利益来看，并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
“澶渊之盟”签订后，本来宋真宗很庆幸能够“花钱消灾”，以及佩服自己亲征的勇气，为此他十分感谢力主他亲征并助他签约的寇准，但真宗对寇准的信任很快招来了妥协派的羡慕嫉妒恨。
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尤其擅长揣测圣意，也因此备受真宗的赏识。出于对寇准的嫉恨，他对宋真宗说：“澶渊之盟这样的城下之盟，春秋时期的小国都感到耻辱，陛下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澶渊之役就是赌博，陛下当时是寇准的孤注，他是用您的性命来做最后一搏！”
此言一出，真宗如五雷轰顶，颜面尽扫，对寇准的敬意和赏识逐渐降温，最终罢黜了寇准相位，而王钦若却因此被起用。宋真宗很担心辽国会再次入侵，由此威胁到自己的江山，很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再者他也认为“澶渊之盟”使他的皇帝威信大打折扣，也心有不甘。
于是，为了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在王钦若的诱导下，宋真宗决定通过封蝉泰山来从神道上确立自己的皇帝威信。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包括“封”和“禅”两部分。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之顶聚土筑圆台以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归于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之下的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以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
封禅泰山绵延了几千年，虽包含了对泰山神灵的极端崇拜，但更多的是一场政治秀。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等先后封禅过泰山，宋真宗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去泰山封禅的皇帝了。
他本想用大典来炫耀国威，以此挽回政治上的颜面，不想从此却将宋朝的政治带上了歧途。宋真宗此次封禅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今天泰山旅游业的“支持”，泰山的岱庙和碧霞祠两个建筑群，均由宋真宗创建。耗时17天的封禅泰山，花费了八百万贯钱，之后又为安放天书修建了极度奢华的昭应宫。
后人对于“封禅泰山”最为诟病的是，宋真宗君臣大兴祥瑞，粉饰太平，又广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为日后宋朝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
而所谓的封禅大戏，不过是一出皇帝的新装，而更为可怕的是，群臣和百姓明知那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却无人指出其面目。这样的政治与现实环境，这样的集体沉沦和麻木，正是大宋王朝一步步走向“靖康之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生态。
反方观点：澶渊之盟很成功
认为澶渊之盟很成功的学者，大都是以经济角度为出发点的。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史载“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于戈。”，此盟约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先后长达25年的交战史，有利于双方边境大片地区的生产发展、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从此，宋朝彻底把辽人拉入了大宋的货币圈。
宋钱与辽币，两者之间的的区别是：宋钱是用来在市场流通的，是财货保值增值的风向标，也是购买力的信誉凭证，其地位相当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辽币更多的则是流于形式，其意义接近于“纪念币”的发行。
契丹族最初以游牧渔猎经济为主，创建大辽进入中原地区后，才开始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也就是说辽国的市场经济远不能和当时的北宋相比，基本上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而北宋的商品经济已很发达。
在商品经济时代，谁的货币有影响力和扩散力，谁就拥有商品交易的解释权和货币操纵权。
我们先看大辽对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马牛羊骆驼等原始的畜产品，尤其是马匹，宋朝不仅不加以限制，而且鼓励高价购买。辽国的军事优势基本依赖于骑兵部队，宋朝大力购买马匹，在加强自己的同时，也等于在削弱对方。后来，辽国发现其中的玄机，就不敢再卖马给北宋了，并且下令，谁出口马匹，就杀谁全家。
《宋史》中记载：“北珠出女真，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于此。”，这说的是辽国因北珠而引来了灭国之灾。北珠是辽国大力向宋朝兜售的一种高利润产品，这种宝珠历来在王室贵族当中备受欢迎。物以稀为贵，获取北珠是女真人的拿手绝活，辽人为了得到此珠，便不停地虐待女真人，结果招来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引来灭国之祸。
此外，辽国也向北宋出口一些粮食和布匹，但买主是宋国边境的驻军。换言之，这些商品为北宋边防军节省了大批转运费，最根本的是，成交使用的是宋钱，而且定价权也在宋人。
反观北宋卖给大辽的货物是些什么呢？丝绸、粮食、茶叶、药品、书籍、瓷器、手工艺品等等，这些商品中有些已经是辽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且关键这些商品也是用宋钱结算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宋辽之间的交易结算均以宋钱为主，而据考古方面的发现，燕京虽然是辽国重要的铸钱之地，但辽代在幽燕地区所使用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的钱，在出土的墓葬中和多处窖藏的铜钱，都对这一说法予以证实。从而说明，辽国自铸的钱币在其境内流通的货币中，所占比例很小。
这样一来，北宋在双方的自由贸易体系中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北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折合总共也就是几十万两银子，而这几十万两银子对于北宋而言，很轻松就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又赚回来了。并开展自由贸易。这第二条对于宋朝而言，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完成。
由此可以说，尽管攻势咄咄逼人的大辽国在“澶渊之盟”中获取了表面的利益，每年接受北宋的纳贡，但实际上，由于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辽国已被纳入了北宋的“货币框架”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反倒成为真正的赢家。
北宋用几十万两银子换取的是119年的和平共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笔钱给的很值得，从而认为“澶渊之盟”，从经济角度看，它是成功的。
总结陈词：
这两种观点因何而生，恐怕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根溯源。古人对宋朝的印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主要代表人物为宋代的改革派，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为何持这种观点，因为改革派只有把现状描述成和改革目标相反的方向，才能制造出相应的舆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舆论战。
另一种认为宋朝弱而不贫，理学家们认为，宋朝需要改善的是道德，因为宋朝并不缺钱，主要缺德。
以上两种观点结合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即自然循环，就会找到宋朝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在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前期都会有一个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经济复苏，那么相对，必然在政治上会进入一个扩张时期，直至后期随着统治者的慢慢腐败，这个王朝自然也就走向衰落。
但是，宋朝比较特殊，它的经济发达，但是它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迎来一个较强的扩张时期。由此可以总结，宋朝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就是军事或者说对外关系上的孱弱。从而说明一个问题，尽管澶渊之盟换来了百年和平和经济上的繁荣，但是也让北宋的军事实力彻底陷入一滩烂泥中，导致北宋军队基本不会打杖了，也就是说，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不匹配，所谓的“和平”也就有了潜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