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漕运水手是怎样的群体？从史料分析，探讨漕运水手犯罪之根源
而主要负责漕粮运输的就是漕运水手，这些水手大多都是从运河沿岸的州县中，通过地缘或血缘关系的方式招募的一些游民。整个清代漕运水手人数达到了10多万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而漕粮运输又路程遥远，风险也大，故而这些水手需要互助互济，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拉帮结派的现象。
在李世喻的《青帮早期组织考略》中，认为清代漕运水手是一群目无法纪、没有斗争目标，只会依附统治者的流氓无赖，也有人认为这些漕运水手敢反抗官府，做出犯罪行为，颇有反清复明的意思，而且他们的行为已经对社会构成了危害。
在陈峰的《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中则指出，这些水手之所以拉帮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互相帮助，精神上互相安慰，从而增强和官府的抗争，客观上构成了社会危害。而吴琦在《漕运和中国社会》一文中则指出，是民间宗教的力量渗透到漕帮中，从而导致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青帮等一些民间秘密组织的出现。
漕运在清朝初期时便继承了明代的运军制度，在一些纳粮的省份组织了运军的队伍。每年一到运粮期间，就会挑选一些运丁负责运输任务。每个地方的运丁和漕船都会以“帮”为单位来运输漕粮，每帮所需的漕船数量都不同，少的话有二十多艘，多的话则有七八十艘，因而漕运队伍又叫漕帮或船帮。到了顺治后期，因卫所屯地大量丧失，再加上运丁承受的负担太重，从而导致漕粮运输工作极为艰苦，漕运水手的待遇却极其低下。
关于漕运水手的身工款项“《漕运则例》所载各省一两五钱到二两不等，称雍正年间所定久未推行，至嘉庆五年前任漕臣铁保奏加头舵各工一千文，水手身工五百文，亦属实”。到了嘉庆年间，虽然增加了水手的身工款，但也不过才3两而已。
由此可以推断，每艘船上雇佣的水手都不是有家庭的人，大部分水手都是从运军中雇佣而来，他们大多都是来自别省的贫民。而且这些水手一般都是从其他职业中被排挤出来的散民，成分极为复杂。
从宫中朱批奏折和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可以得知，漕运水手大多数都来自山东至江苏运河沿线的州县，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江苏两省。而且，很多同籍贯的水手还会互相介绍对方加入船帮。比如道光八年，水手李二楞邀请李二和尚和曹二楞上岸去酒棚喝酒，这时王大小也进来酒棚歇脚。李大楞认出他是嘉白帮的水手，便上前斥骂他，王大小自然不依，最终几人便动起手来，最终王大小被打死了。王大小的叔父和他同在嘉白帮，便央求头目帮忙抢回了王大小的尸身。
清朝初期的时候，因大量的运丁逃走，导致运丁制度难以维持下去，为了让漕粮运输正常运行，各船帮都在暗中雇佣水手。直到康熙三十五年时，清政府正式规定允许雇佣水手，此后漕运制度中便正式确立了雇佣水手政策。但雇佣的水手极为复杂，大多都是从其他职业中排挤出来的人。根据档案中可知，大部分漕运水手都来自江苏和山东等省份，其中一部分水手还是通过血缘关系或地缘等相互推荐，加入船帮的。
按理来说，水手是运军雇佣到船上来协助漕运的，理应受到运军的管束，但“旗丁多由私弊，每为水手挟制各帮运弁，因循疲玩，并不约束严禁，任纵水手等”。
每个船帮的水手中都有一个总头，负责烧香供佛，被称为师父或老官，所有水手都听从他的指挥。由此可知，水手被雇佣到船帮后，运弁和旗丁虽然是他们的法定管理人，但因为私弊而被水手挟制，导致无法再管理他们，故而老官成为了漕运水手的实际管理人。而且又因为漕运水手的职业特色，各个船帮的舵工和水手都各立教门，多收门徒，并结为死党，听从教主的指挥，这里的教主就是老官。
在漕运回空以后，漕运水手就被遣散了，这时他们的食宿就成了重要问题。比如浙江省的水手大部分都是山东或北直各地的人，当漕运回空以后，他们就没地方可住，就连生病或是死亡都没地方掩埋。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漕运水手便各自出钱兴建庵堂，这样一来，当回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庵堂居住，每天只需要给4分银作为饭食费。并且每人各缴5分银作为香烛钱就可以了。当庵堂的饭食费有剩余的时候，就作为沿途有事诉讼的费用。这些庵堂为那些回空水手提供了住宿、饭食、诉讼等福利，既保障了水手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障了漕运制度的稳定。
不过这些漕运水手大多为无业游民，对法纪没什么观念，故而在漕粮运输过程中，经常发生犯罪行为，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抢劫。由于漕运水手的待遇极低，很多水手便会和同伙一起打劫民船来增加收入。
第二，勒索身工银。漕运水手的身工银低，工作又极为艰险，漕粮在长途运输中经常会受到沿途盘剥，故而有些水手会在途中勒索身工银。
第三，运输私货。国家特许漕船可以携带一定限额的私货出售，因此，有些水手会和私贩同伙，进行私货贸易。此外，还有骚扰商民行船、帮派之间的械斗和殴打官弁等等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水手的经济收入极低，才会出现各种犯罪行为。不过这些水手的犯罪行为并不是为了反抗官府，而且，那些无业游民加入漕运水手后，因为特殊的职业性质，逐渐变得互救互助。而到了清朝的中后期时，漕运行帮内部已经形成了权力体系，各个帮派为了维护本帮的利益，经常会出现帮派械斗。同时漕运水手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运输私货，从而使大运河成为了一条走私路线。
漕运水手不仅是最底层的劳动者，破坏性也极强。他们抢劫、勒索身工银、骚扰敲诈商民行船，甚至殴打官弁和帮派之间械斗等等，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他们做出犯罪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漕运水手经济收入低。山东、河北、江苏一带的无业游民为了维持生计，便加入到漕运水手中，但漕运工作极为繁重，经常要在漫长的运河中航行，甚至时常会遭遇逆行、搁浅、穿闸、过坝等各种情况，所以，水手们不得不用纤绳拖拉着船只前行。要是遇到洪水、天气突变或是河道困难的话，甚至可能会船毁人亡。
每年漕船都要行驶八九个月，或是更长时间，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若是漕运水手一旦病倒的话，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而且漕运水手经常还会遭受仓官坝吏的敲诈勒索等等，这些漕运水手一年的身工款才七千多文，连生活都成问题。根据《清宣宗实录》记载，漕运水手一个月的俸禄才一两二钱。工作如此艰苦，身工款一年却只有七千文到二两之间，所以这些漕运水手的生活是极其窘迫的。
每当漕船回空的时候，漕运水手还会利用职业便利，私揽货物南运。而沿岸的商人也会和这些水手合伙，把运河变成一条走私路线。甚至有些奸商还会盗卖漕粮，经营高利贷，把钱借给漕运水手作走私货物的资金。由此可见，漕运水手是在社会条件和经济限度内，争取增加最大经济收入的。
第二，漕运水手多为游民，缺乏家庭观念。大部分漕运水手都是没有籍贯，到处流浪的，所谓“类皆无籍匪徒”，他们没有任何拖累，不懂法纪，经常更换帮船，甚至随时出走，如果是短纤的话，更是聚散无常。由于这些漕运水手可以自由受雇，所以流动性极大，漕官运弁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他们的行动。
而且漕运水手是依靠体力生存的，待遇极差，根本无法安家置业，特别是每年冬季的时候，由于漕船停运，这些水手被遣散，没有活干，甚至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无依无靠，极其悲惨。所以在这期间，水手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做犯罪行为。
由于水手在漕运的时候，经常发生聚众行凶等犯罪行为，为了维持漕运秩序，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比如雍正曾下令漕帮不得雇佣无籍水手，并由地方官负责稽查。到了道光年间，清政府又推出了相关邢律，规定“粮船水手伙众十人以上，执持器械抢为首者，照强盗律知罪；为从减一等。如十人以下又无器械者，照抢夺律治罪。出结之旗丁头舵拿送，此免罪；如容隐不首及徇庇不拿者，此照强盗窝藏之律分别治罪”。
所以，清政府为了积极预防漕运水手的犯罪行为，不仅要求漕运旗丁雇佣有籍贯的人为水手，到了清朝中后期，为了约束水手，还极力推行政策。只是由于没有改善漕运水手的待遇，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漕运水手的犯罪行为仍经常发生。从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间，漕运的弊端便逐渐显现出来，体现出了国家对漕运的控制力正在逐渐减弱，同时也促进了漕运基层力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