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女教思想，对女子各个社会生活层面的要求
一、宋代儒学对在室女的教化
1.宋代儒学对在室女的礼仪规范
传统社会十分注重礼教，养成一定的礼仪规范，是女子提升道德素养的重要方式。礼仪规范主要是指女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教导子女在各种场合下的正确的举止，有助于养成谦逊、恭敬、孝悌的良好品德，也有助于维护女子的形象和家庭中的地位。七岁的时候，男女便不能在一个席子上、也不能在一起吃饭，除此之外，女子一般也不能出闺门，这些礼仪是需要从小就掌握。司马光认为女子教育要从年幼时开始，帮助其树立规范的行为、培养良好的德性。但是对女子进行的教育内容要不同于男子的教育，男子要熟读经史子集，而女子教育则应该偏重于德行上的教育以及女工类的教育，为女子之后打理家庭内部事务奠定基础。
虽然女子不需要向男子一样参加科举考试，深刻掌握经史子集，但是一些关于女训女教类的专门著作应该纳入女子教育的范围，诸《列女传》《女诚》之类女训书籍都应该成为女子教育的内容，女子应该对这些书籍大致学习。司马光还提到对于皇宫内公主的礼仪教导，认为公主生于深宫，他主张应该由专门的礼仪老师来对公主进行教导，对于老师的挑选要慎重，选择一些德行良好的年长之人，朝夕相伴时刻教育，使其养成良好的礼仪规范，由此促进良好品德的形成。
朱熹十分认同司马光女子应该从幼年开展教育，深谙“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之道，女子幼年应习得男女有别，待到女子婚嫁之时，其父母姑嫂等亲属需要教导其应该遵守的礼节，女子应该谨遵各种礼仪规范，不能违背公婆的命令，也要遵守闺门中的礼仪，谦虚谨慎，守贞如一。总之，女子幼年在自家便开始接受礼仪训导，出嫁为人妇，到了夫家，又需要遵守妇人之礼。只有这样，女子才能维护在家中的地位，因此，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礼教伴随着女子一生。
2.宋代儒学对在室女的孝悌教导
孝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品质，从古至今，孝悌都是传统道德中永恒存在的品德。孝悌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且稳固的地位，因此，对孝悌的宣扬同样也是女教思想中的一项永恒法则。在传统儒家典籍中，有许多孝的事迹被记录下来。孝悌是中国女性墓志铭中的最主要的内容，即便是一些内容比较简单的墓志铭，也都会有所涉及，哪怕没有具体的事例，也会用一些赞语来宣扬。
朱熹在选择这方面的内容时，并不是空洞地夸奖，而是尽量将事实写得有故事性，过程有声有色，突出人物的个性，也就写出了尽孝的不容易，可以看出朱熹对女性的赞佩与同情。朱熹将每个女子尽孝的故事都描绘出各自的特点，写出了在特定的环境下尽孝之艰难，更加突出了女子的品质。对于女子的孝悌教导，除了要求女子对长辈尊重、孝顺之外，对于家庭内的同辈，兄弟姐妹也应该予以关爱。
3.宋代儒学对在室女的择偶要求
在择偶标准这方面，宋代儒学家提倡女子应该注重其品行而非门第财富。袁采提倡男女在谈婚论嫁之时，难能可贵的是找到品行优越的良人，不应该贪恋金钱门第等外在的东西，应该注重德性，否则遇人不淑将会遗憾终生。在商议女子的婚姻之事时，首先应当把男子的道德品行放在第一位，而不应该注重男子的钱财地位。因为当时宋代社会中有不少婚姻过于注重钱财，在谈婚论嫁过程中将钱财放在首位，在这样世俗婚姻的影响下，导致一些穷苦的男子不能在适婚年龄成立自己的家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为贪恋钱财而嫁女于夫家，导致女子在夫家地位较低，遭受虐待，无法在夫家有立足之地。
朱熹认为，嫁女论财，将女子用钱财来交换是买卖奴婢的做法，这样的婚姻到头来“往往终为仇钵矣”，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因此在择偶时应当先观察对方的品行，了解其家法家风，不贪恋富贵，富贵并不是永恒的，如果遇到富贵但不肖之人，此时的富贵甚至可能变为贫贱的隐患。朱熹尖锐地批判世俗婚姻，深刻理解女性在世俗婚姻中受到的伤害，详细阐述了“婚姻论德不论财”的观点。
朱熹认为婚姻以钱财为交易，是“夷虏”的做法，古时候男女结合，不以钱财为礼，而是通过德性选择而结成婚姻。他关于贫富可能因时而变，婚姻首要观察德性的观点，对于世俗婚姻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朱熹不仅宣扬女子在择偶方面应该遵循正确的择偶观，而且一生致力于将观点推行至真实的社会生活，朱熹用正确的择偶观规范家族女性，而且在其之后的从政生涯中，也大力推广其婚恋择偶观，抨击世俗婚姻，改善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二、宋代儒学对出嫁女的规范
出嫁“为妇”是女子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女子嫁为人妇不仅是角色上的变化，其生活的家庭环境也大为不同，完全到一个新的家庭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其间从“为人子女”到“为人妇”的角色转换，也带来了不同的职责变化。宋代儒学对于出嫁女的规范，根源是“男尊女卑”的哲学基础，女子为人妇，要明确“夫尊妇卑”，顺从丈夫，更要守护自己的贞节，忠于丈夫，做到从一而终。
1.提倡“夫尊妇卑”、“夫义妇顺”
“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夫妻关系是五伦关系的始源。天地运行，阴阳相生是宇宙发展的自然法则，阴阳相生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源头，男女关系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夫妇以义合”，这个“义”对于丈夫来说是要保障妻子的生活并处于尊上的地位，对于妻子来说即要顺从丈夫。《仪礼》中提到妇人的一生应该遵循三从，“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儒家都宣扬女子应该服从丈夫，夫唱妇随。范仲淹强调“男女正位”不仅表明男女各自的职责不同，同时要做到“夫为妻纲”，这也是各正其位的表现。妻子在承担家庭内部事务以及辅佐丈夫等职责之外，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就是对于丈夫的服从。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万事都顺从丈夫的想法，以丈夫的要求为准则，这才能坚守妻子的本分。范仲淹认为女子对于丈夫的服从即“和”，这是女子最重要的德性。范仲淹的主张的产生深受其母亲的影响，其母亲一生温和得体，孝敬父母公婆，以家庭为核心，将妇德完全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范仲淹认为妻子的顺从与贤德直接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因此，妻子必须养成良好的德性，时刻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在二程看来，夫尊妇卑、夫唱妇随，这是传统封建社会中永恒的法则。程颐认为男女在结为夫妇组建家庭之后，就完全归属于丈夫家，应该尽心尽力孝顺公婆，即使为自己的父母守孝也是不可以的。女性在生活中始终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只有这样才符合天理，达到“理之正”。
女子应该遵循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从于人也”，女子要听从父母的命令，兄弟的建议，媒人的介绍，男子先发表意见，而后顺从即可。“夫尊妇卑、夫义妇顺”这些定位是传统社会男女成家之后遵循的常道，女子一旦成婚，便只能以大家为主，以顺从男子为纲。对于丈夫的顺从是妇人的行为规范，妻子顺从丈夫是“吉”的现象。朱熹同样强调“夫义妇顺”，朱熹将女子对丈夫的顺从作为女子应该遵循的规范。即使女子身份尊贵，但是也不可以以尊贵在夫家娇惯，只能谦虚恭顺，尊敬丈夫，顺从丈夫，秉持妇道。
2.注重“抱贞守一”、“保节守义”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贞节对于女子来说是最重要的，整个社会对于女子的贞节非常看重，因此，教导女子“抱贞守一”，是儒家女教思想的重要篇章，从先秦开始已经是对女子的重要要求。宋代儒学家倡导的女子贞节观，不仅继承传统儒家的要求，而且在理学的影响下，贞节观被推向了一个高峰。司马光明确提出妻子应该忠诚事夫，守贞如一，妇人不仅以顺从为德，最重要的是“当终守于从一”。程颐在谈到夫妻关系时也强调夫妻之间难能可贵的是长久。提到二程，人们首先会想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是二程关于女子守节最为经典的主张。二程的贞节观在儒学发展史上达到了高峰，二程在关于女子再嫁问题上持有严厉的态度，认为女子应该守节，为了守节，必要时可以放弃一些东西，在这里，程颐认为女子即使饿死，也不能再嫁，一旦再嫁，就会失去自己的贞节。除此之外，孀妇是不可以娶的，如果娶了孀妇也是失节的行为。那么如果孀妇生活贫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再嫁，程颐认为，即使孀妇孤苦贫困，无依无靠，宁可饿死，也不能失节再嫁。
程颐这一观点无疑将封建礼教中对于女子的束缚拉到了一个高点，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程颐并没有将贞节观落实到不近人情的境地，因为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实生活中的贞节观尚未达到如此严格的地步。但是程颐这一观点，经理学家一再宣传倡导，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朱熹将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录入《近思录》中，表明朱熹对于程颐的贞节观有所认同。朱熹对守贞如一、守节不嫁的女子大力赞扬，他认为这些女子对于贞节的坚守是社会风俗之美的展现，有利于建立新的礼教秩序，维护社会的发展。
朱熹的主张并不局限于观点层面，而是致力于将其主张观点推行至社会实践，在他为官期间，朱熹努力实施它所倡导的礼教规范。朱熹通过奖惩制度来约束社会上的不规范行为，关于孝顺的子孙、有义的丈夫、守节的妇人，对其事迹十分突出的，要做到“依条旌赏”，而对于没有遵守礼教的人，应当检举，“依法究治”。理学的贞节观在程朱二人的推行下实为严苛，对封建社会的女子又加紧了束缚，对后世的女教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结
为了促进女子应该积极承担家族中的责任，宋代儒学家大力称赞持家有道的女子。在中国古代男外女内的分工格局之下，男子主要负责家庭外部事务，而女子主要打理家庭内部事务，女子自幼接受的教育皆是为其打理家务奠定基础，主持家务也是传统社会中衡量女性是否贤良的基本标准。儒家讲“修身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齐家对于男子而言，指的是宏观上的管理，而承担起齐家具体任务的是家族内的妻子，只有家庭内部平稳发展真正做到齐家，男子才能安心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