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私盐之争：从盐业的发展历程，揭晓清朝私盐泛滥的根本原因
盐不仅是常用的调味品，也是人体正常运行所需的重要化学物质，中国使用盐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说文解字》中对盐有如此解释：“天生者为卤，煮成者为盐”，古人将浓缩的海水称之为“卤”，将“卤”煮干就成了常用的食用盐。
在考古发掘中，至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盐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和史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对盐的控制都十分严格，《周礼》中称管理盐的官员称之为“盐人”，封建王朝越到后期，对盐的控制就更为严格。
至周朝起，国家就开始了管控盐，私盐不得贩卖，否则会被剁掉脚趾头，在这之后，历代王朝都不愿放弃盐这块大蛋糕，对贩卖私盐的惩治也越来越严，其实在明中叶之前，普通商贩能贩卖私盐的机会是极少的，因为制盐这一行当，都是由国家来掌控，但明中后期过后，中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加上当时明朝官方制盐效率下降，为了满足百姓需求，制盐逐渐交给民营，至此，盐商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存在，也让贩卖私盐逐渐泛滥。
清入关后，大部分制度都是延续明朝制度，盐法也不例外，为了控制私盐泛滥，清朝发明了一个新制度，既认票卖盐，在得到清政府的准许后，盐商就可以领票，前往盐井处购买盐，然后再运往全国售卖，而全国的盐井全都有官府控制，没有票就不能购买盐，从而控制私盐的泛滥。
但这一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盐商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就会私下提高价格，压榨百姓，百姓痛苦不堪，这也让私盐有了可乘之机。
二、私盐为何会泛滥？
自汉代起，中国的统治者就开始立下律法，不得私自煮盐卖盐，盐必须由官方售卖，也是自此开始，有了“官盐”和“私盐”之分，既由官方生产并合法销售的食用盐称之为“官盐”，反之则是“私盐”。
私盐贩卖的问题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疼的大事，随着朝代更替，到了清朝时，私盐贩卖的情况最为严重，并且因此分出了许多种类的私盐。
《商盐加引减价》中就有记载，私盐主要分为这六大类，分别为：场私、军私、官私、邻私、船私以及商私，由此就可以看出私盐问题之复杂，每个环节都有人私下偷盐并将偷偷私卖，首先“场私”，顾名思义就是在制盐的场合偷偷贩卖的私盐。
就以云南滇盐为例，部分制盐的灶户，平时多制造额外的盐，私下将其运输出去，并将其以低于官府的价格售卖于百姓，后来官营制盐改成民营制盐，私自贩卖私盐的灶户就更加泛滥，官府后来对此有所整顿，但私盐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场私的问题还未能解决，官私问题，又变得更为棘手。
在诸多私盐类型中，官私的危害最为严重，因为这涉及到了官员的腐败问题，就以云南制盐为例，清初时，政府对销售食盐的方法是“官运官销”，既从运输到销售，都为官府所为，制定者一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私盐泛滥，可没想到，这种销售方式，让许多官员从中谋取了大量的福利。
盐其实并不是稀缺品，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向灶户拿盐时多报重量，私下将多出的部分偷偷贩卖，以谋取巨额利润，灶户也从中获得好处，可谓是官民勾结，导致私盐问题更加泛滥，云南布政使张霖就因此获利160万两白银，康熙知道后，亲自审查此案，并将张霖除以斩刑，并对盐业进行更加严苛的管控。
在诸多私盐类型中，最难管控，也最难根除的私盐类型是“商私”，商私顾名思义就是盐商私下进行贩卖的食盐活动，原本盐商必须根据政府要求，按量按价进行食盐贩卖，并将所得的利润大部分上交国家，许多盐商对如此巨额利润垂涎三尺，于是就产生了私自贩卖食盐的想法。
盐商本来就有贩卖食盐的权利，所以想要查出是否贩卖私盐，本身难度就极大，盐商们和制盐的灶户们暗中勾结，灶户负责制造更多的盐，而盐商则负责将这些食盐售卖，盐商为了防止被查到，往往会将盐运出自己的辖区贩卖，甚至是运出省外，而运盐时，为了掩盖耳目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例如有的盐商会将盐和粗沙混合一起，运到目的地后，用小筛网将盐和沙子分离，这样就可以成功运输，并且不会被发现，更有甚者将盐溶于水中，之后再晒干，无数盐商利用各种办法，并暗中打点官员，官商勾结，导致私盐泛滥不断，并且屡禁不止，虽然惩罚力度也很大，可在巨额利润面前，无数盐商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进行着私盐贩卖活动。
私盐无法根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清政府为了私盐泛滥，制定了无数律法，也投入了大量的白银进行维护，可越是禁止，私盐就越泛滥，清政府的措施，只是缝缝补补，并没有找出私盐泛滥的根本原因，并对症下药，不过归纳起来，也并不复杂，清朝大臣也曾提及，可想要解决根本原因，对清政府来说，似乎更是一件难事。
查阅私盐泛滥地区的史料就会发现两个现象，一、古代食盐大多数是供不应求，其二、百姓选择私盐大多是因为物美价廉。
从这就可以逆向推导出清朝盐业存在的重大问题：一、清政府盐业的产能效率低下，产出的食盐无法满足百姓的需求，二、所产出的食盐质量良莠不齐，且价格太贵，导致更多的百姓选择购买私盐。
就以广西一带为例，广西食盐的主要来源是海盐以及井盐，但海水晒盐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受天气影响很大，官府又禁止百姓私自卖盐，遇到连续恶劣天气时，食盐的产出就会下降，导致供不应求的情况出现，为了解决此问题，清政府只好向云南、四川等地进购食盐，而古代运输效率低下，漫长的运输时间，冗杂的运输线，为私盐提供了市场，许多商贩便私自从其他地方囤积食盐，因此牟取暴利。
再以井盐为主的云南举例，清康熙年间，为了响应发展西部计划，康熙派了大量人移民前往云南，进行土地开荒，开采矿产，一时间云南涌入了大量人口，人一多，就得需要更多的盐，可人口迁移的同时，清政府并没有建设更多的盐井，这导致官盐一度供不应求，日常生活又不得不没有盐，这又为私盐的泛滥提供了必要条件。
遇到暴雨天气，盐井被毁坏的时候，云南产出的食用盐更是少之又少，为此清政府又只能向邻省借调食盐，这又为私盐提供了可能。
而在产出充足的情况下，百姓也更多倾向于购买私盐，原因很简单，相较于官盐，私盐更加物美价廉，清政府对盐的赋税极为严重，为了谋取利润，有的省份税率高达70%，这给盐商留下的利润空间实在太小，再除去工人开支，几乎所剩无几，可商人都是趋利而行，为了赚钱，又要满足食盐的提供量，盐商只好降低官盐的质量，有的甚至会将泥沙与盐混合，再售卖。
而私盐是不需要交税的，留给商人的利润空间更大，所以盐商就可以用质量更好的盐，对于百姓而言，也更加喜欢私盐，这也是清政府私盐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由此来看，又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对盐业管理上存在的巨大弊端，盐作为必需品，在人口较少的秦汉时期，政府来管控食盐，实行专卖还有可行性，可在人口已经过亿的清朝，官府还在专卖食盐就不适用了。
清朝版图大，人口多，需求大， 而能够卖盐的机构少之又少，根本无法满足百姓日常需求，而盐又是必需品，这其中的利润十分可观，在市场经济下，有需求就有市场，无论是官、商、民，都是为了“利”而活，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朝廷试图通过管控食盐，来实现独吞食盐这块大蛋糕，可管控力度又不够，于是私盐就出现，仍有清政府如何加大力度进行管控，都无法杜绝，因为本身制度就错了。
这也反应了一个问题，日常必需品所带来的利润是很可观的，可如果想要垄断必需品，并以高价来让民众服从，这是行不通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商品的价格可以在价值附近波动，可如果远远高于价值，就会出现许多竞争对手，从而拉低其价格，这对于清政府而言也是一样的，清政府想通过其强制力控制盐价，私盐则会拉低价格，使其趋于真实价值。
简而言之，清朝私盐泛滥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政府管控力度不够，而是其根本制度就错了，巨额课税下，政府掠夺了大量财富，而付出劳动力的商民却获得了最少的利润，导致食盐这一行业出现了畸形，在官盐价格日益升高，质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没有理由不选择物美价廉的私盐。
而对此，清政府只想着惩罚贩卖私盐的商贩，而不是提高官盐的竞争力，这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康熙起至宣统末，清政府始终都没有办法杜绝私盐，反而越来越泛滥，这其实不是坏事，而是历史进程中必定会经历的历程。
参考资料：《清史稿》《盐法志》《清代盐政变化》《云南通志》《清代云南私盐发展与移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