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南宋同汉朝、唐代以及北宋一样，一概属于集权专制的朝代。可是，与汉朝、唐代乃至北宋相比，南宋宦官权势明显削弱。

在通常情况下，宦官无非是皇权的附属品。为什么在集权专制的南宋时期，宦官权势反而削弱？

这一历史现象由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促成，并非不可理解。

1、南宋没有宦官之祸的客观原因

所谓客观因素是指两宋之际宦官势力接连遭受惨重打击。

淳熙年间，吏部侍郎李椿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宦官势力发展的三部曲：

阉寺之盛，…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

宦官势力在两宋之际，使两次恶性膨胀到了人们“畏之”、“恶之”，直至“群起而攻之”的程度。

第一次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

这年二月，开封城里的老百姓“群起而攻宦官，杀之者不可胜数。”宋钦宗迫于公议，将李志道等内侍治罪，至于童贯、梁师成、李彦等恶贯满盈的特大宦官则先后被处死。

靖康二年四月，在金军掳掠北上的10余万名各色人等当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内侍。还有一批宦官如容机、卢公裔在混乱之中，作鸟兽散。因此，宋高宗即位之初，宦官人数锐减。

此情有左正言邓肃的上疏作证：

陛下临御以来，所用黄门，比之上皇（指宋徽宗），仅百之一；比之渊圣（指宋钦宗），仅十之一。

可是，不久又出现了宦官“人数渐多，其势颇盛”的局面。

第二次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

这年三月，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命令部下“分捕中官，凡无须者皆杀之。”

单就苗、刘杀戮宦官这一点来说，得到了不少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

如江淮两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吕颐浩上疏说：

近闻将相大臣剿戮内侍，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宋高宗只得将宦官康履交出，由苗、刘当众腰斩。垂帘听政的宋哲宗孟皇后又顺水推舟，惩治了一批宦官。

当时，留在宋高宗身边的宦官仅15人。其数量之少，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兵变平定以后，宋高宗召回被流放到外地的宦官，中书舍人季陵上疏反对：

蓝王珪之流，复有召命，党与相贺，气焰益张。众召僧徒，广设斋会，以追荐钱塘之被害者。行路见之，疑其复用，莫不切齿。

季陵的建议虽然未被全部采纳，但宦官势力在遭到惨重打击以后，一时很难复原。这无疑在客观上为朝廷削弱宦官权势提供了条件。

2、南宋没有宦官之祸的主观原因

所谓主观因素是指南宋统治者不得不记取现实的教训。尽管早在北宋时期，士大夫就喋喋不休：

汉唐乱亡，皆坐内侍，为我宋鉴，可谓明矣。

但这毕竟只是历史的经验。

而靖康之祸与苗刘之变则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宋高宗更是亲历其境、身受其害，教训相当惨痛。

他说：

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微杜渐。

宰相赵鼎当即附和：

陛下圣虑及此，社稷之幸！

靖康之祸是一场宦官之祸，这个说法虽然并不确切，可是南宋的士大夫普遍这样认为。

他们一再上奏劝告宋高宗，宰相赵鼎讲得比较简要：

政（和）、宣（和）之祸，流毒至今，不可不戒！

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说得比较具体：

崇宁以来，奄寺得志，用王承休故事而建节旄，用李辅国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权，用龚澄枢故事而为师傅。

王承休是前蜀的内侍，居然官至天雄军节度使；龚澄枢是南汉的宦官，竟累官内太师。宋高宗曾陷身金营，并险些被金军俘获，随同其父兄北上。

他不用劝告，一即位便表示：

联将规复旧章，不以手笔废朝典，不以内侍典兵权。

宋高宗听说“士大夫有阴结内侍者”，立刻“既骇且怒，以谓此风浸不可长”。

他在建炎元年(1127)十月，下诏规定：

今后两省使臣不许与统制官、将官等私接见，往来同出入。如违，追官勒停，编管远恶州郡。

这类规定如果严格加以执行，在南宋人看来，“足以惩崇宁、大观之积弊，而去靖康之乱根”。

可惜并未及时兑现，以致当时人叹息：

建炎以来，此徒复炽。

苗刘之变固然是一次兵变，但由宦官跋扈所激成。

内侍康履、蓝珪曾任康王府都监，并主管机宜文字，与宋高宗的关系相当特殊。他们“以蕃邸旧恩用事，颇勿诸将”。特别是康履，“有轻外朝心”，“尤妄作威作福”，对武将大耍威风，甚至“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

苗傅、刘正彦对此愤愤不平，他发动兵变理由便是：

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

苗、刘公然称兵作乱，强迫宋高宗退位，逼迫孟皇后垂帘，拥立年仅3岁的皇子为皇帝，改元明受。苗刘之变因而又称明受之变。

靖康之祸，宋高宗虽然受惊，可是毕竟幸免于难；明受之变，时间尽管短暂，然而宋高宗身罹其祸。无怪乎兵变平定后，宋高宗刚复辟便在建炎三年四月下诏：

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

并强调：

自今内侍不许与主管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非所管职务擅行移文取索、贴占屋宇、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外朝非亲戚亦不得往还。如违，并行军法。

此后，大臣们一旦发现宋高宗放纵宦官，立即直言极谏：

明受之变，起于内侍。覆车之辙，不可不戒！

整个南宋时期，一提起靖康之祸与明受之变，统治者真可谓谈虎色变。

这两大事件到淳熙年间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吏部侍郎李椿仍喟然长叹：

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

宋孝宗“闻靖康、明受语”，马上回答道：幼亦闻此。

他心有余悸，“蹙领久之”。总之，对于南宋统治者来说，削弱宦官权势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3、南宋君主采取削弱宦官权势的措施

南宋统治者削弱宦官权势，具体措施不少，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裁减宦官员额。

宋高宗登基不久，即致力于这个方面，并在绍兴六年(1136)七月下诏强调：

内侍官已裁减外，各有定额，今后不得额外增添。

此后，他又在绍兴九年六月、十八年闰八月，分别将内侍省寄班祗候的员额规定为15人、入内内侍省听唤使臣的员额规定为60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在绍兴三十年九月下诏将内侍省撤销。

诏书说：

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张官置吏，徒有冗费，可废并归入内内侍省。

两大宦官机构，从此合而为一。

宋孝宗刚即位，殿中侍御史张震便指出“宦者员众”，建议加以裁减。

宋孝宗当即表示赞同：朕有此意久矣。

他在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决定：

限内侍员，以二百人为额。

后来考虑到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身边需要宦官，他才在乾道三年(1167)正月，把宦官员额增加到250人。

为了防止宦官人数增多，南宋统治者采用下面3条措施，严格控制宦官来源。

首先，严禁私设蚕室。

所谓蚕室，即是阉割之所。在“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的南宋，宦官大肆阉割儿童为养子，以致“官刑之室，宦官之家皆有之。”

其后果极其严重：

蚕室中小儿，十不得四五，少得生全者。

朝廷因而严加禁止，实行“官置蚕室，选精于其事者掌之。”其目的据说在于体现“祖宗好生之德”，其实主要是为了减少宦官来源。

其次，限制宦官进子。

宋孝宗说：

祖宗以来止许进一子，朕意欲依祖宗法。

他在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接受张震建议，会庆节（宋孝宗生辰）停止宦官进子。宋宁宗时限制宦官进子的规定，至少可以举出下面两项。

一项是：

诸内侍官授武功大夫至武翼郎者，荫补依所授官法，累奏不过二人，即不许奏补内侍官。

另一项是：

内侍省陈乞恩例，亲属充寄班祇候，以十年为限。

二是限制宦官升迁。

按照制度，“内辖一司，自来止以小珰为之，取其服勤恭谨，易以禁制。”入内内侍省的职务“以三年为任”，“官品高则外补”，目的在于“不使日增月益，声生气长，以贻害无穷”。

与这一制度相适应，出于削弱宦官权势的需要，宦官的升迁实行寄资法，其主要内容是内侍阶官依法至内东头供奉官止，再迁则转出，依外官例归吏部。宋孝宗便以“严内侍寄资法”而著称。

宋宁宗在嘉定十六年(1223)十二月，更如明确地作出了限制宦官升迁的限定：

内侍官都知、副都知、押班许转至遥郡承宣使止，带御器械许转至遥郡观察使止，干办御药院、干办内东门许转至遥郡防御使止，非任门司以上不得转遥郡。

“遥郡”是相对“正任”而言，遥郡的品位以所带阶官为准，正任能参预朝谒御宴，而遥郡则不能。由于限制颇多，宦官升迁困难，下面3件事即是其例证。

例一：宋高宗时，冯益特迁宣政使受攻击。

中书舍人胡寅反对的依据是《吏部内侍转官法》：

昭宣使转宣政使，系碍止法。如以功转，即合回授。

他上疏质问：冯益“有何功绩？”并且不惜忤旨，坚决抵制：所有冯益词命，臣不敢撰行！

例二：宋宁宗时，王德谦升任节度使不果。尽管制书已草成，但参知政事何谵“不押制书”，右谏议大夫刘德秀“闻之，率台谏交章言其不可”。宰相京镗更是怒不可遏，请求将制书撕毁。

宋宁宗问：

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

京镗断然予以拒绝：

此门不可启！节钺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愿陛下以真宗不予刘承规为法，以大观、宣政间童贯等冒节钺为戒。

结果，王德谦升官的企图化为泡影。

例三：宋理宗时，董宋臣任押班遭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礼部侍郎牟子才，他上疏说：

董宋臣自小珰至于大官，二十年间，皆兼领此职。

这违背了“官品高则补外”的原则。

宋理宗将其奏疏出示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齐声称赞：

宋理宗只得加以笼络，把他提升为礼部尚书。

三是惩治不法官吏。

从宋高宗开始，即“严前后省使臣与兵将官往来之禁，著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之令”。此后总的趋势是法网越来越严密，这一情况在残存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有比较具体的反映。

按照这部法典，宦官将受到流二千里惩处的不法行为便有以下4种：

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还或出谒接见宾客者； 诸内侍官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者； 诸内侍官辄与见任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送者； 诸内侍官非所管职务，擅行文移，取索贴占屋宇者。

宦官如“因使私贩物”，则处以“徒二年”。

干办皇城司冯益尽管是宋高宗的亲信宦官，但宋高宗一听说冯益“关交外事”，很快将他免职。宦官与统兵官交结，更是惩治的重点。

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宋高宗得知宦官郑（千干）与侍卫步军司统领张守忠交通并接受其贿赂，立即将郑（千干）除名编管，而张守忠则被贬官。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是宋高宗的爱将，他受到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王十朋的控告：

三衙管军辈与北司深艾固结，盗陛下之大权！

所谓“北司”者，宦官之别称也。宋高宗当机立断，“解杨存中兵权”。

四是不许宦官干政。

宋高宗多次告诫宦官：

各恭乃职，勿预他事。

宋光宗在绍熙三年(1192)，根据宰执大臣的建议，下诏强调：

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

南宋统治者在原则上不许宦官干政，具体说来，大致有下面三个不许。

一不许议政。

入内内侍省押班邵成章是宋代宦官中难得的敢于直言极谏的“忠臣”，他在建炎二年正月，上疏斥责宰相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必误国”。尽管他“忠”心耿耿并言而有据，宋高宗仍勃然大怒。侍御史马伸替邵成章辩护：

成章缘上疏得罪，今是何时，以言为讳。

邵成章还是被除名，编管于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罪名是“不守本职，辄言大臣。”

后来，宋光宗时官至宰相的留正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对此加以肯定，其理由是：

内侍言大臣，固在所当责。

建炎二年七月，宦官王嗣昌又因“好大言，议国政”而被解职。绍兴五年七月，致仕于四川的宋钦宗朝宦官卢公裔本来可以按照规定返回临安，但宋高宗认为“此人极不平稳”，“若使归内侍省，必侵预外事”，因而安排他在外地担任有职无权的宫观官。

二不许拟诏。

建炎二年四月，宫中有个内侍向宋高宗禀报：

讲读官某人敷陈甚善，臣今拟奖谕诏书以进。

三不许荐人。

为了防止宦官与官员勾结，早在北宋时，宋仁宗便于皇祐元年(1049)七月，下诏明确规定：

臣僚毋得保荐要近内臣。

宋高宗又从另一个方面不止一次强调：

朕何尝容内侍荐人！

内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当重置于刑！宦官郑湛因荐举官员、官员句龙庭实因系宦官所荐，分别在绍兴七年四月、十三年十一月被解职。

五是不令宦官管军。

如果说北宋宦官权势受到限制的关键在于宦官不掌机要，那么南宋宦官权势进一步削弱的要害就在于宦官不管军。“不以内侍典兵权”，宋高宗继位之初，立下这条规定，此后很少违反。

淳熙八年(1181)正月，宋高宗的亲信宦官陈源被任命为添差浙西副总管，遭到权给事中赵妆愚反对，宋孝宗马上表态：其言极当，甚不易得。他收回成命，并下诏规定：内侍见带兵官者，并与在内宫官，永为定制。

南宋宦官不仅不领兵，而且不监军。走马承受公事这一官职的从有到无，尤其值得注意。

走马承受“名为承受，其实监军”；地位虽低，权势却重。

宋高宗接连两次下诏削弱其权势，强调走马承受隶属于帅司即安抚使司。

建炎元年十二月诏称：

今后应走马承受公事职事并依祖宗法，如违以违制论，委帅臣奏劾。

总之，从总体上说，南宋宦官大致是既不领兵，又不监军的，更没有出现像李宪、童贯、谭稹那样的统兵宦官。

这正是南宋宦官的权势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所削弱的关键之所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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